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美与神性生活的丰富画面——清代外销瓷
2010年2月至5月，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中国清代外销瓷展》，这一专题展览给广大观众提供了一次难得的面对面领略、感悟清代外销瓷的机会；2012年6月，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英博物馆与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瓷器精品展，以更大的规模展示了明清外销瓷的风貌。轰轰烈烈的清代外销瓷，它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呢？
兴盛于16世纪覆盖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挣脱了中世纪极端宗教的黑暗桎梏，执着地探究着生存的本义与灵魂的归附，意大利文艺复兴使得西方文化所关注的中心不再是神，而是人自己，正如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中的神谕所说“认识你自己”。专家指出，这种对生命意识的复兴与回归，引导人们找回自我，而为了寻找回自我，首先要寻找回人类的感受能力，艺术就是在这个求证过程中以美的方式留下的文明印记，而造型艺术也就成为思想与情感宣泄表达的最佳手段。
文化在社会诸要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相较于经济、政治等要素，文化要素是最具革命性的，因为它极富生机与活力。文化能够激发人的才智，特别是在摆脱了精神桎梏之后。这场广泛持久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冲破了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解放了人的思想，推动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清朝的统治在南方稳固后，重新开放对外贸易，允许欧洲各国商船前来广州，中国瓷器恢复大规模出口。中国外销瓷重返欧洲市场后，很快以自己的特色赢得了人们的喜爱。目前欧洲保存的最出色的中国外销瓷，是康熙至乾隆年间输出的彩瓷；而无论是17世纪的青花，还是18世纪的五彩与粉彩，中国外销瓷输入的数量之巨，在欧洲社会流传之广，产生的影响之大，是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外国产品所无法比拟的，以至于欧洲人一提到中国艺术，往往想到的就是青花瓷与釉上彩瓷。
文化的传播，除了战争之外，很多是靠贸易牵线搭桥的。CHINA，英文意思为瓷器，同时又是中国的英文名称。一个国家的名称以一种物品来命名，这种物品如果没有冲出国门，以巨大的数量及丰富的品类销往西方文明社会，以自身的文化与艺术力量冲击着西方文明，中国会被以“瓷器”命名吗？从西方收藏的大量藏品以及沉船打捞的瓷器看，很多瓷器已经并非是手工业贸易品的含义，中国的瓷器与丝绸都是西方的奢侈品，是为了满足观赏、审美这些精神层面的需求被大量进口的，由于繁复的工艺及富丽的外表，瓷器也成了西方人彰显身份、品味的象征。所有这一切，都不是贸易所能代表的，而被深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
随着瓷器出口的增加，欧洲国家的绘画、图案、手工艺品也传入中国，不少欧洲国家的画家被富豪派遣到广州，设计并指导瓷器的设计。也有一些广东的艺术家毅然跟随欧洲的商船，漂洋过海，出国学习西洋艺术。清代外销瓷器是在中西贸易中，逐步适应国外市场的需求和喜好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彩绘瓷。它既保留了中国陶瓷彩绘艺术的传统，又吸取了欧美的艺术精华，堪称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
生活于1754-1838年的法国贵族查尔斯-莫里斯·德·塔莱朗说：“如果没有生活在18世纪，那你就永远无法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生活的甜美’”。那是一个社会物质发达，日常生活安逸，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西方，是一个奢华的年代。而中国美学中注重人的自在自为的境界，追求人性的真善美，强调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完美关系，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恰到好处地暗合了当时西方正在萌芽的启蒙思想。中国艺术善于强调以艺术品位为媒介，传达主体的精神内涵，中国陶瓷无疑是这种文化媒介中的典型代表。中国人通过艺术作品超越自身的局限，让心灵浸润在天地宇宙之中，通过艺术的媒介传达着最美、最真实的人格形象。这就是中国艺术的魅力之所在。
