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明皇和杨贵妃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杨国忠，原名杨钊，与杨贵妃是从祖兄妹关系，亲戚关系疏远，不是直系。杨钊的祖、父辈都定居于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父亲杨珣，曾任宣州司主参军，家中生活穷苦。母亲张氏，是武则天宠爱的面首张易之的妹妹。杨钊从小品行不端，不学无术，行为放荡，吃喝嫖赌，为族人乡里所不齿。少年时代特有的生活经历造就了他精明机灵的特性。
三十岁时，杨钊在家乡混不下去，就发愤从军，到蜀郡当屯田兵，因成绩优异本应该提职。益州长史张宽不喜欢他的为人，就借故先打了他一顿，然后任命他当新都尉。任期满后，杨别更加穷困，无以为生。蜀中有人叫鲜于仲通的富豪，看他相貌堂堂，言词机敏，就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这一时期扬钊和堂叔父杨玄琰家有一些小来往。杨玄琰死时，他去帮助料理丧事。不料一来二往，竟和从妹（后来的沈国夫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当时杨玉环已随叔父去了河南，和这位堂兄并不相识。
后来杨钊在成都赌博，输了个精光，便逃往关中，当了几天扶风尉。因为不称心，又回到四川，依附于鲜于仲通门下。娶四川的倡伎裴柔为妻，养了几个儿子，生活贫苦，潦倒不堪。  唐代金器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打听到杨贵妃出生于蜀，就想方设法派人到长安与她家结交，以寻求政治上的靠山。鲜于仲通和章仇兼琼有很深的交情，就把杨钊推荐给他。章仇兼琼见杨钊精明机灵，能言善辩，非常高兴，委任他为“推官”。以上贡“春绨”为名，前往京城长安打点关系。 天宝四载（745）十月，杨钊抵达长安。他挨个拜访杨氏诸兄妹，分送上精美的蜀货，并说；“这是章仇公送的。”于是，得了人家好处的杨氏诸兄妹常在唐玄宗面前夸奖章仇兼琼，博得了玄宗对他的好感；并把杨钊引见给玄宗，说他精通“樗蒲”（一种赌博游戏）。唐玄宗得知杨钊是贵妃的亲属，就把他留在京师充职，允许他可随供奉官出入禁中，不久又任命他做金吾兵曾参军。这虽说是个闲职，但给杨钊日后升官发财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在长安站稳脚根以后，杨钊利用杨氏姐妹的关系，巧为钻营。一方面，他经由虢国夫人为媒介，接近杨贵妃，小心侍奉唐玄宗，竭力讨他欢心；另一方面，杨钊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有一次，杨钊参加内宜宴会，做“樗蒲”游戏时，负责计数。他记录得又详细，又精确，唐玄宗看到后戏称他是个“好度支郎”。度支郎中是户部负责统计核算财赋收支的官吏。唐玄宗这样说，无非是借此夸奖杨钊的算机精明。但杨氏姐妹抓住玄宗的那句话不放，多次提及让杨钊担任此职。唐玄宗顺水推舟，命他在御史中丞王鉷手下做判官。 天宝时期，权相李林甫陪客太子李亨，利用杨钊是皇亲国戚，得玄宗宠爱而敢在他面前进言，竭力拉拢到自己麾下。杨钊乘机投靠，作为自己向上爬的机会，因而伙同杨慎矜、吉温等人充当爪牙，积极参予迫害太子李亨势力的各种行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把太子的许多党羽除去。李林甫先是提拔杨钊当监察御史，后又提拔做检校度与员外郎，兼传御史等。杨钊又善于揣摸玄宗的心思而投其所好，以聚敛有功，很快升为度支郎中。天宝七载（748）六月，又升迁为给率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成为很有影响的重臣。 天宝八载（749）二月，为了显示天下殷富的景象，唐玄宗率领百官参观左藏，特赐杨利紫衣金鱼袋，以表彰他的聚敛之功。次年，杨钊兼任兵部侍郎。同年十月，唐玄宗根据标钊的请求，平反为张易之兄弟。为了表示忠心，杨钊说自己的名字带有“金”和“刀”两字，大不吉利，请唐玄宗另赐一名。唐玄宗便赐其名为“国忠”。在唐玄宗看来，杨钊是“忠”于“国”的，可以委以重任。  唐代金器短短几年中，杨国忠从一个小小的判官，一跃成为仅次于宰相李林甫与御史大夫王鉷的重臣；可谓官运亨通。诚然，杨国忠是依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而步入仕途的，但究其飞黄腾达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天宝时期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他本人善于敛财的本领。如果只靠裙带关系而没有一定的才能，以及过人的精明，他是不会爬得这么快的。 杨贵妃在杨国忠的升迁之路上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谁也不清楚。史料显示，杨贵妃本人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从不过问政事，但她客观上还是助长了杨国忠为首的腐朽官僚集团势力的兴起。为了巩固自己在内宜的专宠地位，她需要借助外成势力的大力支持，杨国忠的发迹恰恰具备了这一条件，成为她政治上的靠山。他们是互为靠山的。杨国忠的权势越大，这种关系就越显重要。唐玄宗前半生对外戚的宠遇是很有分寸的，通常只授予闲职、散官，开元初对王皇后家属，开元中对武惠妃家属，都不委以重任。因为他深知外成专权的危害，这股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连君王都难以控制他们，最终祸国殃民。但对杨氏外戚一族，唐玄宗却是过于纵容，可见其晚年是何等的昏庸、糊涂。就算唐玄宗是出手牵制李林甫专权和控制朝臣的目的，也应该把握好尺度和火候。但实际上他却没有。 杨国忠能发迹，还有一个人起了很大作用，这人就是宦官高力土。