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名巷【彭荆风】

zcm1944 201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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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杨名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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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9 21: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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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公路出口处的绿色路牌上，出现了“赣州”两个大字时，我既激动又有些茫然，那一排接一排、从近至远、高耸入云的楼房告诉我，我是来到了一个已经难以辨认的陌生地方，从前再熟悉，过了六七十年，还能找到多少记忆中的痕迹？
    我首先想寻找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一家人在那里住了六七年的杨名巷。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的小巷还在么？
    我还记得这条杨名巷位于大南门里西侧。巷口是一对老夫妇卖草药和跌打损伤膏药的小店。用鹅卵石铺路的小巷，长约400余米、宽仅两三米，两边多是田地、水塘、大树、竹丛，稀疏地分布着三四座低矮的平房，仅巷道中段右侧有着一座在当时看来颇雄伟的大门，门内有两座按照明、清 “天井院”格式建造的宅院，以及一座砖木结构、上下两层的楼房。1939年我们家从万安迁来赣州，就租住在那座楼上。
    赣州这位于章、贡两水汇合处的千里赣江第一城，唐宋以来一向商业繁荣、人文荟萃， 36街72巷间，不乏地处通衢的精美宅院；我们家怎么会选择这荒僻得有如郊外的小巷居住，而且一住7年从来没有搬迁过？这是因为房主人徐宪武先生是我父亲复苏公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日本时结识的老朋友。
    他是信丰人，兄弟俩在南大街各开了一家杂货店，分别为同丰号、咸丰号，住家则在杨名巷里。两家的房子连在一起，共用一个大门，但又各有庭院。后来徐宪武先生生意做得好，又紧挨着老宅盖了一座砖木结构、中式风格的楼房。楼上一厅四房，还附有一大一小水泥铺地的房子。窗户宽敞明亮，可倚窗看楼外那两口碧绿的鱼塘，以及大片的菜地、竹林，空气新鲜极了；我们楼下院子里还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栖息着许多白鹭，轻盈地飞来飞去，更是增加了这里的田园色彩。
    夏天的赣州气温高，白天我们就在树下乘凉、吃饭，晚上才上楼去歇息，
徐宪武先生虽然经商，却是个厚道人，他的夫人也朴实、能干，与我们家相处得很好，所以一住六七年，从不想搬走；后来徐宪武先生的生意做大了，还成了县商会理事、会长，应酬多了，他住的老屋狭窄不便待客，向我们家提出，想住回楼上，如果我们家不想迁往别处，他愿把他当时住的4间房子换给我们住；我父亲也豁达地认为，楼房是人家的，有权收回，我们家在这条清静的小巷里住惯了，邻里关系也好，那就依照房主人的意见掉换一下，不必再另外找地方搬迁了！
    房主人与房客这样和谐的关系也是不多见。
    水塘边还是一排猪圈。徐家男人在外边做生意，妇女就在家喂猪、种菜、养鱼。那菜地、竹林，也成了我们这些小孩的“公园”，不上学时就往那里跑，看鱼群时浮时沉，蜻蜓轻盈地点水，如果能被我们捉到一只用棉线捆住，让它飞得起却飞不走，真是有趣得很；比我大的男孩还敢下水塘去游水，更是令我羡慕；夏天的晚上，田野里蛙声四起，绿莹莹的萤火虫如一串串珠玉在竹林、水塘边闪动，吸引着我们去追赶，有一次，我跑得太快，几乎滑进了水塘里……

    当时的南大街（后来改称文清路），是赣州城最早的大街。街道两边的人行道是能挡雨遮阳的广式骑楼，夏天走在人行道上，很是荫凉；1939年赣江下游的南昌等地相继沦陷后，涌来了许多难民来这条街上开店，也就更热闹；从杨名巷出去往左走不远，是所区办城南小学，但校舍简陋、狭窄，师资水平也不高，我不愿去读，宁愿多走一些路去南大街中段的保粹小学。那是父子两代人精心创办的一私立所学校，校长尹贤宾先生是位很受人尊敬的教育家。我就是在这所小学读完了三、四年级和六年级。那年月，城内不仅没有汽车就连自行车也很少（大约是1942年左右，蒋经国先生才有了一辆老旧的黑色福特轿车），所以，虽然离家远些，父母亲却不必担心我上学路上的安全，我可以趁机逛逛街上的旧书店，租本小说来看。如果放
学早，还会溜往附近的钓鱼台、宫保府走走。
   大约是1941年前后，日本飞机经常入侵赣州，城里没有防空武器，日机也就敢于低空轰炸扫射；开初我们一听见那汽笛狂鸣、钟声急促的警报，就往菜地边的竹林边跑，错以为那里隐蔽、安全。有一天，几架日本飞机低低地冲下来，低得机翼上的血红圆团都看得见，巨大的轰鸣声和机关枪密集的扫射声很是吓人。我们吓得趴在地上，只听得竹枝叶被机枪子弹打得哗啦啦地折断下来，我二姐维仁以为是子弹泼来，忙脱下她的蓝布上衣遮在我头上，以为可以帮我挡住子弹……
    多少年后，我想起二姐，就会感动地记起她对我这弟弟的关怀。
从那以后，跑警报成了我们紧张、恐惧的生活。早上匆忙吃点东西，母亲就带着我们出南门，跟着人群往河边树林里躲，中午在外边吃点冷饭，天黑前才敢回去；这样天天跑，实在太累了，而且城里中小学都停课了，读不成书，母亲就把我送往己疏散到离城约15华里的桃源洞的省立赣县小学去读五年级。农村的校舍是篾墙、竹瓦，吃的是南瓜、糙米饭，很苦，却较安全，但远远望见日本飞机扑向城里，接着是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我就会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我那杨名巷的家怎样了？爸爸妈妈姐姐弟妹们平安么？
周六回来，见杨名巷如旧，爸妈都好，才放心了，与邻居们平安相见，彼此又多了几分亲切；前些日子吵过嘴、打过架的小伙伴也会重新和好。
    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溯赣江而上，赣州一片恐慌，人们多在雇车雇船远逃；我们家人口多又因为父亲已经失业，经济困难无力远走，只好先叫我这15岁的小孩搭乘父亲朋友的便车，把两箱衣物、字画送往他在余都的朋友家寄存。
    余都离赣州约三四十公里，当时烧木炭的汽车，车行也不过两三个小时，我把东西送到，第二天往回走时，买不起车票，两头见黑地步行了一整天，把两脚都走起了水泡。一路上只见逃难的人们、车辆络绎不断往南，还以为赣州已经沦陷了呢！问那些逃难的人，他们也不清楚，只是含糊地说：“快了，快了！” 我为父母弟妹担忧，走得更快了，在天黑时才接近城边，城门口已经堆满了沙包，像要随时封闭城门进行巷战似的。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城内，拼命往家里跑；杨名巷内本来就没有路灯，这月黑风高的冬天夜晚，那几户人家有的逃难去了，有的出于恐惧不敢点灯，小巷显得极为阴森。我又一路急跑，才进大门，就听见徐家老二的媳妇在哀哀哭泣，她喂养的那几十头猪怎么办？带不走，也卖不掉……
    我进到屋里，只见父亲一个人枯坐在昏暗油灯下。见我回来了，才如释重负地连声说；“好，好，你回来了！”

