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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的高考故事 －－作者：毕航通 我是一九六五年参加高考的。 中学六年自己发奋攻读，刻苦学习，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高一时全校评选出一男一女两名“满堂红”（各课成绩均在九十分以上）学生，我作为男生当选。然而，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习好并不是什麽好事。因为父母解放前信过基督教，出身中农的我成了“只专不红”的理所当然的“嫌疑人”。 高三毕业时，为了提高名牌大学的升学率，学校按惯例在毕业班中搞突击入团，指定几名“又红又专”的准备报考清华、北大（结果一个也未考取）等一流大学的学生，毕业前加入团组织。由于绝大多数同学认为，被突击入团的同学不符合团员的标准，带有明显“走后门”的性质，学校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毕业班同学的强烈不满。大家议论纷纷，怨声四起。学校怕事态扩大，影响升学率，决定将此事弹压下去。于是一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运动在毕业班开展起来。 由于我本来就是“只专不红”的嫌疑人，加之我对学校这种弄虚作假，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也表示了尖锐的不满，查来查去，我竟成了破坏毕业班安定团结的“罪魁祸首”，本着“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的政策，学校在高考前把我被揪了出来。 在教务主任的主持下，毕业班召开了对我的揭发批斗会，事先规定：与会的同学都必须发言，否则就是立场有问题。就连平时和我最要好的同桌，也迫于压力揭发我借给他两元钱（买饭票）以应急，是“收买人心”。平时慈眉善目的校长也在会上讲了话：“该生一家子都信道……”。 批斗会结束时，主持人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毕业班之乱不是我的责任，根本问题是突击入团引起的”。由于我态度顽固，批斗会后被学校隔离审查。此时，距高考已不足一周。 我在隔离室想：像这个样子还参加什麽高考，就用反省的纸和笔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份“自愿放弃高考，回家务农，请求开释”的报告书。没想到学校的答复竟是：不行，就算每科考下来继续写检查也得上考场。对学校的这个答复，当时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事隔多年后，从知情的任课老师那里我才明白，学校为达到整人的目的，但又不愿遗人无故剥夺考生高考权利的话柄，学校私下的说法是，反正已把他的思想搞乱了，让他考，谅他也考不上，岂不两全其美（人也整了，也让他考了，考不上是他自己的事与学校无关了）? 高考前夕，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最后的冲刺，我被关在隔离室，独自一人反省，连饭都有人送，直到高考的前一天才把我放出。 我就是这样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高考结束后，其他同学都返回各自的家乡，我再度被隔离，继续反省。半个月后才允许回家。 家乡的父老乡亲纷纷问我考得如何，我无言以对；母亲问紧张不紧张，我亦无言以对。 当其他同学在考场上紧张得双手发抖，汗湿衣襟时，我却出奇的镇静，因为我知道答也枉然。只是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应付着试卷上的每一道题，会的，就写出来，仅此而已。然而，这种超脱的心态帮了大忙，竟比平时的考试发挥得还好，当然，这是后话。 那时的高考填报志愿是在考试之前。我被隔离时志愿早已填过了。因不是团员也不是红五类，第一志愿填报的是东北地区一所大学的铸造专业。心想：抬一锅铁水，铸一颗红心，总可以吧？其余的志愿都是听天由命式地瞎写的。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首都的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给我发来录取通知书，直到今天我也回忆不起当年是否填过这所学校。 离开冀中的中学后，我心中始终有个疑团：学校既然那样蛮不讲理的整人，为什麽还允许我上大学？ 一九九三年母亲病重，表哥从家乡来探望母亲，在医院母亲的病榻旁，我和表哥聊起了这段往事（因表哥此时就在我当年就读的那所中学工作），表哥说回校后打问一下，你当年的数学老师现在担任校长了。这样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最后对我处理时，学校有关人员意见不统一，少数人主张在该生的档案里加盖“政治不合格”的印章；多数人则认为，究竟为了什麽，非要无端地断送自己多年培养的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的前程，于心何忍？人家考上了，就刀下留人吧。经过再三斟酌，人道占了上风，我才得以成为首都高校的一名大学生。 这段往事已过去四十三年了。高考过后，我又历尽人间坎坷，并最终离乡背井来到这座小城，小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每年高考的时节，看到考生们走出考场的幸福身影，我都会想起当年亲历的高考情景，恍若隔世，真想晚出生四十年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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