他为了讨好杨贵妃，处处帮杨氏一族的忙。因为朝廷内有李林甫，外有安禄山，杨氏一门要在朝中站稳脚跟，非得有人撑起门户不可。杨铦、杨錡皆庸碌之辈，难当重任，只有杨国忠胸有成府，心狠手辣，善于玩弄权术。高力士看准这一点，就极力扶植杨国忠，使杨国忠不断得到升官掌权的机会。从开元到天宝，选择宰相一级的高官，唐玄宗大多听取高力士的意见，李林甫、韦坚、安禄山、高仙芝等，全都得到过高力士的帮助。有了高力土的鼎力相助，杨国忠如虎添翼。 杨国忠在朝廷混到高官显位以后，对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情况知道得更全面深入了。他发现权相李林甫有安禄山东北方镇军事力量等支持，太子李亨也有西北方镇军事力量或明或暗的支持，而这两大军事集团自己根本进不去。如果没有地方方镇军事力量的支持，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力、地位就有很大限制。特别是发生一些不测事件时，更是要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才可能安全。因此，他急需笼络军事力量，作为政治上的后盾，而可能支持他的就是他所熟悉的剑南军镇。 当时，南诏已归附唐朝，南诏清王常带妻女来谒见汉族地方长官；路过云南时，太守张虔陀总要强留诸王的妻子，供他奸宿，并敲诈勒索。南诏王阁罗风不肯受此屈辱，张虔阳恼羞成怒，就命人辱骂他，并向朝廷奏报反而诬陷阁罗凤并给他捏造罪名。阁罗凤被逼无奈，就发兵攻陷了云南郡，杀死张虔陀，占领夷州三十二个。唐玄宗听说阁罗凤造反不禁大惊，准备发兵攻讨。时值天宝九年（750）年末，杨国忠升为京兆弃不久，就乘机推荐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率兵攻打南诏。杨国忠把这当作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安插了同党，又可借此机会树立军功，以培植西南军镇势力。  唐代银器不料鲜于仲通是个无能之辈，既无政治才干，又不懂军事。他率军八万，分兵两路，大军行至曲州（今四川阳通）和靖州时，南诏王阁罗凤见唐军声势浩大，惧怕抵挡不住唐军进攻，就派使者前来和谈，表示愿送还俘掠的人口和物资，修复云南郡城归唐。鲜于仲通却扣押了使者，轻率地拒绝了和谈请求，下令继续进兵。天宝十载（751）四月，两军在西洱河交战。结果，唐军大败，六万多名士卒被杀，统帅鲜于仲通差点丢了性命，狼狈逃还。阁罗凤怕后军再次攻击，于是归顺吐着。 杨国忠对旧日恩人鲜于忡通百般包庇，极力替他隐瞒打了败仗，谎报战功，使鲜于仲通反得到奖赏。 在杨国忠的策划下，由鲜于仲通出面奏请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玄宗听他极力强调四川地位的重要，批准了他的奏请，授杨国忠权知蜀郡都督府长史，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 紧接着，杨国忠再次请求攻打南诏。唐玄宗下制，在两京（长安、洛阳）及河南、河北地招募士兵。北方兵员身强体壮，善于作战，但他们不服南方水土，害怕瘴疠之气，听说去南诏打仗，大多数人都不愿应募。杨国忠依仗权势，派御史分道督捕，强行征募，激起了关中和中原百姓的强烈不满。 杨国忠有自己的如意算盘，继续对南诏发动进攻定会有利无弊。如果这场战争能侥幸取胜，就顺理成章地树立了自己的声威，就是失败了自己也不会担心什么，因为天高皇帝远，他可以故技重演，掩败为胜。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利用边镇的多事，从此控制剑南地区的军镇集团，并把它培植成仅次于东北军事集团、西北军事集团的第三大军事力量。天从人愿，不久，杨国忠又从唐玄宗那里讨得山南西道采访使的要职，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取代李林甫 随着杨国忠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他与长期操纵军国大权的宰相李林甫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他们都是腐朽贵族、官僚统治集团的代表。他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李林甫代表旧贵族官僚的利益，杨国忠则代表新贵族的利益。一个在竭力维护既得利益，另一个则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在玩弄权术方面，杨国忠比起李林甫，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林甫善于献媚取宠，妒贤嫉能，口蜜腹剑，阴险专横。他从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开始任宰相，前后长达十几年。面对这样一个政敌，杨国忠自有主张。他首先收买了李林甫的心腹酷吏吉温，采纳了吉温提出的剪除李林甫党羽的建议，先打击李林甫的亲信党羽。天宝八载（749），刑部尚书、京兆尹萧炅因贪赃犯罪被贬为汝阴太守。天宝九载（750），御史大夫宋浑也以同样的罪名被流放潮阳。这都是杨国忠向唐玄宗秘报并建议处治的。眼看着自己的亲信被贬被流放，李林甫对杨国忠恨得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  鎏金银茶笼子
（法门寺唐地宫出土，为盛装茶饼的茶具）