纹章瓷
纹章是一种按照特定规则构成的彩色标志，是专属于某个个人、家族或团体的识别物。它诞生在十二世纪的战场上，最初的作用是为了从远处可以识别披盔戴甲的骑士们。并不是贵族才能佩戴纹章，每个人，每个家族，每个个人或团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自由地采用纹章，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去使用它，但是不得盗用他人的纹章。纹章虽然兴起于十字军东征期间，其出现却与封建时代西方社会新秩序密切相关，“纹章为正在重新组织的社会带来了新的身份象征，并将团体置于整个社会体系之中。”这大概就是纹章的历史作用。
清代外销瓷中有欧洲特别订制的纹章瓷。15世纪时，中国尚未生产纹章瓷，最早出现的纹章瓷可能要算明正德年间到达里斯本的一件执壶，上面带有葡萄牙人提供的图案：葡萄牙国王马努埃尔的徽识，浑天仪图案。16世纪至19世纪间生产的纹章瓷都是为有身份的特殊用户制作的，上面除了年代、族徽之外，有的还印有格言，如：“天赋我权”、“心怀恶意者必自取其辱”等。苏格兰纹章餐盘雅丽柔和，羚羊的眼睛极其妩媚，体态窈窕；另一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纹章纹盘则富丽堂皇，盘心彩绘两名力士站立的台座上刻有德语箴言：“上帝与我们同在”。1751年，腓特烈二世专门成立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普鲁士皇家贸易公司”，接受皇室、贵族和富人的订单；1756年，普鲁士王子号和伯格·冯·埃姆登号商船驶入埃姆登港，船上货物包括59件珐琅彩和描金餐具，此盘即是一件。
清 康熙 景德镇 苏格兰纹章餐盘 大英博物馆藏
清 乾隆景德镇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纹章纹盘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粉彩VOC字母杯碟，其图案源自荷兰东印度公司1728年铸造流通至1751年荷兰银币的背面。中心绘制荷兰共和国纹章，即一只头戴王冠的狮子，手握代表七个省份的七支箭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缩写V OC，周围饰有荷兰格言“团结弱小来实现强大”，纪年为1728年。这是官方首次允许铸造在亚洲流通和用于中国贸易的货币，这套茶具可能就是1728年为庆祝这种货币的铸造而烧制的。
清 雍正 景德镇 粉彩VOC字母杯碟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荷兰坎普斯家族纹章纹甜点盘，绿丝绒般的底色及纹饰华丽得令人眩目，可以想见这些贵族家庭“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
清 康熙 景德镇 荷兰坎普斯家族纹章纹甜点盘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显而易见，纹章瓷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也为确定其他外销瓷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断代的依据。现存的纹章瓷订货单还保存着原始的设计图和船运记录，这些记录告诉我们这些图案的传递过程和开支情况。专业工作者甚至能够看出质量监控在何时开始放松，需求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家族后裔的继续订制来进行追踪。这也许就是纹章瓷的文物作用吧。
宗教故事
外销瓷既然是销往西方社会，其中就必然包含着西方的文化内容，然而东方的工匠能把圣经故事临摹得这样出神入化，就令人略感到有些匪夷所思了。墨彩阿格硫斯浸礼图盘用铅笔素描的笔法，描绘婴儿阿格硫斯被他的母亲忒弥斯和两个侍女浸入冥河的故事。母亲的本意是要让阿格硫斯的身体刀枪不入，可是却忽略了被她握住的那只脚并未浸入冥河，因此留下了一个致命的弱点，被后人称之为“阿格硫斯的脚后跟”。此盘的图像虽然完全模仿版画《阿格硫斯浸礼图》，但水中的倒影恰好在盘子的折沿处，这样就增强了倒影的效果，仿佛水正自盘中流出，使整个画面的节奏非常舒缓。
清 乾隆景德镇 阿格硫斯浸礼图盘局部 大英博物馆藏
