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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交流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方面。鸦片战争前，中国文化是东亚的楷模，因此，汉字汉语对周边国家深有影响，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的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比如清末就有这样几句打油诗：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今天人们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笑，有什么不妥。但当时“团体”、“脑筋”、“目的”、“精神”、“中心点”、“以太”、“方针”、“直接”、“间接”这些词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这些新词进来的时候确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认为这些词汇是殖民主义、是对中国语言的染污亵渎。 湖南的叶德辉以保守著称，在维新运动时就痛斥这些词，提出来要辨文体，他指责说：“异学之詖词（按：音“毕”，詖词指邪僻的言论）、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不得谓之词章。”当时维新运动在东南影响比较大，维新派的报纸上这些新词汇用得多，他认为这种文风就不能成为词章。 而张之洞和端方以开明著称，但就连他们也反对用新词。张有一个姓路的幕僚，一次帮他起草文稿时用了“健康”这个词，张之洞一看这个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稿退回去了。他说：“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得可恨”。这个姓路的幕僚对新词比较了解，他写了几个字将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词乃日本名词，用之亦觉可恨”。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阅学生“课卷”时写到：“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组织” 也是新名词，因此成为一时笑谈。 反对用新词者如张之洞、如端方，却也无法摆脱新词，历史的舞台上这些新词不可避免地登场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俄罗斯的谜语：不是蜜，但是能黏住一切——谜底是“语言”。 近代中国，主要是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的，这表现为对日本新词的引进。甲午战争之前，哪怕是先进的中国人，也看不起日本。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赴日，由于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习惯用汉语的词汇翻译西方的词汇，这些词又被那些留学生大量的带回来中国，因此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远远超过了当年中国人直接翻译的西方著作。确实，如果“查户口”“论出身”，姑且不论几乎全部自然科学词汇，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科学、政治、经济、商业、体育、服务、申请、后勤、方针、政策、宪法、纪律、革命、政府、解决、理论、哲学、原则、健康、美术、抽象、概念、逻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咖啡、啤洒、香槟、沙发、摩托、幽默、蒙太奇……无一不是近代才“移居”于此的“外来户”。如果真要“正本清源”查 “血统”，非祖宗八代“根红苗正”不可，定要“清除污染”将“外来语”统统扫地出门，则我们现在根本就无法开口说话。 随着文化交流的加速，现在“字母词”越来越多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什么卡拉OK、MP3、CDMA、DVD、IP、ID、 IC卡、SIM卡、GDP、CPI、PPT……。因此，《现代汉语词典》把这些常用的字母开头的词语也作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收录进去不仅“情有可原”，而且是“势所必至”。当然，一直有人对此大表反对，最新的情况是一封由一百多名学者联合签名的举报信，被分别送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签名的学者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和翻译家江枫等。这封举报信称，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94号令）等法规。（见2012年8月28日《北京晚报》） 他们似乎不知道，这些词在生活中人们已“习以为常”，确确实实已成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了。人们都说：“到医院做个CT。”无人说“到医院做X射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如果真这样说，严格要求也还不对，因为这“X”也不行，也是西文字母。人们都说到KTV唱歌去，没人说到“机内预先录制无人乐队伴奏音响设备包房唱歌去”。看懂“DNA”的人比看懂“脱氧核糖核酸”的人要多得多吧。人们都说买一个MP3，有几人说得出这“MP3”的标准汉译? 类似例子，举不胜举。无论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赞同不赞同，“字母词”将越来越多地涌入“现代汉语”，《现代汉语词典》附上“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必将越来越长，这是语言流变的“势所必至”，是语言词典编纂的“理所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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