天宝十一载（752）二月，李林甫鉴于质量差劣的恶钱泛滥，奏请禁用。因为当时商业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大增，官铸铜钱不足以流通，市面上就出现了大量私钱。恶钱即成本较低、铸造不精的私钱。在商业繁荣的江淮地区，私钱铸造业犹为发达。贵成官僚和巨商们为了牟取暴利，都携带着良钱到江滩地区，用一比五的兑换率换取恶钱，然后运回京城放到市场上流通，以致长安恶钱泛褴成灾。李林甫从官府拿出粟昂及库钱数十万缗，在长安东西两市回收恶钱，对有恶钱却不交出来的人依法处治。然恶钱早已流入市场，渗透较深，即刻禁止，谈何容易。奸商巨贾们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对李林甫的举措很是不满，抵触情绪很大。杨国忠抓住这一机会，在唐玄宗面前恶意攻击李林甫。唐玄宗听信一面之辞，在不明原委的情况下，下令废除禁令，改命为只要不是铅、锡所铸和有穿穴的旧钱，都可继续使用。这使李林甫几乎下不了台，只得仓促收场。 同年四月，杨国忠又向王鉷开刀。王鉷任户部待郎、御史大夫、京兆尹，兼领二十余使，深受玄宗宠信。其弟王焊（户部郎中）与邢縡勾结，阴谋叛乱。事情败露后，杨国忠控告王铁与叛乱有牵连，想借此除掉王鉷。王鉷既是杨国忠的绊脚石，又是李林甫的眼中钉，除掉王铁，本也是李林甫的心愿。但李林甫看出杨国忠别有用心，除掉王鉷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他李林甫了，如果能继续保留王鉷任职，对杨国忠是一大牵制，所以他就设法替王鉷说情。唐玄宗念王鉷久任要职，理财有“功”，疑心王鉷与叛乱无关。王焊与王鉷是同父异母兄弟，王焊妒忌王铁富贵，故意坑害王鉷也未可知。唐玄宗想宽恕王焊之罪不加按问，但却要王鉷先奏请罪，然后再赦免。因此秘密下令让杨国忠将此意告知王鉷。杨国忠为除去眼中钉，故意不把玄宗的本意告诉王鉷，劝王鉷万万不可认罪，结果激怒了唐玄宗。玄宗便下令由陈希烈与杨国忠一道审理这一案件。最后，王鉷、王焊兄弟俩皆被定为造反的罪名处死。杨国忠则捞取了梦寐以求的政治资本，凡是王鉷担任的要职，全部由他兼任。从此，李林甫视杨国忠为仇敌，俩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和表面化。
王鉷事件之前，还发生了朔方节度副使、奉信王李献忠叛唐事件。李献忠原是突厥部首领，名阿布思。他率众造反，抢夺唐军府库中的财物兵器，叛归漠北，唐玄宗大为恼火。当时期方节度使恰由李林甫兼领。发生了如此大的事件，李林甫难逃其资只好引咎辞去节度使一职，并推荐由安思顺接任。杨国忠岂肯错过这个扩大自己势力的大好机会？他买通陈希烈和哥舒翰，共同弹劾李林甫。哥舒翰是曾为王忠嗣辩白诬陷而不怕被处死的突骑施善将，后接替王忠嗣任陇右节度使。手下拥有十几万重兵。他公开与安禄山为敌，长期与安思顺不和。而李林甫又陷害过王忠嗣，哥舒翰早就对他不满。因此，哥舒翰站在杨国忠一边。在处理这件事上，唐玄宗很冷静，他没有对李林甫指责定罪，而是采取了慎重宽大的态度，但明显开始疏远李林甫了。  唐鎏金鹦鹉纹银提梁罐天宝十一载（752）九、十月间，南诏又屡次骚扰边地，蜀人上表奏请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前往镇压，以安定川、滇局面。老奸巨猾李林甫把这看作报复杨国忠的良机，奏请唐玄宗应顺应民意，派遣杨国忠颌兵攻打南０诏，企图把杨国忠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杨国忠明知是计，却又没有现由推托掉，哑巴吃黄莲，有口难言。临行前，他向唐玄宗告别，哭诉李林甫在陷害自己。杨贵妃也感到这样对她和杨家都不利，就向唐玄宗求情。唐玄宗答应让杨国忠先去打仗，不久再召回朝廷担任宰相，并亲自赋诗为他送别。 各十月戊寅，唐玄宗巡幸华清宜，已重病在身的李林甫随行前往。唐玄宗知其病情日重一日，难以复原，就派使者召还杨国忠。杨国忠正在赴蜀途中，见到使者，喜出望外，马上赶回长安。 巫医给李林甫看病，说只要见皇上一面病就会慢慢好起来。就在杨国忠到达华清宫的前一天，唐玄宗念及李林南为国家效力二十多年，想满足他的要求，亲临李林甫昭应私第，可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唐玄宗就命李林甫家人将其卧床抬到庭院，自己登上降圣阁遥望，拿着红巾向他摆动，以示慰问。李林甫不能起身跪拜，只好让家人代为拜谢。次日，杨国忠赶到昭应私第，探视李林甫，在病榻前跪拜问侯。李林甫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大势已去，百感交集，泪流满面地对杨国忠说：“我活不了几天了，宰相之位非你莫属，国家大事就由你去辛劳吧！”杨国忠见李林甫说穿了自己的心事，满脸是汗，谢不敢当。曾不可一世，威风八面的李林甫就这样告别了人世。 天宝十二载（753）正月，杨国忠指使人诬告李林甫生前曾与善将阿布思约以父子相称，企图谋反。唐玄宗因为李林甫已死，对此事没有细察，命令立案侦查。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害怕受牵连，就作假证说岳父确有此事。当时，李林甫的棂柩刚从临潼运回长安，还没有埋葬。唐玄宗遂于二月下诏削去李林甫宦爵，指责他外表廉慎，内怀凶险，图谋不轨，简直就是奸恶之徒。又派人打开棺材，拿走李林甫嘴里含着的宝珠，剥去身上的紫衣金鱼袋，把大棺换成小棺，按庶人礼埋葬。其子孙有做官的皆除名，流放岭南及黔中，只准许携带随身所需衣粮，其余资产全部没收。五十多名近亲和同党被株连。这样，李林甫残余势力几乎被消灭殆尽。而右相杨国忠和左相陈希烈，因追查李林甫有功，被赐爵沈国公和许国公。专极长达十一年之久的李林甫终于被杨国忠所取代，而且死后也没落个好下场。  唐代金器
杨国忠专权
杨国忠掌权以后，所执行的政策措施和李林甫大同小异，有不少政策继续沿用下来。他更加专横、更加腐朽。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志大才疏。在朝廷上，恃宠无所顾忌，公卿以下，他都随便指使，大臣们都很忌惮地。就连左相老臣陈希烈也畏其权宠，凡事都着杨国忠脸色行事，不敢稍有异议。天宝十三载（754），杨国忠干脆把他排挤出相位；同时看准文部待郎韦见亲软弱可欺，易于控制，建议唐玄宗任命韦见素为宰相。韦见素任宰相以后，基本上不敢议论朝政，只是明哲保身。这跟八年前李林甫建议任用陈希烈为宰相如出一辙。杨国忠还在地方上到处安插亲信党羽，如派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后，实际行使节度使职权，以协助他管理西南各地；又任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担任京畿、关内采访等差使，帮助他控制京畿地区，形成了进退可据的势力网。
