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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诰》
原文-出自《尚书》之《周书》
1、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2、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聪听祖考之遗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3、酒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厥父母庆，自洗腆，致用酒。 4、酒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尔大克羞耇惟君，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5、酒诰: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6、酒诰: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 7、酒诰: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8、酒诰:王：“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 9、酒诰: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夫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 10、酒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11、酒诰:王曰：“封，汝典听朕毖，勿辩乃司民湎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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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酒诰》说起 《酒诰》是周公告诫康叔应该如何对待饮酒的问题。它首先讲戒酒的重要性。其次，从反靣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指责“后嗣王酣身”。 “后嗣王”明显指帝辛，但为什么不直说帝辛，像《牧誓》一样“今商王受”，而偏要绕弯讲“后嗣王”呢？ “嗣王酣身”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周公说：“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 “后嗣王酣身”的说法原来是周公听来的。 既是听来的，可信度就不高。把道听途说当事实，就是不负责任。 “后嗣王酣身”造成人怨天怒，上天将“亡殷的大祸降给殷”，结果殷亡了。上天亡殷的说法，今人一看便知是骗人的鬼把戏。 况且，如此严重的灭国大罪为什么殷亡之前周公竟未“闻”呢？殷亡前，周人派大量人员到殷国探听消息，搜集帝辛的罪过。为什么帝辛的“亡国”之罪――“酣身”，竟没搜集到呢？如果搜集到了，为什么《牧誓》历数帝辛“罪状”时，竟只字未提呢？为什么武王们进入纣都朝歌之后，还要寻找殷亡的原因呢？ 可见帝辛生前并不存在“酣身”一亊。 为什么殷亡五六年之后，周公又听到了帝辛沉湎於酒呢？答案只有一个：无中生有。 在卫康叔上任的时候，周公为什么对他专门讲饮酒问题呢？ 酒是一种用粮食釀成的饮料，在古代，粮食是造酒的基础。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人们除了吃饭，有了剩余的粮食，方可做酒。 从某种意义上说，酒的多少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生产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如果生产力低下，粮食少，国君为了保住老百姓不被饿死，就要限酒或禁酒。如周，生产落后，劳动人民辛苦一年仅可维持生活。没有多余的粮食做酒。作为国君，也不得不在民间禁酒，以免由于大量做酒，消耗更多的粮食，造成人民的更大贫困，甚至饿死。所以，西伯昌禁酒，把酒作为侈奢品，禁止人民饮用。但姬昌对自己并不禁酒，“饮酒千钟”。〈《论衡》〉 纣王时期殷的农业发达，生产水平高，人们有余粮做酒，所以，殷人多饮酒。纣王不用在民间禁酒。 “文王饮酒千钟”。因为周公的父亲爱饮酒，而且大量饮酒。周公看到了大量饮酒的危害，会出洋相，甚至会误大事。殷人爱饮酒，周公怕他小小年纪的弟弟到朝歌之后，像父亲一样染上大量饮酒恶习，所以拿帝辛开刀，用“听说”引入。 这个问题从最后谈戒酒的措施时，也可以看出一点端睨。 除了要求大家强行自我戒酒外，周公对康叔说：“‘群饮。’汝勿佚（放纵），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酒诰》） 周公二次东征之后，大谈饮酒，并且对参与“群饮” 者格杀勿论。那么，周公对“群饮” 者 为什么如此痛恨？为什么要下如此之重的毒手呢？ 这令人想起了被“三监”监视的殷遗民。殷国有酒，失国之后的殷遗民，失去了自由，沦为了奴隶。他们以酒浇愁。他们聚会饮酒，发泄痛苦，发泄悲愤。甚至研究报复。后来殷遗民愤怒了，叛乱了。这给周人带来危机。所以周公痛恨酒，痛恨“群饮” 。 由痛恨酒，痛恨“群饮”，到痛恨殷遗民，直到痛恨帝辛。