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瓷】清代外销欧洲的景德镇瓷器

外销瓷使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

 

随着“三藩之乱”平定，国内政治安定，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海禁，翌年设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外贸事务，允许外国人在广州设贸易机构。英国、法国分于1685年、1698年在广州设立商馆。荷兰、丹麦、瑞典等国也于雍正年间在广州设商馆，经营瓷器、丝织品、茶叶等中国商品。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这一局面持续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当时，外商船只能停靠黄埔港，不得进入广州城，在黄埔港与十三行之间，有中国驳船往来接送人员与货物。非贸易季节，外商全部撤退到澳门。这样便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以澳门为中转港，辐射全球的景德镇瓷器外销网络。

广彩锦地开光欧式人物纹盘

 

景德镇清代瓷业生产，无论在造型、胎骨、釉色，还是纹样装饰上都得到全面发展，产品质量有明显提高，臻于极盛，发展成为“二十里长街半窑户”的制瓷中心。除青翠明快的青花瓷、颜色明亮的青花釉里红瓷、多彩艳丽的五彩瓷、镂刻精美的雕塑瓷等继续烧造外，还有柔和雅致的粉彩瓷。颜色釉瓷特别盛行，诸如红釉、绿釉、黑釉和茶叶沫釉等，五光十色，不胜枚举。这一时期，欧洲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兴盛，加上美洲白银的大量流入，导致了社会财富激增，形成了新兴的消费品市场，成为景德镇瓷业最重要的国际市场，景德镇也由中国瓷业中心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世界瓷都。

欧洲加彩穿花龙纹罐

 

早期景德镇外销瓷大多数是为亚洲市场烧制，从器形、纹饰到用途，对欧洲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当时进入欧洲市场的精美瓷器，由于浓厚的东方气息使欧洲人耳目一新，成为象征身份、地位的奢侈品和观赏品。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流传到欧洲的瓷器数量稀少且价格高昂，另一方面也说明过于纯粹的东方形制的瓷器不符合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中国餐具的式样很少，不能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和多样化餐具的需要，中式瓷碟在欧洲餐桌上只能用来放糕点。

伊万里样式啤酒杯

用途有限的瓷器，销路必然有限。为了让景德镇制造出符合欧洲人要求的器物，欧洲商人往往提供彩色画稿或模型，模型有陶瓷器、玻璃器、银器、锡器及木器等，还有一些是在景德镇烧好素瓷胎后运至广州再加彩（即所谓广彩），或运到欧洲后再加彩，总之是根据欧洲市场的需求来设计、制作。在欧洲市场旺盛需求的推动下，景德镇制瓷行业逐渐分离出特殊的分支——洋器作、订单器作，专门负责生产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产品，“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所谓“式多奇巧”是指瓷器的形状和装饰为欧洲型，不像中国人常见的式样。如中国流行的瓷杯一般没有把手，带把的啤酒杯是英国人从土耳其移植过去的；中国盘子是圆形的，输出欧洲的盘子就有长圆形、多边形、贝壳形等数种形体，边缘也作了加宽处理；所谓“岁无定样”是由于欧洲各国每年订货的要求不同。

青花花卉纹咖啡杯

 

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开发中国瓷器贸易的潜力，使之更适合欧洲市场的需要，逐步把中国瓷器的基本式样和装饰花纹改造成西方式样。荷兰是第一个主动设计、开发中国瓷器的国家。1635年荷兰侵占台湾后，在中国近海找到了一个稳定的据点，便开始向中国直接定购他们所设计的瓷器。如1734年11月12日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通知巴达维亚，要求寄一些烧得好的瓷器式样，以便在中国依照生产。当时在荷兰和英国，中国瓷器主要是作为生活日用品，这就决定它们必须适应欧洲的生活习惯，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中国形”瓷器，即融合西方式样的中国瓷器。

伊万里样式贝形碟

日用瓷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的主要商品，大致有餐具、茶具、咖啡具、巧克力具和盘、牛油碟、奶油碟、盛酒器、水注、剃须盘、啤酒杯、瓶、渣斗和表座等，以餐具、茶具、咖啡具和巧克力具最为常见。如1751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瓷器49.5万件，其中饮具约20万件，占总数的40%。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家庭的不同习惯，一套餐具的数量也不尽一致，一般为80件，有时达600多件。奢华的餐具组合，配调味瓶、盛冰桶、烛台、草莓碗、生果碟及餐桌中央的陈列品。一套普通饮具，包括杯及托碟各12只，咖啡杯及托碟各12只，巧克力杯及托碟各6只，茶壶和壶座、咖啡壶和壶座、奶壶和壶座、废水碗和托盘各1只，另有1个茶叶罐及1个带托碟糖罂。某些付得起额外开销的家庭甚至购置一套4000件以上、饰有家族纹章的餐具。1700年的欧洲约有1亿人口，景德镇瓷餐具、饮具的风行，意味着为景德镇制瓷业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粉彩人物故事纹八边汤盘