按照老规矩，宰相上朝堂处理军国大事，要目早期至午后六刻（约下午二时多）方能回家接待四方来客和其他人士。李林甫籍口天下太平无事不用按旧例办事，上午已时（上午十一点）即回家。杨国忠完全继承了这一做法，甚至回去得更早。处理政务，个人说了算，对国事极端轻率。 在选拔人才方面，杨国忠任人唯亲，完全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他提出：“文部选官时，要以资历而不是才能为标准，凡有空缺，按资历高低授官。这样做，是为了笼络人心。一批因各种原因不能晋升而久久担任原职者，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挂选上了，他们喜出望外，对杨国忠感恩在心。 依照旧例，选拔官吏由吏部待郎以下的官员具体负责，须经“三唱三注”，才呈送门下省审核，这样从春天一直到夏天，才能完成整套程序。杨国忠担任宰相兼交部尚书以后，为显示自己办事精明利落，总是先在自己家里召集令史属交秘密圈定名单。天宝十二载（753）正月，他召集左相陈希烈及绘事中、请司长官，在尚书都堂唱注选拔官吏，一天就结束了。杨国忠说：“左相和绘事中都在座，就算经过门下省了！”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从此，选官大权全由杨国忠一人独揽，门下省不再审核选官，文部侍郎也只是走走形式，管试判而已。其中的谬误与弊端自不待言。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杨国忠又在私第把待选之人都召集来，让杨氏诸姐妹垂带偷看，笑语之声，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吏部侍郎韦见素和张倚穿着紫衣服，也被随意差道，跑前跑后，被弄得狼狈不堪。事后，杨国忠门妹妹们：“这两个紫袍‘主事’像什么人？”杨家姐妹们七嘴八舌挖苦一番，相对大笑。视国家大事如儿戏。更为荒唐可笑的是，在京兆尹鲜于仲通等授意下，入选土子们奏请直上为杨国忠在省门立碑，颂扬他选官有“功”。唐玄宗竟然答应，下制由鲜于仲通撰写颂辞。写好后，玄宗还亲自定稿，御笔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献媚取宠，特意将那几个字用金粉填上。  唐朝的金天宝十二载（753）十月，杨国忠随从唐玄宗在临潼华清官避寒。当时他儿子杨喧正参加明经考试，结果不及格。主孝官礼部传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的权势，叫儿子昭应尉达奚抚提前告诉他。有一天，达奚抚等候杨国忠入朝上马时，赶快走过去，立在一帝。杨国忠满以为儿子必然中选无疑，面呈喜色。达奚抚小声说：“家父叫我报告相公，令郎考试不及格，但也不敢让他落榜。”杨国忠党时大怒，翻脸骂道：“我儿子还担心不能富贵？叫这班小子相卖！”打马扬长而去。达奚抚找了个没趣儿，赶忙写信报告父亲，说：“人家仗着贵势，令人恐惧，哪能再和他论是非！达奚殉无奈，只好们私舞弊，将杨暄列入上等。就是这个无能之辈杨暄，还被破格提拔，很快擢升至产部待郎，而曾是他主考官的达奚珣才刚从礼部侍郎转为交部侍郎。即使这样，杨暄还不知足，埋怨自己没有达奚珣升迁得快。 杜甫在《忆音》一诗中描绘了开元盛世时期的繁荣景象：“忆首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百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到了天宝时期，经济繁荣的表面现象仍在延续，但这是以搜刮聚敛百姓财富为基础。早在李林甫专权时代，杨慎吟、王鉷和杨国忠等都以聚敛有功而受到玄宗赞赏宠信。杨国忠任宰相后，仍兼领判度支、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等财政要职，发挥自己精通“钩校”筹算的特长，增加赋税，大肆搜刮，弄得民怨沸腾。天宝十三载（754），户部奏天下郡321，县1538，乡168N，户9619154，人口52804888，户口的众多，是前朝所不曾出现过的。 聚敛政策为盛唐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提供了基础了与保证。唐玄宗认为国家财物丰饶，故视金如土，赏赐贵妃，没有限度。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堂兄杨及杨錡等，一个个都靠聚敛和赏赐成了暴发户，整日花大酒地，醉生梦死。而百姓们肩上的负担则一天比一天重，生计越来越难。以致于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 杨国忠曾对人说：“我家本来穷困潦倒，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全托贵妃的福。好日子也不知能过到哪天，不如及早行乐，过一天算一天。”他是靠杨贵妃的关系发迹的，无德少能，没干过什么好事，恐怕最终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干脆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尽情享受，而不去考虑以后。 杨国忠固然是靠杨贵妃的关系而发迹的，在某些时候，杨贵妃也可能会替这位族兄讲几句好话，在客观上起重要作用，但她本人并没有什么野心。杨国忠在政治舞台上的所做所为，基本上与杨贵妃关系不大。  杨国忠与杨贵妃之间，相处得颇为平淡。