清 乾隆景德镇 阿格硫斯浸礼图盘 大英博物馆藏
耶稣受洗图盘是最早图说《圣经》的器物之一，耶稣正在接受他的堂兄约翰洗礼。远处有小木屋，圣灵化身鸽子从天而降。《马太福音》中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圣灵仿佛像鸽子一样从天而降，落在他身上。”这段文字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3章第16节，它的缩写“Mat.3.16”被标注在磁盘边缘的椭圆形装饰中。此盘最吸引我的，是图画所拥有的气氛，宗教氛围中充满着人间的温暖，幽深的树木将他们包围，远处有小木屋，牧歌般的画意引人入胜。
清 康熙-雍正 青花耶稣受洗图盘 局部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清 康熙-雍正 青花耶稣受洗图盘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人物戏剧故事
明 天启五年 景德镇 青花三国故事图香炉 大英博物馆藏
康熙 矾红描金狩猎图盘-清代外销瓷展
清代文学艺术的繁荣，为外销瓷纹样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以诗词典故、历史故事、小说戏剧取材的比比皆是。从洛神到唐明皇杨贵妃，以及《封神演义》、《三国》、《水浒》甚至《红楼梦》都被取来入画。《三国》故事是最经典的，而康熙瓷器中的刀马旦也极具风采。提到外销瓷中的戏剧故事，一直潜心研究清代外销瓷的胡雁溪先生指出，清代外销瓷中大量采用“西厢”故事题材是一个耐人寻味而又值得探讨的现象。张生与崔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封建伦理的束缚，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且有情人终成眷属。以西厢故事为题材的纹饰，早在明代青花瓷中就已若隐若现地出现过，入清以后突然出现了“爆炸似的泛滥”，整个清代，在外销瓷中以西厢故事为题材的瓷器数量远远多于以其他中国戏剧和小说为题材的瓷器，出现了“独钟西厢”的局面。
接着胡雁溪先生的问题，我不妨再问一句，元代王实甫写《西厢》，明代汤显祖作《牡丹亭》，二者都大胆地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爱情体验描述得刻骨铭心，后世为何不双倾二剧，却独钟西厢？《西厢记》不过是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追求真爱；而《牡丹亭》除此之外，更具有了超越生死的力量。“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一往情深的力量在生生死死中穿越，最终成就了一对有情人，这样的故事难道不更值得描述吗？
康熙 矾红描金西厢故事图盘-清代外销瓷展
观看清代外销瓷中的《西厢》故事图，人物都被安排在优美的亭台楼阁之中，刻意地营造环境，甚至将建筑作为第二主题进行描述，用环境烘托故事，是清代瓷器、玉器陈设画面中的特点，这也许更扣《西厢》中的那个“厢”字。而《牡丹亭》中能超越生死的爱情，是需要唱、需要吟诵的，也许只有咏叹调才更能适合它的主题。
汤显祖被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与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艺术巨匠莎士比亚同期，都生活在商品经济活跃，市镇扩张，社会风气开放，思想活泼跃动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充满新的憧憬与挫折，拓展了思维与感情伸展的空间，给模拟人生与展现想象的戏剧提供了“美丽的新世界”。杜丽娘的“一往情深”，不仅仅是普世的世俗情感，其深刻涵义在于将个人主体归结于一个“情”字，乃是汤显祖对于个人主体力量与价值的解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汤显祖写出比王实甫更为深刻的戏剧也就顺理成章了。
甘愿为《牡丹亭》做义工的白先勇先生，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台湾影人许培鸿更是跟踪着《牡丹亭》的世界巡演，用手中的镜头，用一场心力与体力的马拉松，长时间纪录着同一出戏曲的演出，留下了上百场青春版《牡丹亭》演出的珍贵画面。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对个人主体力量与价值的讴歌，始终感动着我们，无论是史诗格局或是对称平衡之美，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不仅局限在对艺术品的玩味之中，而是学会了用历史的大坐标来深入的认知。
