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宗元哲学思想论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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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昌和
中国古代哲学有先秦、宋明、明清三个重要发展时期。柳宗元生活的唐朝时期哲学理论的发展以佛教哲学占主导地位，先秦传统的哲学的发展则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柳宗元是唐代为数不多的几位继承了先秦哲学传统并饶有建树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论著篇章不多，但其哲学思想十分丰富。
一、柳宗元的自然哲学
柳宗元的自然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天对》、《天说》、《礻昔说》、《断刑论》、《三川震》等文中，主要论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
（一）“元气革化”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柳宗元的哲学本体论主要继承了先秦和两汉时期的元气论。我国先哲最早提出元气本体论的当是易卦的作者。据传，易卦的第一位作者是伏羲氏。而据文王重卦的传说，易卦作成的时间最晚也在商周之际。易卦以阴、阳爻构成卦象和象征天地万物生成变易的方法，表明了作者以阴、阳二气作为世界本原的思想。另据《易纬·乾凿度》的解释：“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太初者，气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质之始。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所以，易卦应是中国古代元气本体论的最早起源。我国第二部以元气作为世界本原的著作是《老子》。该书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沖气以为和。”这里，“一”是“沖气”的分子，“道”是“沖气”的整体，“沖气”是“阴”、“阳”未分的混合之气，“二”就是阴阳二气或天地，“三”是阴气、阳气和天地之间阴阳混合的“沖气”。所以，老子也是元气本体论者。此后，以元气作为世界本原的还有西汉《淮南子》、东汉王充、晋王弼等代表著作和代表人物。
柳宗元对先秦、两汉元气本体论思想的继承，主要反映在《天对》一文中。在该文中，他以回答屈原《天问》的形式说：“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厖味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这就是说，世界的本原状态对于人类是茫然不可知的，有关的种种传说不过是一些缺乏事实依据的猜测。世界的存在悠久而广大，奥妙无穷，是没有人能作出准确描述的。因此只能大概地说，在那天地未离、明暗未分的太始之初，只有元气的存在。由于其运动变化，才产生了天地万物。这样，柳宗元不仅以自己的方式解答了屈原关于世界本原状态的疑问，同时也坚持了先秦和两汉哲学的唯物主义元气本体论，并为宋明哲学家张载、王夫之等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他自己的全部哲学理论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
（二）“无功无作”的自然观
如果说“元气”是世界的本原或始基，那么天地万物又是怎样由这种始基演变形成的呢？或者是否存在一个具有目的意志的创造者呢？对此问题，柳宗元以前的中国哲学家要么存而不论（如孔子、孟子等），要么认为天地万物都是“元气”自然演化的结果（如《周易》、老庄、《淮南子》、王充等）。所以，汉以前的中国哲学家，实际上没有一个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柳宗元同样是跟《淮南子》和王充一样，继承了易卦作者和老子的元气演化思想。在《天对》一文中，他以与屈原《天问》应对的形式写道：
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泠，交错而功。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輠浑沦，蒙以圜号。问：惟兹何功，孰初作之？对：冥凝玄厘，无功无作。
这就是说，天（阳）、地（阴）、元气三者统一于元气，三者通过冷热变化、相互作用而生化万物。所谓的九重天，也不是谁经营构造的，而是浑沦的元气在不停的旋转运动中自然形成的。
柳子关于元气旋转运动而形成天地的思想最早见于《老子》第25章。其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所以，这也是中国古代见诸文字的最早提出的“星云假说”。柳子的这一思想虽然是对先哲思想的继承，但毕竟通过了他自己对天体运动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是从客观的天体运动来推测其形成过程，这说明柳子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前人的观点，而是包含其自身认识的。另外，有学者曾批评把中国古代哲学的元气本体论同康德的“星云假说”作比较是盲目攀高、妄自尊大，这是没有道理的。康德的“星云假说”虽然有其近代科学基础，但谁能肯定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不曾受中国古代哲学的元气本体论思想的影响呢？所以，柳宗元的元气演化论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三）“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的无神论
在本体论和自然界的演化过程问题上，柳宗元以前的中国哲学的确缺乏唯心主义的形上思辨，但在“天”是否有目的意志的问题上，则不乏唯心论或有神论。如我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假借“天命”以“天子”自居，并以“天”的赏罚意志恐吓人民，以实现对人民的精神统治。大儒孔子常以“天命”论证其仁政学说，墨子主张天有意志而信鬼神，董仲舒虚构了臭名昭著的“天人感应”论，道教兴起则把道、天地、圣人神化了。魏晋南北时期的有神论的理论和世俗迷信更加泛滥，因而激发范缜大胆提出了“神灭论”。唐代的有神论随着佛教和道教教众的得势而流毒天下，甚至因强烈反对唐宪宗迎佛骨而遭到贬斥的韩愈，也在给柳子的信中提出了“天”有赏善罚恶意志的观点。因此，为了回答韩愈“子以吾言为如何 ”的提问和阐明其无神论思想，柳子便作了《天说》一文。他写道：
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于果蓏、痈痔、草木也。”“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