他们小时候并不相识，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后，俩人才有机会相见。杨贵妃住在深宫，与宰相、大臣们接触的机会很少，即使杨国忠也不例外。根据史料记载，十余年间，杨贵妃在政治上支持过标国忠的次数，仅有二次。杨贵妃虽然聪明机智，但在政治上却不会玩弄权术，正如酷吏吉温所说：“见识谋虑部不深。”天宝弊政，没有一条是出自她的主张，她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影响杨国忠施政。反倒是虢国夫人在政治舞台上起了很大作用。她扮演了勾通内宫与外朝的角色。对杨国忠平步青云和备受宠信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国忠从虢国夫人那里获悉深宫秘密，揣摩玄宗好恶，然后采取相应对策，按照玄宗的心思办事，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唐玄宗一直被蒙蔽，还认为杨国忠真的有才。在《杨国忠右相制》中，夸奖他“纯粹精明，悬解虚受”，希望他能“弥纶经济，同致雍熙”。在追赠其父杨珣为郑国公，其母为郑国夫人时，玄宗又称：“你们生了个很有才能的儿子，成了朕的好帮手。”作为最高统治者，唐玄宗重用杨国忠，希望利用杨国忠在经济方面的才能来维护大庸太平盛世的局面。善于钻营的杨国忠。青云直上，所向披靡。 总之，杨国忠攫取相位以后，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朝中几乎无人可与他分庭抗礼，只有安禄山一人扶摇直上，对他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杨安二人的争宠与较量，激化了整个唐廷的政治矛盾。 安禄山其人 安禄山（？－757），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混血胡人。父亲为康姓胡人，母亲阿史德是突厥巫师，会邪术。安禄山本名轧荦山，幼即丧父。后来母亲改嫁给突厥将军安波至的哥哥安延堰，轧荦山便改姓安。开元初，安延堰部落四分五裂，突厥将军安道买的儿子安孝节和安波注的儿子安思顺、安文贞带着轧草山逃到岚川今山西岚县）。安孝节的弟弟安贞节在岚州任别驾职，收留了他们。当时轧革山刚刚十几岁，改名禄山。
《旧唐书》中说安禄山肥胖肤白，《新唐书》中说高大肤白。他聪明多智，善于捉摸人的心思，通晓六种蕃语。曾任互市牙郎，即突厥与唐朝进行互市贸易的中介人。 开元二十年（732），安禄山正好三十岁，因为他言貌伟奇和骁勇善战，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莲的青眼相加，被任为捉生将。安禄山熟悉当地山川井泉等地貌，对奚、契丹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每次出战都能打胜并有所获。有时仅带三五骑兵，也能生擒契丹兵数十人。张守珪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更加宠信他，收为养子。  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为平卢讨击使、左骑卫将军，奉命前去讨伐奚、契丹叛军。因自恃勇锐，不把敌人放在眼里，盲目挺进，结果大败而归。如按军法处置，应该斩首。张守珪不忍心杀他，将安禄山捆绑起来送到东都洛阳，交由朝廷处理。宰相张九龄坚持原则，认为安禄山狼子野心，有造反的面相，应当杀头，以绝后患。唐玄宗爱惜安禄山勇锐，没有难奏，只是将他撤了职。 安禄山回去以后，“以白衣”将领效劳于边疆。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在捺禄山打败契丹。次年，张守珪部将假借守珪之命，发兵攻打奚，遭到惨败。张守珪隐瞒实情，谎报打了胜仗。事情泄漏后，唐玄宗派宦官牛仙童前来调查处理此事。张守珪以重金贿赂牛仙童，敷衍过去了。后来，牛仙童事露伏法，张守珪因以前的功劳减罪，降宫为括州刺吏，到任没有几天，背部生疽而死。 张守珪死后，安禄山却被摆升为千卢军兵马使。开元二十八年（74O），御史中丞张利贞任河北采访使，到平卢（即营州，今辽宁朝阳）巡视，安禄山卑恭屈膝向他讨好，大肆贿赂张利贞及左右随员，把他们打发得皆大欢喜。张利贞回朝后，替安禄山说了许多好话。很快，安禄山被提升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并兼两著（奚、契丹）、勃海、黑水四府经路使。天宝元年（742）正月，唐玄宗将平卢军镇升级，设节度使，任命安禄山为首任平卢节度使。次年二月，安禄山进朝拜见，唐玄宗对他待遇优厚，多次接见。他也专挑唐玄宗爱听的话说。一次，他对唐玄宗说：“去年，首州蝗虫成灾，吃掉了大片禾苗，我焚香向上天祷告说：‘如果是我心术不正，劝君王不忠，我甘愿让虫子吃我的心；如果我不负神灵，但愿虫子散去。’刚刚祈祷完，马上就有一群大鸟呼啦啦从北边飞来，把虫子吃个净光。”这本是安禄山编排的讨好玄宗的一派胡言，唐玄宗听后居然大喜过望，重重赏赐，授安禄山为骠骑大将军。天宝三载（744），安禄山又兼任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越来越受宠，连李林甫、裴宽等权臣也要顺从玄宗的意思赞美安禄山。四载（745），安禄山想建立边功讨取立宗的思宠，曾发兵攻击契丹，并谎奏唐玄宗说：“臣讨契丹到了平州（今河北卢龙）。梦见先朝名将李靖、李绩向我讨饭吃。”唐玄宗立命建李靖、李绩庙。安禄山又奏祭拜的时候，看见庙梁上长出灵芝仙草。 当时，宰相李林市担心朝廷大臣因功受宠，影响自己的专权地位，就建议唐玄宗专用少数民族的将领。这样，唐玄宗就更加宠爱安禄山了，许多人提出反对意见，唐玄宗都置之不理。 天宝六载（747）正月，唐玄宗任命安禄山兼任御史大夫，妻段氏封国夫人。安禄山外表憨直，内心却阴险狡猾，并善于用愚笨掩盖自己的狡诈。他曾假惺惺地对唐玄宗说：“我生在着戎，却受到无上的宠爱和荣耀，我没有特殊才干替陛下出力，只愿身为陛下死！”