仕女图
仕女是艺术家最为钟爱的主题，而康雍二帝对仕女有着极高的品味及非凡的鉴赏力。画风细腻的闺阁美人图最早见于康熙晚期的瓷器上，到雍正时期盛行起来。雍正十二美人图中的仕女，不仅端庄娴雅，而且十分大气因而也就显得非常高贵，绝无小家碧玉的小模小样，这是我最为喜欢的。图中不仅仕女神形兼备，而且配景中的房舍器具、树石围栏无不精细入微，件件都值得细细玩味。这样的器物，不仅令十八世纪的洋人着迷，即使是今天的我们，对那样的生活情境也是很迷恋的。
洋人来到中国，参观广州富商的宅邸，见到家中众多的妻妾，“很多长得相当漂亮，极美的手和天然的小脚”。仕女的手确是极美的，白皙、细长而又圆润，十指尖尖，保养得极好的、贝壳般的指甲，而作为“第二性器官”的天然的小脚，不要说被洋鬼子所注意，就是大谈“中国人的精神”的辜鸿铭老先生对女人的脚也是颇有感觉的。
康熙 青花仕女春水照影图盘 局部-清代外销瓷展
康熙 青花仕女春水照影图盘-清代外销瓷展
春水照影图中仕女那种三道弯的体态，多么的华贵，天生的一种雍容大气；而抚琴的美人鸭蛋脸，悬胆鼻，微抿着樱桃小口，一副专注而又沉浸其中的神态。从未关严的抽屉中，飘出一角粉绢，为这个场景增加了一抹香艳气氛。从中可窥出雍正对于美人的品味。
法国路易十五的宠姬旁帕朵夫人是洛可可艺术的倡导者，也是这种女性化艺术的“代言人”，她对法国艺术领域起到过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因为她的审美趣味，导致了我们今天称作“路易十五风格”也就是洛可可的艺术趋向。旁帕朵夫人非常偏爱“中国风格”，鲜艳夺目的大花和金鱼是旁帕朵图案的主题。旁帕朵夫人的画像，也是洛可可绘画艺术的代表作。有趣的是，这位正在吹笛的仕女与旁帕朵夫人有着同样的优雅与美丽，她们的身姿都几乎一致的婉转着，面容娴静，一幅享受甜美优渥生活的轻松与自如。“旁帕朵风格”、“洛可可风格”、“路易十五风格”与“雍正风格”，在美人图上都有着相似的内涵，都是帝王贵族对仕女的审美品味。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品味是通过工匠、画匠的手表达出来的，这些不属于上流社会的匠人们，为什么能这么准确而又传神的传达出这种品味？如果说旁帕朵夫人还有宫廷画师为她写生，那么那些中国工匠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是如何揣摩出这些仕女的风范的呢?他们是被什么人教出来的，始终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雍正 粉彩仕女抚琴图盘 清代外销瓷展
清雍正 粉彩吹笛图碟 清代外销瓷展
洛可可艺术的倡导者旁帕朵夫人 伦敦华莱士收藏馆
粉彩妇婴图也是仕女图中的一件精妙佳作。母子情深的婴戏图大量存在于外销瓷中，母亲仍然是仕女的形象，两腮淡淡的红晕烘托出白净的面孔，眉眼中除妩媚之外又多了些慈爱的温暖，活泼可爱的儿童，小小年纪就衣着考究。由于这些画片儿的影响，在西方普通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田园牧歌的所在，是欢快和享乐的。中国文化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与热烈追求的审美精神，在外销瓷中得到了印证。清代外销瓷的这种精神内涵，很好地解释了它们能在西方长驱直入、深入人心的原因。
清 雍正-乾隆 景德镇 粉彩妇婴图局部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清 雍正-乾隆 景德镇 粉彩妇婴图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康熙郎窑绿釉农夫观蟹图-清代外销瓷展
除了仕女之外，外销瓷中也充溢着渔樵耕读的世俗乐趣。清初市井文化得到繁荣和发展，在外销瓷上开始出现世俗人物题材，一般为描绘民间的世俗生活场景。农夫观蟹图是一件青瓷作品，图中的农夫抱着双臂嬉笑地看着螃蟹，旁边的题诗为：“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青瓷底子配上山石草木，在渔樵的场景中隐隐透出一丝理想化的色彩，这也是外销瓷与民用瓷最本质的区别。
18世纪，中国瓷器风行欧洲之日，正值欧洲巴洛克艺术衰弱，洛可可艺术勃兴之时。巴洛克风格的主要特点是激情绚丽，其建筑风格大多数为华丽恢弘又带有神秘色彩的教堂建筑，是奉献给王权的艺术；而洛可可继承了巴洛克的高雅和贵族化风格，追求的却是华美闲适，更加致力于个人快乐的寻求。洛可可时代的艺术特征传达了18世纪的时代精神，即一种挣脱束缚、追求生活艺术的人生观念。