帝辛岂能不饮酒，帝辛岂能不沉湎酒！ 后来，就有人大讲帝辛沉湎酒色，搞什么新花样，长夜之饮，酒池肉林等。《史记》指责纣王“好酒淫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今天还有人深信帝辛嗜酒如命，还分析说帝辛酒精中毒，铅中毒。这样的人，“学问”真是太大了。 但是汉代的王充就不信帝辛沉湎酒色，搞什么长夜之饮，酒池肉林。他从帝辛本人特点，酒与人体健康，操作细节等方靣，驳斥了从酒方面对帝辛的攻击。 那么，纣王是否是一个酒鬼呢？ 王充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传》语曰：桀纣垂腴尺余。“纣为长夜之饮，糟邱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昼夜。是必以病。病则不甘饮食，不甘饮食则肥腴不得至尺。《经》曰：‘惟湛乐是从，时亦罔有克寿。魏公子无忌为长夜之饮，困毒而死。纣虽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纣同行则宜同病，言其腴垂过尺余，非徒增之，又失其实矣！” 王充的意思是说，纣如果是个酒鬼，白天黑夜一直饮酒，必然会病，不思饮食，消瘦，甚至会死，肚上怎么能垂那么多肥肉呢？既然有那么多肥肉，他就不会是个酒鬼。纣王是酒鬼的说法，不仅是夸大，而且是失实。 “传语又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倒拽九牛”，“言其多力也”。既然纣王有这么大的力气，他就不会是个酒鬼，也不会是个色鬼。 纣王是否以酒为池呢？ 王充说：《传》语曰，纣沉湎於酒，以糟为邱，以酒为池，牛饮者三千人，为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夫纣虽嗜酒，亦欲以为乐。令酒池在中庭乎？则不当言长夜之饮。坐在深室之中，闭窗举烛，故曰长夜。令坐於室乎？每当饮者，起之中庭，乃复还坐，则是烦苦相踖藉，不能甚乐。令池在深室之中，则三千人宜临池坐，前俛饮池酒，仰食肴膳。倡乐在前，乃为乐耳。如审临池而坐，则前饮害於肴膳，倡乐之作不得在前。夫饮食既不以礼，临池牛饮，则其啖肴不复用杯，亦宜就鱼肉而虎食。则知夫酒池牛饮非其实也。 《传》言曰：纣非时与三千人牛饮於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纣之所与相乐，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数不能满三千人。《传》书家欲恶纣，故言三千人。增其实也。 王充从酒池的地点，牛饮过程的操作，倡乐肴膳的安排，参加淫乐的人员等方面分析，“三千人牛饮於池”是不可能的事。再者，一个能容三千人嬉戏的池子该有多大？在院子里没法长夜，在屋子里，这么大的池子需盖多大的房子，当时的建房技朮能盖这么大的房子吗？ 要灌满这么大的池子需要多少酒啊！当时的技求和建筑材料能解决防漏的问题吗？如果倒入的酒还不够漏，怎么嬉戏？还不够窝心呢！ 纣王是否悬肉为林呢？ 王充说：《传》又言，纣悬肉以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间。是为醉乐，淫戏无度也。夫肉当内於口，口之所食，宜洁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间，何等洁者？如以醉而不计洁辱，则当共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间，何为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间。《传》者之说，或言车行酒，骑行炙，百二十日为一夜。夫言用酒为池，则言其车行酒非也。言其悬肉为林，即言骑行炙非也。或时纣沉湎覆酒，滂沱於地，即言以酒为池。酿酒糟积聚，则言糟为邱，悬肉以林，则言肉为林，林中幽冥，人时走戏其中，则言裸相逐，或时载酒用鹿车，则言车行酒、骑行炙，或时十数夜，则言其百二十，或时醉不知间日数，则言其亡甲子。周公康叔，告以纣用酒，期於悉极，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邱酒池，悬肉为林，长夜之饮，亡其甲子。圣人不言，殆其非实也。 王充认为，把纣王说成酒鬼“非徒增之，又失其实矣！”说纣王搞肉林酒池，都是“其非实也”。 王充既否认纣王是酒鬼，又认为肉林酒池，牛饮者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亊。这都是对纣王的污辱。 《传》语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唯酒无量，仲尼之能也。”如此，文王、孔子比纣王还沈酗于酒，最低也称得上大酒徒，或者说大酒鬼。 “姬旦酒殽不撒，故能制礼作乐。”这岂不说明姬旦也是个酒徒。 文王、周公、孔子，都能大量饮酒，他们都好。唯独纣王喝酒就不好，就是罪恶。同样一种行为，文王、周公、孔子做了就好，就无罪，殷纣王做了就不好，就有罪。这是哪家的逻辑？ 文王周公自己随便喝酒有功，群众喝酒就有罪，就该杀。由此看，文王周公，其公平何在？其圣人何称？ 纣王自己喝酒，也允许群众随便饮酒。这岂不是证明纣王与众同乐？这怎么能说纣王就有罪，就是暴君？如此，公平何在？功罪何分？ 如果从公平的角度说，当年文王与纣王同饮，纣王不如文王的酒量，文王可作纣王的酒保镖。 论酒量，纣王不及文王，论对酒的独享，纣王也不及文王。为何纣王有罪，文王有功呢？ 纣王既不是酒鬼，也没有肉林酒池之亊。在酒的问题上纣王何罪之有？ 从《酒诰》指责“嗣王酣身”，到后人指责帝辛肉林酒池，三千人牛饮，系一脉相承。纯属造谣生事，毫不可信。 《纣王是暴君吗？》曰：纣王酗酒不容否定。