昏庸的唐玄宗听罢心花怒放。安禄山派部将刘骆谷长期居住京城，侦察朝廷机密，并让刘骆谷定期向他汇报。每年他都要向朝廷献上许多俘虏、杂畜、奇禽、异兽、珍玩等，致使各郡县为这些贡物疲于奔命，但却博得了唐玄宗的欢心。安禄山身体肥胖，肚子下垂，过了膝盖，自称重三百斤。有一次，唐玄宗指着他的肚子开玩笑：“你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怎么这样大？”安禄山巧妙地回答：“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忠于陛下的一颗赤心！”唐玄宗听后大喜。又有一次，唐玄宗叫安禄山拜见太子，他却站着不动。左右催促他赶快跪下，安禄山故意装做傻乎乎的样子，拱立着说；“我是胡人，不知道朝廷的礼节，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唐玄宗被他骗住了，还以为他真不懂，就给他解释：“太子是储君，我千秋万岁以后，由他接替我当你的君主。”安禄山这才假装恍然大悟，憨头憨脑地说：“我天生愚蠢，过去只知道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储君。该死！该死！”他没有办法，只好跪下拜见太子。唐玄宗以为安禄山心中真的只有他一人，忠心可嘉，不禁龙颜大优，更加喜欢安禄山了。  安禄山经常出入宫廷，唐玄宗在便殿接见或宴请他时，杨贵妃经常在座。八面玲政的安禄山知道唐玄宗非常宠爱杨贵妃，为了讨好唐玄宗和杨贵妃，见杨贵妃没有儿女，就请求做杨贵妃的养子，唐玄宗欣然答应。举行收养子典礼的时候，安禄山故意不拜唐玄宗，只拜杨贵妃。唐玄宗沉下脸，责问他为什么不先拜自己，他巧妙地回答：“我是胡人；胡人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应对机敏，也不失风趣。唐玄宗很高兴，又叫杨铦、錡、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和安禄山结拜成兄弟姐妹。安禄山知道唐玄宗和杨贵妃年纪相差太多，唐玄宗年事已高，老夫少妻的私生活很不方便。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百粒助情花籽，像粳米那么大，色泽殷红，有香味。每天晚上只含一粒，就精力旺盛。唐玄宗把这个东西当作宝贝珍藏起来。 天宝九载（750），唐玄宗赐给安禄山爵位，封他为东平郡王。这是唐朝对将帅封王的开端。次年，安禄山又兼领河东节度使。唐玄宗还下令为安禄山在亲仁坊建筑住宅，敕令只要求建得富丽堂皇，花多少费用都可以。家具器皿，非常讲究，连宫中都不及。安禄山搬进新住宅以后，大摆酒宴请客，唐玄宗叫宰相亲去赴宴，以示恩宠。每次吃到美味，或者在后花园打猎得到鲜禽，唐玄宗都要派宦官骑马给安禄山送去共享。 正月二十日是安禄山的生日，唐玄宗和杨贲妃送给他这个干儿子很多衣服、宝器。三天后，杨贵妃把安禄山召进宫来，用锦绣做了一个大襁褓，命人把安禄山包起来，叫宫女们用彩车抬着他来回走，宫中欢呼动地。唐玄宗听到喊声，派人来问，回报说杨贵妃为安禄山作三日礼。他也好事，前去观看，竟然非常高兴，赐杨贵妃和安禄山许多东西，尽欢而散。安禄山还常和杨贵好一起吃饭，或者和虢国夫人、诸王等人在一起喝酒、娱乐、喧笑。甚至整夜不出宫，什么事都敢做得出来。丑闻传出窗外。年老昏庸的唐玄宗听到以后，并不生气，认为“母亲”和“孩子”越亲热越好！ 天宝十载（751）二月，唐玄宗把河东节度使韩休珉调入朝中担任在羽林将军，由安禄山接任河东节度使一职。 至此，安禄山一人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以及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统领二十万大军，大权在握，控制了今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辽宁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中安禄山就是土皇帝，赏罚部由已出，日益骄恣。 杨、安争宠 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发迹的，同样受唐玄宗的宠遇。但从时间上来看，杨国忠发迹的起步，要比安禄山晚得多。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742）正月即升任于卢节度使，杨国忠迟至天宝七载（748）才开始升官为给率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以后所受的思宠越来越多。肥胖的安禄山上下宫殿的石阶时，身为御史中丞的杨国忠还亲自搀扶过他。虽然杨国忠极力讨好安禄山，可安禄山从骨子里看不起杨国忠。
李林甫在相位时，安禄山常具戒心。因为李林甫能揣知他的心事，动不动先说出来，使安禄山非常叹服。也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安禄山对别的公卿十分傲慢，唯独惧怕李林甫。每次去见他，都吓得出一身冷汗，即使是隆冬也不例外。李林甫老谋深算，并不想得罪安禄山。他对安禄山施展两手政策，恩威并施，有时把安禄山请到中书厅，用好话安抚他，还亲手脱下自己的披饱给安禄山披上。安禄山受宠若惊，满怀感激，亲热地把李林甫叫作十郎（李林南排行第十）。安禄山若在范阳，亲信刘骆谷每从长安来，他都要问：“十郎说什么了？”如果听到赞扬他的话，安禄山就兴高采烈；如果听到李林甫说：“你回去告诉安大人，叫他谨慎点！”安禄山马上吓得脸色都变了，惊呼：“阿呀，我命不长了。”安禄山基本上还是依附李林甫的。边境重用蕃将，是李林甫提出的。加上李林甫长时期把持朝政，以其威望与铁腕手段，尚能控制全国局势，自然也能控制像安禄山这样的蕃将。 李林甫死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天宝十二载（753）初，别具用心的杨国忠制造了所谓李林甫与阿布思勾结叛乱的案件，那个诬告者就是安禄山。