欧洲各国博物馆收藏的景德镇明清瓷器造型较丰富，大致包括中国传统样式、中西合璧样式与欧洲样式三类。后两类基本是为欧洲市场专门制作，国内少见。中国式样有各式瓶、壶、罐、碗、盘、杯等，以康熙时期的器形最丰富，常见的有棒槌瓶、凤尾尊、方瓶、梅瓶、葫芦瓶、将军罐、花觚等。中西合璧样式是指在中国传统式样的基础上，加入西方所喜爱的因素，创烧出具有新意的造型。比如，将军罐、瓶等器形明显比国内市场同类器物式样高；瓶口有多种变化，有渣斗式口、杯口；还有加双耳的，双耳杯、双耳盖杯、双耳盖缸、双耳盖碗；加双柄的有双柄盖瓶；还有把器形加以装饰和改造的，把瓶、樽等改作水器、灯具或在口、流、柄等部位加饰金属双柄、盖、链子等饰件。5件一套的花瓶、花觚组合很有特色，包括3个盖罐和2个花觚。一般放在西方家庭壁炉上方，盖罐原形是康熙时期的将军罐，和花觚组合在一起，会觉得上面的盖子太大，为了相互协调，就进行适当改造，把盖子做小一点，相应地把颈部拉长、肩部收窄，花觚的流畅线条和盖罐起伏变化的流线相互呼应，组合在一起就显得很协调，有青花、五彩、粉彩数种，一时间成为欧洲室内装饰的时尚。欧洲风格器物都是专门为欧洲市场特制的，有剃须盘、执壶、双口瓶、带柄的杯、罐、碗，船形或头盔形的调味瓶、咖啡壶，鹅、鸭、鱼之类动物形汤盆，咖啡壶造型似锥形，下广上窄，顶部有盖，很别致。

看着这些中西合璧样式和欧洲样式瓷器，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明清时期景德镇工匠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去适应市场、占领国际市场的生产经营策略，感受到当时景德镇制瓷业的创新与活力。

红地开光粉彩花卉纹茶杯、托碟

 

景德镇外销瓷的纹饰

 

从目前能见到的明清时期景德镇外销瓷器看，装饰纹样大致分三类。

伊万里样式茶叶罐

 

第一类虽然为国外市场专门制作，但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样式。虽然器物造型有欧洲特点，但装饰题材仍然为中国风格的花鸟、人物和山水等。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情调，此类产品占多数，成套器具往往绘有相同的纹样。克拉克瓷是这类外销瓷中重要的品种，也是明末清初荷兰东印度公司运销的主要商品。以各式开光花卉纹青花盘最为常见，构图繁复，器心主题纹饰为山水树木、楼台人物、池塘禽鸟等，器壁开光内绘花卉、蕉叶、杂宝等。同一时期荷兰的绘画中也经常出现这类瓷器。此类瓷器在台湾澎湖风柜旧城、台南热兰遮城、日本长崎、马来西亚马六甲、印尼雅加达、巴林卡拉特巴林遗址、肯尼亚马林迪格迪古城遗址等地有出土；在福建平潭九梁一号、南海荷兰东印度公司哈彻号、肯尼亚蒙巴萨号沉船有出水；东南亚、欧洲等地博物馆均有收藏；日本有田、荷兰代尔夫特等地的同时期窑厂均有仿制，表明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产品。

青花山水纹果盘

 

第二类为中西合璧式，在同一器物上出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艺术的混合现象。比如有的瓷盘，中部主题图案为西洋社会生活场面，边框则衬以中国式图案；或边饰为西方样式，主题纹饰为中国样式。清康熙时期大量生产的伊万里样式，也属于这类。