洛可可式审美趣味为欧洲流行的“中国风格”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基础，清代外销瓷弥漫着浓郁的贵族风气。华丽的纹饰与环境，悠闲精致的生活，那种极力挖掘现实生活与理想憧憬中美好事物的精神，那种牧歌式的轻松愉快的抒情，都切合了洛可可的艺术风范，即将雄伟、神秘的宗教与王权转向愉悦、享乐的世俗化生活，反映出人们对自身能力的无限自信；而致力于个人快乐的寻求，最终也导致了个人感情价值的高雅化。同时，“中国风格”的引进，又促进了洛可可的多样化与繁荣，“中国风格”与洛可可是同期同步发展的。当中国艺术和欧洲艺术杰出撞击的时候，人类艺术史上绽放出了一朵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葩。
“广彩”也许是最贴近洛可可风格的了。始于清康熙晚期的广彩，很大程度上就是为适应欧洲市场而诞生的。为适应外销市场的需要，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瓷器移至广州加工生产。釉上彩瓷与当地的烧青艺术（铜胎珐琅画）相结合，根据欧洲市场的来样来稿，融汇中西，形成辉煌浓重的艺术风格，是欧洲市场酷爱的品种。
清 乾隆 景德镇 人物场景纹潘趣酒碗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潘趣酒碗”中的“潘趣”一词源于北印度语的panch，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和水手将喝潘趣酒的习惯带到了英国。最初这种酒混合了果汁、葡萄酒和白兰地，17世纪中期以后又加入了由牙买加蔗糖提炼蒸馏出的甜酒，这也许就是早期的鸡尾酒吧。此碗的绘画方法就是广彩喜用的“斗方”，即满地开光，图案装饰性极强，人物场景被安置在中心，纹饰繁缛、满地加彩却层次分明，繁而不乱。广彩用色十分注重调子，并金色和黑色压住原色，从而统一了色调的倾向并凸显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潘趣酒碗个头很大，可以痛快地将各种饮料兑在一起，它到底是用来调酒的还是用来喝酒的不得而知，但潘趣酒是口感浓郁的，试想如果用这种大碗来喝酒，那些带有刺激性甜味的汁液“咕咚、咕咚”滚下喉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清 嘉庆 景德镇 粉彩描金团花包袱瓶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粉彩描金团花包袱瓶的肩部被围上了一条丝巾，丝巾上的描金团花图案模仿刺绣图案，这种纪念章式的图案源自日本。瓶身模仿木头材质，古朴中隐隐透出金色，因为被丝巾包裹而更具有一种娟秀的气质，很得洛可可的真传。
发端于17世纪末，延续至18世纪的欧洲洛可可，其倡导的艺术风格与中国艺术风格中的精致、柔和、纤巧和幽雅殊途同归。洛可可那种看似不经意的、随意的、柔和纤细的风格特点，正是优雅精致的中国艺术品，特别是清代外销瓷等装饰艺术所展现的特性。洛可可风格盛行于法国，那时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潢仿效的中心，所以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清代外销瓷器和其他中国外销艺术品得以流传整个欧洲社会。
德国学者雷德厚认为：“对中国的使用者而言，瓷器的装饰使他们受到了文学情趣的熏陶。在较为宽泛的层面，同样的图像也会引起普遍的青睐。西方人并不理解陶潜的诗意，但他们也能欣赏中国陶瓷图案的实际效果，欣赏花的恬美和宁静的湖光山色。中国外销瓷的装饰大多具有超越政治和历史的特征，这是它风靡全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以诗般的语言赞美中西文化交流：“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国）和最发达的文明（欧洲）仿佛今天汇集在一起——大概是天意，要使得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携起手来，逐渐地过上一种更为神性的生活。”
多么令人向往，那种神性而又现实的生活。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及相互养育，在世界文明史上开出了一朵又一朵奇葩。思想的解放，古典的回归以及对人性的重视，赋予这些艺术花朵以深刻的内涵。多姿多彩的清代外销瓷所具有的多元性、荟萃性与创新性，也正是北京文化所具有的特点，这些文化为我们展现的甜美而又精致的生活画卷，犹如一曲大同世界的盛世华章，那悠长的余音始终伴随着我们，滋养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