这就是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像果蓏、痈痔、草木那样腐而生虫的自然物质，是没有赏功罚祸之目的意志的。自然界的灾害是自然事物运动变化的结果，人们的祸福都是由人们自身的行为引起的。期望天地有“哀”的情感和“仁”的动机，这只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此外，在《礻昔 说》一文中，柳子还针对人们的祭祀活动作了无神论的解释。他说：“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谩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其意是说，神的存在是不可验证的，圣人发明祭祀的方法，其目的不是为了敬神，而是为了教育人，使人心存善良而不为非。在《断刑论》一文中，他又对“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这种行赏罚必依天时季节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说：“或者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顺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因此他认为，赏罚应及时方可有效，而不必固守天时季节，“滋其懈怠”。对于地震现象，他在《非国语·三川震》一文中也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说明地震现象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而不是“天”有目的意志的行为。
总之，柳宗元的本体论、自然观、无神论是一以贯之的，始终坚持了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二、柳宗元的历史哲学
柳宗元的历史哲学思想比他的自然哲学思想更为丰富，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重要方面。
（一）“交焉而争”的国家起源论
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对国家的起源殊少有人论及。但柳宗元著《贞符》和《封建论》两篇文章，比较深刻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在《贞符》一文中，他如此说：
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风雨雷雹暴其外，于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饥渴牝牡之欲欧其内，于是乃知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斗。力大者搏，齿利者啮，爪刚者决，群众者轧，兵良者杀。披披藉藉，草野涂血。然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阻，用号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绍者嗣，道怠者夺。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游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于是有圣人焉曰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功有德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尧年老，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
这段话详细描述了国家起源的状况。他认为，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以群居方式而生活，因饥渴寒冷、利益相违而争斗，由个人之间的争斗又演变为群众性互殴和有组织的冲突，从而导致军队的产生，军事统帅又演变为君主。于是，国家就诞生了。以后经过黄帝至尧、舜几代君主的努力，进行建章立制，分封诸侯，起用“有功有德有能者”，国家就有了她的基本制度并具有了相应的规模。
在《封建论》一文中，柳宗元对国家起源的过程作了更详尽的论述。他说：
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
简言之，国家就是因个人与个人、族群与族群的利益斗争、族群内“君长刑政”的产生以及族群间的兼并与联合逐步产生的。
柳宗元“交焉而争，睽焉而斗”的国家起源论与法国近代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暴力论”各有不同侧重，卢梭认为由于存在社会暴力而产生契约型国家，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产生阶级压迫的国家，柳宗元则从族群内和族群外两个方面的利益斗争论述国家的起源，但三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认识到了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暴力斗争。因此柳宗元的国家起源论，既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也大大超越了他所处时代的认识水平。
（二）因“势”而治的历史理论
柳宗元的因“势”而治的历史理论是在《封建论》一文中提出的。他写作该文，是为了反驳汉唐以来一些政客和历史理论家们主张复辟“封建”的观点和阐明自己的因“势”而治的理论观点。“势”，是该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主要是指与“圣人之意”相对立的某一历史阶段的客观形势。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等圣人治理天下，之所以采用封建制而不采用郡县制，乃是由于客观的“势”而“非不欲去之”，更不是出自主观的“圣人之意”。对此，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他从国家起源的角度指出，最初的国家是产生于族群内部的利益斗争与族群间的兼并与联合，由于当时各族群或部落相对独立，诸侯众多，方伯、连帅们势力强大，因此黄帝、尧、舜等天子只能与这些诸侯、方伯、连帅们结盟而治，顺应他们“死而必求其嗣而奉之”的要求，承认其统治一方的权力，以维护天下的安定局面。