明末清初中国社会动荡，景德镇瓷器生产不稳定，加之海禁的实施，国内商路不畅，荷兰东印度公司无法从中国获得足够的瓷器满足亚洲和欧洲市场的消费需求。于是从1652年开始把热销欧洲的中国青花和五彩瓷器以及荷兰代尔夫特青花陶样品带到日本，向有田地区的瓷窑订购。因为有田地区瓷器从伊万里港装船出口，被称为伊万里瓷。因此伊万里瓷原本是日本模仿中国的样式，销往欧洲市场后受到广泛欢迎。海禁开放后，景德镇又模仿日本的这类畅销产品，可以视为仿品的仿品。由于景德镇在制瓷原料、工艺技术上的优势，产品质量很快超过了日本，在市场上逐渐排挤日本货。伊万里样式中有一类被称为伊万里金蓝手的产品，以青花和蓝色为底，施加金彩及红彩等，显得绚丽豪华，适合当时欧洲的罗可可风格，颇受欢迎。景德镇及时跟进，大量仿制，称为中国伊万里。十三行题材也是外销瓷中很有特色的品种。珠江外围的长洲岛和十三行对来华贸易的西方商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所以许多人在离开中国时，都会特别设计定制或者购买此类瓷器作为纪念品或礼品，绘有十三行的街道、厂房、仓库等建筑，一般在前面画有岸边和栏杆，并竖立各国国旗，前景则是珠江和江面上的船只，这类产品在1765年至1795年间流行，常见器型有大碗和大盘。

广彩中式人物纹奶壶

 

第三类为欧洲样式，装饰纹样按照欧洲商人的要求、适合欧洲消费者需要特别绘制，大部分是严格依照顾客所提供的版画及图样来绘制，通常称为“订烧瓷”。这类瓷器品种丰富，个性鲜明，但数量并不大。

在当时，“订烧瓷”的运作程序，一般是欧洲商人每年八九月到达广州后，把物品模本、画稿与定金一并交给中国十三行的买办，通过买办把订单送到景德镇。第二年再从买办处取回上一个贸易季的订烧瓷。由于从准备所需品目录或定单到完成定单之间有一漫长阶段，这就要要人们周密的计划。如在1725年春制订的回运货物目录在9个月后才抵达巴达维亚，而1725年到1726年这一季的返程船队则装载着过去所需的货物刚离开——返程船队在1到3月间出发。定购的货物只能在一年后装船，9月运抵国内。因此在定购货物到收到货物之间有两年半时间的空档。由于“订烧瓷”成本较高，占用资金时间长，手续复杂，商业风险大，不可能成为当时外销瓷的主流产品，大多数“订烧瓷”是用作私人交易，有些则是商人及船员们作为纪念品或礼物。

粉彩贴塑花卉纹表座

“订烧瓷”的装饰题材有西洋人物、肖像画、花卉、城市港口、田园风景、贵族生活、希腊罗马神话、历史传说、圣经故事、德国式纹样以及标示家族的徽章，也有欧洲设计师特别设计的式样。如荷兰东印度公司1734年聘请阿姆斯特丹著名画家科尼利厄斯·普龙克设计了持伞仕女、三博士、四博士、花亭人物等5款图样，这些水彩及铅笔素描设计图稿收藏在荷兰国家博物馆。1736年完成的持伞仕女系列订单1279件，其中6个装盐碟，12个分菜盘，6个大直杯，12个冷却杯，432个9寸盘。根据设计者与东印度公司的合约记载，他们之间是有版税的，而且每一种设计要做成6份。根据1736年8月23日的备忘录，这个设计在中国和日本都要分别做成青花和彩瓷两种，在日本做的内圈要大一些，女人身穿和服。1737年，第一批持伞仕女系列瓷器共1279件运抵荷兰，青花和青花矾红描金者各一半，由于这类产品价格太高，1741年公司就中止了与普龙克合作，很快就停止订烧。这个样式的部分记录和设计稿，现在仍保存在印尼雅加达。意大利画家范萨斯高·雅宾尼（1578－1669）创作的一系列反映古典传说火、水、土和气四行的绘画也是18世纪销往欧洲瓷器上流行的题材。比如，一套制作于1740年的粉彩人物纹茶具，画面中央丘比特象征宇宙和性灵的火，右边是伏尔甘，是铁匠和陶工信仰的火神，驾战车在空中飞翔的是代表爱情和欲望的女神维纳斯，四周是多位小爱神，象征能射穿钢铁、钻石和众神之心的力量。该图案以意大利画家范萨斯高·雅宾尼创作的火土水气四神系列中的火为主题。

广彩十三行纹酒碗

 