纣王时奴隶主们酗酒成风，史料确凿，由此可见整个社会的腐败。事实上，武王伐纣，未举纣王酗酒之罪。纣王酗酒资料，见于周朝的内部文告，是周公在事后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何必故意夸大纣的罪状呢？这又怎能说成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首先说纣王酗酒不容否定的资料来源。 纣王酗酒资料来源于“内部文告”，这个“内部文告”就是《酒诰》。如果说《酒诰》是“内部文告”，此话不当。 《酒诰》是告诫之文。告诫的对象是封，是“妹土”的殷民们，是官员们〈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告诫的地点是“妹邦”，方式是“明大命”，是“明”。这怎么是“内部文告”呢？除了封、“妹土”的殷民们、官员们，还有“外”吗？ 《酒诰》并不仅仅“是周公在事后教育康叔和成王的”。它是公开宣传的。它为什么不能“故意夸大纣的罪状呢？” 把“闻”来的消息当真是不负责任。根据不负责任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结论是不可相信的。不可相信的结论为什么“不容否定”呢？ 在饮酒的问题上，胡乱给帝辛编造罪名，用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又有什么过错呢？为什才么不能说成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又有人说，偃师县发现了“酒池”，所以帝辛搞酒池是有根据的。帝辛国都在朝歌，把酒池建到偃师。去酒池玩一次，跑几百里地，来回过黃河。他图什么？简直是笑话。
《酒诰》是周代一篇著名的带有政令性质的历史文献，传为周公姬旦所作，约成文于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
周公名旦，以采邑在今陕西扶风县周原附近而称“周公”。他是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之弟，辅佐武王灭掉了商纣。灭商后二年，武王病死，“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值此危难之时，周公扶立武王幼子姬涌为王，并以摄理政事而代称王，遂将作乱的管叔、蔡叔和纣王之子武殷平定。分封诸侯时，将殷商之民迂移故地，并驱使他们营造济邑新都，稳定了天下大局。周公摄政七年，在洛邑归政成王。自己与召公姬爽“分陕而治”，专心致志于制礼作乐，为周朝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受敬重的一代政治家。 《酒诰》成文于周公平叛后。《尚书》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从周公事迹可见，除了“制礼作乐”应在“致政成王”之后，其余大体不错。由于周公躬亲政事，对殷商败亡的历史教训感受最为深刻，因而在分封康叔去商朝旧都朝歌的时候，特意写下了这篇《酒诰》。 在周公看来，商纣之亡国，与夏桀亡国有极为相似的历史原因，那就是酗酒丧德。《大戴礼记·少闲》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而商纣崇饮湎酒远胜于夏桀，诸如“酒池肉林”、“长夜之饮”等，有过之而无不及。大盂鼎铭有“率肆于酒故丧师”的说法。这种说法同《酒诰》所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是一致的。可以认为，当时所以这样说，并非是取代政权后，故意对前代政权竭尽诋毁之能事。实际上，《酒诰》也没有一味指贵商人“沉耽于酒”。对于从成汤到纣王这些商代先王，还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以国事为重，办事勤恭谨慎，“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但到商代后期就不同了，尤其是纣王，“惟荒湎于酒”，以至于国沸民怨、自取灭亡。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周公提出：“无彝酒”（不可经常喝酒） ；“饮惟祀”（只有祭祀、为父母、老人祝福时，才可以喝—些酒）；“德将无醉”（饮酒要有节制）；“定辟：蚓汝刚制于酒”（定立法规，你们必须严格遵守关于酒的法规）！最后，周公恳切地说：“封，汝典听联毙。勿辨乃司民湎于酒（姬封，你要记取和思考历史教训，不要让你的官吏和人民沉湎于酒）！” 从表面上看，这是周公写给他的小弟康叔（姬封）的，以劝告他到朝歌建立卫国时，注意治理国政，革除酗酒恶习，其实这也是告诫所有分封子弟诸侯的一份施政纲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篇文字，才使周公考虑到更深层次的问题，从国家体制的根本大局上，解决意识形态和社会教化的规范问题，以便进—步巩固周代的政权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酒诰》是周公进行制礼作乐的理论探讨，并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完整的国家典章制度的思想基础，即使在当时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历史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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