其次，他又分析了殷、周不变革封建制的历史原因。他说：“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服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这里，诸侯“归殷者三千”，“归周者八百”，同样是以招抚的方法使其归顺，而不是以武力征服，故其强大的势力亦不可削去，只能“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让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继续裂土而治。
其三，秦、汉王朝都是通过兼并和征服手段建立起来的，原有的诸侯势力已被清除，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完全掌控在天子手中，不必顾忌诸侯势力“末大不掉”。所以秦王朝废除封建制，建立郡县制，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的。
其四，为了增强其理论说服力，柳宗元还提出，要分辨国家政治制度的得失，必须把“政”与“制”区别开来。他认为，“制”必须符合“势”，“政”必须利于人。周王朝的灭亡在于其“制”之失，因“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王朝后期周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其“丧久矣”。秦王朝的灭亡在于“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对人民施行暴政，“非郡邑之制失也”。汉王朝违背历史趋势，“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结果“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疾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策，削离自守。”所以，不辨“政”、“制”，不顾客观形势，妄议复辟封建，这是开历史倒车，根本不可取。
柳宗元把三代及其以前时代实行封建制的历史原因归结为客观的“势”而非主观的“圣人之意”，这是十分深刻的。他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中分析“政”与“制”的区别、得失，其研究方法也是正确的。宋代苏轼对他的《封建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昔之论封建者……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东坡续集》卷八《论封建》）。当然，从今天的观念来看，由于柳宗元的“势”概念仅仅着眼于某一历史阶段的具体政治局势，没有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去分析，也没有从中揭示规律性的认识，所以是具有一定历史局限性的。
（三）“受命不于天，于其人”的非天命论
假借“天命”，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和人身奴役，是古代社会中外统治者惯用的手段。一些御用理论家或政治帮佣也故意危言耸听，捏造谎言，欺吓群众。柳子之前，有许多无神论者对天命论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但在中国思想史和世俗生活中，有神论与无神论、天命论与非天命论始终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因此，柳子不仅从世界观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指出自然界的“天”是没有目的意志的，而且把这一思想引入了他的历史理论，使其历史理论成为关注现实的理论。在《贞符》的序言中，他明确表示该文是对董仲舒等“推古瑞物以配受命”、“逛乱后代”之语的驳斥而“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在正文中，他通过赞颂唐李王朝历代君主“十圣济厥理，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愈深，仁增而愈高”的统治功绩，从而提出了统治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的非天命论思想。他说：“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这些自然现象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无必然联系。统治者只有“视民情”、“怀民视”、“降明德”、“生明翼”，“以敬于人事”，才能“保人斯无疆”。柳宗元的非天命论思想主要继承了先秦哲学的民本思想，但又抛弃了孔孟的天命论思想。因此，柳宗元算得上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四）“利于人，备于事”的为政思想
柳宗元提出非天命论思想，主要是为了解决统治者的思想认识问题，引起他们对民生问题的重视。但要重视民生，又不能停留在思想认识上，因此柳宗元又进一步提出了“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时令论上》）的为政思想。他还说：“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时令论上》），故应“敬授人时”，使天下“乃学乃仕，乃播乃食，乃器乃用，乃货乃通”，“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视民诗》），这样才能达到君民互利，“左右惟一，出入惟同”的治理效果。
但是，民生问题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在如何利民的问题上，先秦百家都曾提出自己的主张。如管子主张“实仓廪”，墨子主张节俭，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主张“制民之产”，老子主张清静无为，荀子主张“强本而节用”，如此等等。在此问题上，柳子可说是博采众长，尤其是受老子“我无事而民自富”的无为思想的影响较深。在《晋问》一文中，他通过拟想的吴子之口说：“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已，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是也。”这俨然是描绘了一幅老子式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的图景。另外，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他一方面通过郭橐驼之言说明了养人如同养树，只有“顺木之天”，才能“以致其性”的道理，要求官吏们清静无为，还民自由，以养民之性，利民之生。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官吏们事无巨细瞎指挥，时常“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旦暮催促耕、植、缫、织之事，使民“辍餮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这实际上是一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的扰民、病民之举。所以柳宗元“利于人，备于事”、使民“自利”的为政思想，既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又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针对性，即使在今天，也能使我们有所感悟。