订烧瓷中最特别的一类是纹章瓷：在器物的显眼部位绘贵族、显赫家族、都市、公司、军团、团体等特有的标志。这与当时欧洲各国流行使用纹章有关。纹章可能是一个标记、盾状物、特殊设计的框格，或附有文字缩写、箴言等。一个完整的纹章包括冠、头盔、披风、盾牌、托器以及写有铭词的绶带。其中冠是等级的标志，英国以不同的冠代表公、侯、伯、子、男各等级爵位。盾牌按持有者意愿而定，盾形纹的纹地有蓝、红、黑、绿、紫5种颜色。纹章图记有神鸟、神兽、龙、鹰、犬、鱼、狮子、熊、狼等，以狮子和鹰最为常见。狮子一般是侧面站立，鹰大多都展开双翅。各类动物都有特定寓意，比如狮子象征勇气、高贵和雄壮，是王者的象征；老鹰寓意勇敢智慧；熊和狼寓意勇猛顽强等等。纹章瓷始于16世纪，盛行于18世纪，在欧洲十分流行，特别是荷兰、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其中英美最多。据文献记载，18世纪中国销往欧洲市场的各类纹章瓷约60万件。其中1722年运到英国的40万件瓷器中多数为纹章瓷。

墨彩描金代尔夫特样式人物纹碟

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一般是贵族，大多数人会顺便订制自己家庭的纹章瓷，有的人还帮亲戚朋友订制，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及其亲戚和公司相关成员的家庭纹章瓷在全部纹章瓷中占有相当比重，订单大约有600个左右。南昌大学收藏一件青花花卉纹纹章盘，据荷兰东印度公司订单可知属于约翰内斯·坎普斯（Johannes Camphuijs）家族，制作于1690年。约翰内斯·坎普斯1654年至1655年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由于才能出众，很快就被提升为高级主管，1684年至1691年担任印度尼西的巴伐维亚总督。这个盘子便是他任职期间订制的。

青花花卉纹坎普斯家族纹章盘

据瑞典学者统计，曾有300多个欧洲家族到中国订制纹章瓷。早期的纹章瓷多用青花，纹章画在器物中央，图案很大；晚期多用五彩和粉彩，图案缩小，常置于器物边缘。18世纪中期，纹章瓷形成了巴洛克式、罗可可式和新古典主义式等几种不同的风格。巴洛克式追求奢华的外表，讲究对称，在当时颇受欢迎；罗可可式图案不对称，风格淡雅、洗练，形式活泼；新古典主义式构图简单，图案对称，常为铲形或椭圆形，在1780年至1800年间风行一时。

粉彩描金花卉纹蒂法玛斯家族纹章盘

纹章瓷都是按订户的要求特别制作，大致可划分为名人徽章、省城徽章、机构或公司徽章、军队徽章等。名人徽章中既有国王、皇后，也有名门望族或知名人士订烧的瓷器。如遇授勋、结婚之类喜庆典礼时，往往要订制纹章瓷，绘上家族徽号和甲胄做纪念，以此相炫耀。为纪念新婚而特别订制的纪念瓷，往往要饰以男女双方家族的徽章。家族的纹章只能由长子完整地继承，因此，每一个完整的家庭纹章出现时，就证明此人是家中的长子。而每经过一次婚姻，都要由女方的家族纹章和男方的个人身份、地位（主要从头盔中识别）及家族纹章三个方面组合成一个新的纹章。如果找到他们结婚的时间，就能给纹章瓷断代，误差在二三年左右。如南昌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粉彩描金花卉纹纹章盘，属荷兰蒂法玛斯家族，盘心是盾牌，左边是男方家族的徽章，右边是女方家族的徽章，为婚礼而订制的。盾牌两边的纹样如贝壳，盾牌用绿色叶子做成托，上面是公爵的皇冠。简·维勒姆·蒂法玛斯（Jan Willem de Famars）曾在荷兰军队的骑兵队服役，并且最后成为司令官。他的妻子(Mechteld Johanna Geertuid Vriesen)家族显赫，他的岳父是兹沃勒（Zwolle）市的地方行政长官。我们结合东印度公司的订单，可以确定该盘制作于1752年。因此，这类器物的造型、装饰风格成为我们确定欧美各地博物馆收藏的明清景德镇外销瓷的标准器。

广彩迈森样式花卉纹盘

 

清代是景德镇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市场的繁盛期，也是景德镇制瓷业达到巅峰的时代。此时的瓷器在工艺水平和器物造型上空前绝后，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外销方式，主要有成品订货、来样加工等种类。器物尺寸、形状和装饰图案在订购合同中都有明确规定，景德镇工匠只要严格按要求照样制作就可以。景德镇瓷器的外销，推动了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兴起。

粉彩描金瑞典国家纹章盘

本文刊于《文物天地》201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