杨国忠意在拉拢安禄山，进一步排斥异己，使自己的专权地位免受威胁；安禄山接受杨国忠的建议，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完全是为了打击阿布恩，壮大实力，为自己日后的叛乱做准备。同年五月，阿布思为回纥所破，安禄山招降了他的部落．从此兵精将广，天下莫及。 杨国忠虽然取代李林甫为相，但他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封建官僚政客，资历、威望、能力均很有限，所以安禄山根本瞧不起他，不想和他平起平坐，同事富贵。眼看着安禄山宠通日增，势力日益壮大，拉拢不成，又无力制服，杨国忠只好在清除李林甫的残余势力之后，向唐玄宗多次说安禄山有造反的迹象，想借唐玄宗之手除掉安禄山，唐玄宗并不这么看。他长期宠信安禄山，认为这是将相不和，二人争宠，所以没有放在心上。杨国忠一计不成，又想一着。他奏请唐玄宗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一向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和，杨国忠提拔哥舒翰的目的是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厚结哥舒翰，增强其实力，以共同对付安禄山。这种的雕虫小技，安禄山焉能看不出来。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的矛盾很快尖锐起来。 天宝十二载（753）冬，杨国忠随从唐玄宗住在华清宫，又提到安禄山面有反相，以后肯定会造反，还对唐玄宗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试着召安禄山进京，他肯定不会来。”唐玄宗也想看看安禄山是否真的忠心于己，就召安禄山第二年正月来朝。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安禄山将计就计，奉命来朝，杨国忠顿时不知如何收场。安禄山一到华清宫，立即恶人先告状向唐玄宗哭诉：“我本是胡人，受陛下这样宠爱，杨国忠嫉妒我，我说不定哪天会被他害死！陛下可要替我作主哇！”唐玄宗只得好言劝慰，赏赐他许多东西。杨国忠的嫉妒与谋害是真；而安禄山那副诚恳感恩的样子却是假的。此时，安禄山谋反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他还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的野心。另一方面，安禄山自信利用唐玄宗过于宠爱自己这一弱点，只要见机行事，估计不会出什么乱子，何况杨国忠等并无证据证明自己蓄意叛乱，所以他敢只身来朝。结果使唐玄宗更加信任安禄山，杨国忠的话反被当作嫉妒之语。当时太子车离亨根据自己的观察也预言安禄山将叛乱，但玄宗根本所不进去。 唐玄宗想给安禄山加官同平章事（即宰相），叫太常卿张（土自）起草好了制书。杨国忠大力反对，说：“安禄山虽然有军功，但是一字不识，哪能担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会轻视朝廷。”唐玄宗觉得在理，只好作罢，任命安禄山为左仆射，赐他一个儿子三品官、一个儿子四品官。安禄山请求兼领闲厩、郡牧两职，唐玄宗准奏；安禄山又请求让吉温兼武部侍郎，充闲厩副使，唐玄宗也没拒绝。从此吉温投入安禄山的怀抱，杨国忠对他恨之入骨。 同年二月，安禄山对唐玄宗说。“我部下将士讨伐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建立了汗马功劳，请求陛下不拘常格，破例加赏，叫人写好告身（委任状）让我回去发给他们。”唐玄宗仍然对安禄山深信不疑，就任命他的部下五百多人当将军，两千多人当中郎将！安禄山以此来收买人心，为判乱作准备。 同年三月，安禄山向唐玄宗提出要回范阳。唐玄宗亲自脱御农赐给他，意在用特殊恩宠的办法拢络住他。安禄山深怕杨国忠让唐玄宗把他留下，也怕遭杨国忠暗算，匆匆忙忙出了潼关，然后乘船沿河东下，日夜兼程，直奔老巢范阳。 安禄山离开京城时，唐玄宗派老奴高力士在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坡给他设宴送行。高力士回来复命，玄宗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摇头说：“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一定是知道原来想让他当宰相，后来又改变了。”拟封安禄山宰相一事本来十分机密，知情人不多。唐玄宗问杨国忠，杨国忠想了一下，说：“这件事情一定是草拟诏敕的太常卿张（土自）泄漏出去的。”唐玄宗很生气，贬黜了张（土自）及其兄弟。 天宝十三载（754）八月，左相陈希烈因与杨国忠不和，怕遭他陷害，上表辞职。唐玄宗开始想让武部待郎吉温接任。吉温作为安禄山的得力助手，唐玄宗是了解的。杨国忠自从安禄山荐他为闲厩、群牧副使之后，看清了吉温随风倒的真面目，故极力反对。结果、换了文部传郎韦见素，任其为武部尚书、同平幸事。因为韦见素性情温和，易于控制，所以杨国忠乐意支持他为相。天宝十五载年末，杨国忠先指使人告发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涉贪污，让御史查问此事。韦陟贿赂吉温，访吉温再求安禄山救自己。杨国忠平料到韦陟会走这一步，预先派人监视了韦陟的一举一动，很快抓住了吉温的把柄，将他贬为澧阳长史，清除了安禄山安插在在朝廷中的重要党羽。安禄山得知这一情况后，直接上书唐玄宗，为吉温讼冤。唐玄宗也搞不清谁对准错，姑且置之—旁，此事不了了之。 天宝十四载（755）正月初九日，杨国忠告吉温贪赃七千匹及强夺士女子为妾等罪状，将他杖死于狱中。吉温之死，大大激怒了远在范阳的安禄山。 天宝之乱 安禄山从长安回到范阳以后，决定发动叛乱，于是进入紧急部署阶段。