（五）“立中道以示”的道德教育思想
儒家政治理论十分重视对官吏与人民的道德教育，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虽然兼容百家，但毕竟以儒学为本，所以也很重视对官吏与人民的道德教育。他说：“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地也；仁义忠信，犹春夏秋冬也”，“明以鉴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质，充之而弥六合，播之而奋百代，圣贤之事也”（《天爵论》）。这说明他把道德教育摆在了治理天下的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如何对官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上，柳子更有高见。在《时令论》一文中，他针对《月令》用“言五行之反戾、相荡相摩妖灾之说”等吓唬人的言论来欺吓人们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赋予《月令》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针对那些“昏昧傲诞”之人的。他们本来就对道德问题认识不清和缺乏自觉，如果用一些怪诞邪说和恐吓言论去迫使他们遵守道德，他们可能就仅仅是接受了这些怪异诞说，对道德要求的意义不理解，结果他们就会被“祷禳、厌胜、鬼怪之事”惑乱其心，使他们的行为更加怪辟失去道德约束。所以，他明确提出了“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的道德教育宗旨。所谓中道，即中正之道或中庸之道，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正面的道德要求。“立中道以示”，就是进行正面的道德教育。正面的道德教育，对那些恶习成癖的人的教育效果不一定好，但不会把他们引向新的邪癖。所以柳子又说：“是故圣人为大经存其直道 ，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时令论》）。可见，柳子主张进行正面的道德教育，反对用怪异邪说吓唬受教育者，这是很有见地和切中道德教育真谛的。
（六）“官为民役，民可黜官”的民主思想
柳宗元出身于一个幕客家庭，他的家庭所属社会阶层比较接近社会底层的人民。他接受的教育以及后来被推荐为“二王”改革集团的中坚人物，也使他更为深切地同情人民疾苦和富于坚持社会正义的精神。他被贬永州以后，来到这南荒之地，更多、更深入地接触到各种社会底层人民，也更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生活的艰辛和倍受压迫的愤懑心情。同时他对当时官场大多数官吏仗势欺诈百姓和殃民祸民的行径也经常耳闻目睹。所以，薛存义这样一位为官于零陵的七品县令，不避荒远，坚持报国爱民和勤政廉政的事迹，使他倍受感动，也引发了他对官民关系的深入思考。由此，柳宗元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官为民役，民可黜官”的思想。在《送薛存义序》中，他这样说：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从而又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其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柳宗元提出“官为民役，民可黜官”的思想，比起先秦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民本思想，理论上是破天荒地跨前了一步。因为，民本思想的实质是君主专制下的重民思想，即重民固本，通过重视民生问题来巩固专制制度的统治基础。如《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荀况说：“君者，舟也；庶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这都是从巩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上说的。所以，民本思想仅仅是对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的表述，而没有改变“君为民之主，民为君之臣”的关系。柳宗元提出“官为民役，民可黜官”的思想，则把官与民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颠倒为“役”与“主”的关系了。民是“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的雇主，官则是民的受雇者。雇主可以雇用佣者，也可以辞退（“黜”）佣者。这已经属于“人民作主”而非“为民作主”的理论范畴了。所以，柳宗元实际上已经提出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即民主思想。柳宗元在中国封建社会繁荣鼎盛时期提出这一思想，确实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先驱了。只可惜，他的声音太微弱了，也没有把这一思想进行系统的发挥，他身后的一千多年间，中国社会也没有自发产生工业革命，因此，他的这一思想火花就长期地被湮灭了。
柳宗元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贡献早已为世人充分肯定，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影响极大。他的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至今仍然脍炙人口，被人们广为传颂。但他的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被发掘出来，并且这些思想处处闪耀着哲人智慧的火花。所以，我们今后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宽柳宗元思想研究，使其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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