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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中期，台儿庄商贸业依然表现了长盛不衰之势，巩固了漕运枢纽及经济贸易中心的地位。据《峄县志》载：“当乾嘉盛时，漕粮数千艘，皆道泇河北上，而下游商贩货币流衍。”又云“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所萃，居民饶给，村镇之大，甲于一邑，俗称‘天下第一庄’。”还云：“为峄（县）巨镇，商贾辐辏，富于县（峄）数倍。”从当年实际情况看，台儿庄的丁字街、月河街、顺河街、鱼市街、竹竿巷等街巷众多，店铺林立，如和顺、东成永、三义祥、恒济、书恩堂、中和堂等商号，店铺多达百余家，还有“同庆园”、“聚奎园”等汉民饭庄和“同顺”、“信和”等清真饭馆20余家。临河的诸多商号、店铺为了便于从水上装卸货物，便在运河北岸、东岸修筑了功能齐全的石阶码头，俗称“水门”。从台儿庄城西门至小南门，相继建有当典、“四十万”、朱家、郁家、郑家、王公桥、骆家、谢家、小衙门、小南门等十几处码头。这些码头遗址尚存，以致成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目前仅存的明清码头。这些水门用途广泛，除可停泊船只、装卸货物、直接贸易外，还可淘米、洗衣、洗菜、汲水等。 台儿庄清末民初时期，尽管运河逐渐衰落，但商贸业仍维持了一定规模。据《山东集市调查与研究》记载：当年台儿庄有百货杂货、布线、烟酒油盐、皮革绳经、药铺、饭店、银、铁、瓷器店等70多家，雇员250多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同仁百货店、复兴杂货店、恒之兴棉布店、郑家的米粮行、中和堂药店、孙家酒店、裕康酒店、徐家瓷器店、协兴东铁货店、曹家棒场、豫祥酱园、万祥糕点、彭家饭店等。三十年代又增加了30余家新店铺，这与当时台儿庄建有运河煤港、通火车有关系。但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使台儿庄的商贸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直到1939年才逐渐恢复商号75家，从业人员1000余人。 台儿庄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商贸业的繁荣，其街道不断延伸，城面不断扩大，城镇不断新建和改建。据《峄县志·募建台儿庄城引》记载，清顺治四年（1647年），兖东道兵备副使蒋鸣玉议建台儿庄城，上下“咸协无异”，遂命“兴人徙以傅土”而筑。委托峄县县丞雷火全主持施工，主城南傍运河而建，东西长2.5公里，南北宽1.25公里，护城河宽10米，首尾与运河衔接。随后，县城署则由峄县迁移至台儿庄大南门里100米处，占地1亩。咸丰七年（1857年），由地方圩练长尤训光发起，再筑台儿庄城墙。西城墙外移1公里，至此，台儿庄城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25公里。时建城门六座，东曰“仰生”，西为“台城旧志”，大北门为“中正门”，小北门为“承恩湛露”，大南门为“惠迪吉”，小南门为“迎祥”。城内修铺了12条街道和2公里车大路，用以连接四方城门。筑城之后，台儿庄的日常贸易便在城内划行归市进行，但每年春季庙会人众，城内城外、运河两岸便都成了交易的场所。台儿庄明清时期商贸业的繁荣，带来了手工业的发展。明末清初，以郁、郑、马、黄四大家族的产业为主。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又形成了燕、尤、赵、万四大绅士商户和100多家粮行、皮行、茶行、牙行、杂货行、酒坊、染坊、油坊、钱庄、饭馆等。其中有粮行18家，酒坊6家，染坊3家，油坊5家，还有以沙、洪、展、吕四大穆斯林商户经营的皮毛业和清真饮食业10多处。有的粮行、皮行、染坊、酒坊进行雇工生产，其中“澧泉”、“广源”等5家酒坊雇工近百人，“恒济永”等钱庄雇工20余人。据考证，台儿庄明清时期的手工业非常发达，行业众多，已能生产数百种手工产品，如舟船、农具、家具、文具、餐具、茶具、兵器、小五金、工艺品等。清咸丰四年（1854年），山东汶上县郝兆祥来台儿庄开办酱园店，自产自销，年收入4000元左右。光绪十一年（1885年），泰安人范兆信一家来台儿庄开办抄纸作坊，平均每天抄纸25刀（每刀100张）。宣统三年（1911年），济南同益公锅厂在台儿庄兴办的分厂，年产铁锅、鏊子5万余口（盘）。当时还出现了对外贸易。据《明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记载：自明宣德年间至嘉靖中叶，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日本政府向明朝派出11次勘合贸易船队，这些船队大多在台儿庄驻足贸易，购买生姜、大蒜、药材、煤炭、工艺品等。这说明台儿庄在明代不仅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还出现了对外贸易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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