    我去了余都后，父亲仍在四处寻找车船，一位同情父亲在职时不贪污不敲诈他们的药材商人，愿意在他雇的木船上免费给我们家一席之地，就由母亲领着姐姐弟妹们先去赣州下游的夏府，父亲则留下等待我。
母亲她们走得匆忙，连碗筷都来不及洗，抱了几床被褥和一包衣衫就上船了。
    又过了一天，日军已越过遂川即将逼近赣州，城里已经跑得没有多少人了，我们才在那北风凛冽的早晨挤上了一条下行船，赶往夏府与母亲她们会合。又是搭乘别人的船，大小家具和父亲珍藏多年的书籍、磁器、古董都不能带。我们是含着泪走出杨名巷的。

    9个月后，日本投降，但父亲已远去赣东北铅山，逃到夏府乡下的母亲没钱把家搬回城里，只能让我回杨名巷看了看。逃离时留下的衣物、磁器、古董已荡然无存，听说是留在城里的市井无赖们趁乱洗劫的。其中有把剑鞘全用黄铜铸成鱼鳞状的古剑，剑锋霜寒，能削铁如泥，手指粗的铁棍一砍就断；是父亲在北京当大学教授时重价购得，也被盗走了。
    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回杨名巷居住过，那里的人事却长久留存在我记忆中。

    这次（2009年11月）在赣州停留的那几天，我问了许多人，回答多是：“杨名巷？没有听说过！” 但我看到熟悉的古城墙还在，而且修葺一新，水东水西那两道长桥还在水上浮着，我想，那条小巷也不会完全消失吧？我不泄气，还是四处寻问，才从一位老人处了解到，杨名巷早就改为人民巷了，而且是条在赣州很有名气、住户很多，有着1700余户、6000余人的热闹地方。
    几天后的1月10日上午，我与女儿鸽子在王丽华女士引领下，驱车去了杨名（人民）巷。这天没有从过去的南大街走，而是绕到西北边，从昔日的巷尾进去。我记得从前这一带是一大片树林和几垛残破土墙，也是我们男孩子常常从事“野战”游戏的地方。如今也变成了一条高楼夹峙的巷道。
车进了杨名（人民）巷，我更茫然了，巷道拓宽得如一条小街，高楼一座挨一座，田地、水沟、大树全都消失了，只是巷道中段还有几间旧瓦屋，门口开着两间小店。我们快步走去，恰好王丽华女士与那开糖果店的刘姓女店东认识，问她；“您知道从前徐宪武的家在哪里么？”

    她笑容满面地说：“就在隔壁嘛！”
我忙走过去，果然还是那座砖砌门楼，两扇厚实木门还在，只是在周围高楼林立中，已失去了从前的雄伟气势，而且很脏污破旧。
    大门口有个摆吃食摊的中年男人，一问却是徐宪武先生的重孙徐文龙，那额头、鼻子也颇像他的曾祖父。听说我是来访旧，很热情地引我们进去。
    徐氏兄弟那两座老式大屋还在，门口原来用作晒衣物的宽敞空坪已盖上了一排简陋平房，把院子里搞得拥挤狭窄。我们家住过的那座楼房和周围的菜地、竹林、榕树、水塘全都没有了，当然也见不到成群的白鹭鸟了，耸立的是一座高达六层的居民楼。我颇怅然。不过徐家老屋里我们后来住过的那几间房子还在，如今就由这位徐家后人住着。看到这些已很破旧、但对我仍然很熟悉的房间、天井，以及堂屋后边的小阁楼，过去许多人事又迅速浮现在我眼前，那冬日与邻居们一起在堂屋里烤火，除夕一起围炉守岁，夏夜在院子里摇着大蒲扇纳凉，躲完日机轰炸回来互道平安……的许多事，真是又遥远又亲切，他们如今在哪里呢？当时年岁和我相仿的小伙伴不少，徐家亨字辈、嘉字辈的子女们都去了哪里呢？

    我有些不明白，在如今拆迁成风的情况下，许多街巷里更坚实的新旧房屋都拆淖了，这两座低矮老屋怎么能在高楼包围下幸运地留着？是作为杨名巷的历史见证？还是等待与我这老朋友见面？一别65年还能见到它，我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