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派到将何千年人朝，奏请以善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缺乏警惕性的唐玄宗立刻派内侍监袁思艺叫中书省起革命令，填写告身。当时杨国忠和韦见亲都在中书省，杨国忠见韦见素心神不定，满脸忧愁，就问道：“你愁什么？”韦见素说：“安禄山之心，路人皆知。现在又要用蕃将代替汉将，这证明他很快就要兴兵作乱了。你我处在这个地位，能不愁吗？”杨国忠也觉得事有蹊跷，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凡事都由皇上作主，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次日，两位宰相一同去见唐玄宗。但没等他们开口，唐玄宗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是不是有怀疑安禄山的意思啊？”韦见素再三陈述安禄山谋反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可唐玄宗沉着脸，一言不发。杨国忠站在一旁，不敢再说什么。韦见素见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威胁，而右相杨国忠又撒手不管，不禁又急又气，他退至中书厅堂，呜咽流涕，痛哭一场。 过了几天，杨国忠、韦见素又进见唐玄宗，提出新的对策：一是把安禄山召到京城，以任其为左仆射同平章事的名义，严加控制；二是削夺他的统兵大权，改依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海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唐玄宗勉强同意了。可制书写好以后，他却扣留不发，私下派宦官辅璆琳送相子给安禄山，借机侦察他的举动。辅璆琳在范阳接受了安禄山的重赂，回朝以后，赞扬安禄山竭忠奉国，没有二心。唐玄宗被蒙在鼓里，听了辅廖琳的话，一颗心总算放下来，当即将诏书焚毁，自信地对杨国忠、韦见素说：“我推心置腹地对待安禄山，他肯定没有异心。东北二虏（奚、契丹）还得指望着他镇压，不能把他召人朝廷。我亲自担保他，你们不用担心！” 同年三月，唐直宗派给事中裴土淹宣慰河北，意在观察安禄山的动静。 四月，安禄山为了麻痹唐玄宗，上奏书说打败奚、契丹。 与此同时，杨国忠加紧搜集安禄山谋反的罪证。他派门客蹇昂、何盈做暗探，严密监视安禄山在京城的私宅。并假托唐玄宗圣旨，命京兆尹派人包围并搜查了安禄山的住宅，拘捕了安禄山的门客李起（一作李超）、安岱、李方来等，送御史台秘密处死。但杨国忠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在军事上制止或防御安禄山的谋叛。 当时安禄山的儿子安庆宗与荣又郡主定亲，住在京师，便将朝廷中发生的事秘密写信告诉父亲。安禄山闻听大怒，叫严庄上表申辩，且指斥杨国忠二十多条罪状。唐玄宗惧怕安禄山立即生变，只得将责任全部推到京兆尹身上，又作了一次让步。
十一月二十一日（丙子），安禄山攻陷博陵、正在挥师南下，河北战报逐渐传来，唐玄宗惊慌失措，急急运回长安共庆宫，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由卫尉卿张介然担任；以原先赴河南的程千量为潞州长史。凡是叛军要进攻的诸郡，都设置了防御使。
安禄山刚起兵造反时，朝廷上下，包括唐玄宗、杨国忠对叛军的实力估计严重不足。大将封常清也认为安禄山是狂悻之徒，过不了几天就会拿到他的人头。盲目轻敌，导致了战场上的严重失利，东都洛阳等一大片地区被叛军占领。惨败之后，封常情的头脑清醒了。他感到有责任向唐玄宗报告叛军的真实情况，纠正盲目轻敌的思想。所以，他既没有战死沙场以尽忠，也没有逃匿罪责，而是先回陕郡，劝高仙艺退守潼关。且多次派人到朝廷送奏表，谁知玄宗连看都不看。封常清又亲自赴长安，求见唐玄宗，以便当面奏明。走到渭南时，唐玄宗下敕令要他返回潼关，削去他的官爵，以“白衣”身份效劳于高仙艺麾下。封常情深知唐玄宗不会宽恕自己，就写下遗表，表达了自己的一片忠心。 几乎同时，由于高仙艺在陕郡不出战而退守潼关，就为监军边令城提供了诬陷的口实。他人朝奏事，大谈前线惨败情状，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封常清畏敌，高仙芝只知逃跑及盗减军士钱粮，却只字不提他们杀死的敌人之多可以阻塞道路以及耕命坚守潼关的事实。唐玄宗对上述情况根本不加核实，大怒，命令边令诚前往渲关，处斩了高仙艺和封常清。高仙芝、封常清被杀。使潼关唐军的土气大大受挫。唐玄宗没有纠正对形势的错误估计，一意孤行，结果使唐军失去了扭转整个战局的良机，如果能扼守住渲关，保持对峙局面。时间长了自会对叛军不利。
恰在此时，郭子仪、李光弼部在河北告捷，叛军军心动摇。加之潼关久攻不下，安禄山终日惶惶不安，打算放弃洛阳，退兵回范阳老巢。整个战略形势对唐军十分有利。由于求胜心切，判断失误，唐玄宗下令哥舒朝率军出关作战，尽快攻下陕郡，收复东部洛阳。哥舒翰据理争辩，坚持守关。远在河北的郭子仪、李光弼也根据当时形势陈述利害，上奏书说：“若潼关出师，有战必败。关城不守，京室有变，天下之乱，何可平之。”就在这出不出潼关的关系整个战局成败的决定性时刻，宰相杨国忠在唐玄宗眼前的言论，起了极坏的作用。他只盘算着如何防备哥舒输的威胁，惟恐哥舒输不出关，对自己将不利，而不考虑国家安危，所以屡次向唐玄宗进言，说什么叛军毫无戒备，哥舒翰老是逗留在潼关，会坐失战机等等。在杨国忠的一再鼓吹下，唐玄宗下定决心，接二连三地派宦官催促哥舒乾率军出关。哥舒翰无可奈何，知道出关必败，前功尽弃，不禁抚膺恸哭，不得已而引军出关。 潼关失守，对唐玄宗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由于惧怕安禄山攻进长安，他产生了逃跑的念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