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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解说词

 黑老赵 2012-09-09

追逐文明的历程

“我想知道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历程”

                                       --伏尔泰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华夏腹地,山川秀美,气候适宜,是中国远古人类和文明的摇篮。数百万年前,这里制造出中国最早的石器工具,燃起了中国第一堆文明之火。沧海桑田,生生不息,远古人类艰难的行踪踏遍了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不灭的篝火闪烁在汾水与桑干河两岸。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遍布山西南北。涓涓细流,百川归海;星散古国,辐辏升华,这些都昭示着我们的祖先跨进文明之门。最早的“中国”人从这里出发,走向未来。

今天,这些见证山西古代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被整齐地陈列在山西博物院《文明摇篮》展厅,辅之以科学而艺术的陈列方式展示给世人。

 

                   远古圣土

一百八十万年前一个雨后的清晨,西侯度的先民又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他们今天的任务是砍伐几棵粗大的果树。为了获取充足的食物来源,这可能是他们必须从事的工作。当手中的石头一次又一次击打在树身之上时,其中一位年长者惊奇的发现同一块石头的尖端和较薄的边缘比起其它部位更能起到显著的效果,于是他把这一“惊人”的发现告诉了他的同伴,当其中一位拣起一块砾石将手中不规则的石块艰难地打制成尖状器时,人类最早的石器工具便产生了,先民们把它们保存起来,倍加爱惜。一百八十万年后,这件由石英岩砾石加工而成的三棱大尖状器被考古人员发现并陈列在博物馆里,它的断面呈三棱状,尖端有清晰的人工打击痕迹,底部圆钝便于手握。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常用的工具之一。

从距今三四百万年到一万年前,称为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类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工具,原始人用石锤直接打击石料产生石片的方法,叫做直接打击法。直接打击法最常见的有碰砧法、摔击法和砸击法等,均是旧石器时代通用的打制石片的方法。碰砧法指手握扁平的石块,在石砧较突出的一点或边缘上碰击而产生石片的方法,一般用于硬度大而脆性和韧性较差的岩石;摔击法是指用双手紧握石锤,向置于地上的较大的石块摔击打下石片的方法;砸击法指手持所选石料,将其一端置于石砧之上,用石锤打击另一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猿人能制造简单的砾石工具,渔猎群居,开始懂得用火,进而学会保存和管理火种。他们依赖渔猎和采集,茹毛饮血,薪火相传,群居而生。

西侯度遗址代表着旧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古人类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面貌。它位于山西芮城县黄河拐弯处的,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之一,距今约180万年,属早期直立人阶段。上世纪60年代,在这里发掘出土了大批古脊椎动物化石、32件石制品、带有切割和刮削痕迹以及被火烧过的骨、角、牙等。根据动物生态学分析,当时的西侯度一带为疏林草原环境,气候凉爽,四季分明。研究表明,浸透着西侯度先民们劳动汗水和智慧的石器虽简单粗糙,但类型多样,工具的使用已有一定分工。

距今约20万年至4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进化到了早期智人阶段,身体特征更接近现代人。他们通过长期的劳动经验积累,石器制作技术有了很大改进,石器的类型逐渐增多,功能进一步分化,加工也日趋精细。他们仍处于原始群居阶段,但已有较发达的语言,并出现埋葬死者的习俗。

1953年发现于山西襄汾县丁村的丁村遗址,是中国著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其石器的形制、打制的方法都有新的进步,近年来新的发现表明,该文化已不仅限于汾河东岸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而是扩及汾河两岸,囊括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传承关系清楚的遗址群,表明当时丁村一带的原始游群相当繁盛并有着比较稳定的活动范围。

今日的大同盆地,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曾是一望无际的湖泊,约10万年前,气候变迁,浩瀚的大同湖渐渐萎缩,桑干河形成。北京猿人的后裔许家窑人就生活在这里,依靠狩猎经济维持生活。许家窑一带当时为森林、草原、灌木相交混地带,气候处于冷期,年平均气温低于现今。在考古发掘过程结束以后考古队员们惊奇的发现出土的石球竟多达1079个,数量之多为国内外罕见,成为许家窑文化的显著特色。石球最大的重1500克以上,直径超过100毫米;最小的重量不足100克,直径50毫米以下。研究表明,它们曾是当时人类普遍使用的狩猎投掷工具。大的石球可用来直接投击猎物,中等大小的可以做成“飞石索”,小的则可用作“飞石索”上握在手中的扣环。

“飞石索”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狩猎工具,可在开阔地段用于投击野兽。其用法是把石球系在绳索(藤条或皮条)的一端,利用旋转的离心力将其抛出,如现代杂技“飞流星”一样甩出很远去套绊猎物,以便于捕获。这种方法直到近代一些少数民族还在使用。石球的使用在人类童年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原先只是用棍棒追逐猎物的方法,使猎人们不必与猎物接近,远距离即可将奔跑的动物猎获,大大增加了食物和衣物来源。

距今约四万年至一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即“飞石索”之后,又一项工具的发明加速了整个人类追逐文明的历程。在今天朔州市黑驼山下的峙峪村生活着这么一群人,他们体质特征已与现代人基本相同。双手变得更加灵巧,能制造精致的石器和骨、角工具,思维能力进一步发展,身上佩带着装饰品,学会了人工取火,社会形态已进入原始氏族公社阶段,原始宗教产生,埋葬习俗更为普遍。他们对于野兽以及其他氏族群体的战争往往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发明了弓箭。

山西博物院的展庭里陈列着一枚中国已知时间最早的石制箭头,它的主人便是峙峪人。恩格斯说过“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弓箭是相当复杂的狩猎工具,发明弓箭需要长期积累的经验和发达的智力。使用弓箭须人用臂力拉起弓、弦、箭,产生强大的弹力,将箭弹射出去。说明当时峙峪人已经能将物体的弹力和人的臂力巧妙结合起来。弓箭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它出现后的人类遗址中,发现的大型动物如野马等化石增多。说明弓箭的发明,促进了狩猎,是导致原始时代生产革命的重要里程碑。峙峪石镞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它说明当时峙峪人已使用弓箭,这与其发达的狩猎经济是相吻合的。因此,峙峪人也被喻为“黑驼山下猎马人”。

当峙峪人在黑驼山上追逐野马的时候,山西西南部的吉县清水河沿岸的台地上已经有人在烧烤青鱼了。人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不远处有位中年妇女正在给手中蚌壳钻孔,给自己制作一串精美的项链。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有了审美的观念,磨制与钻孔等新技术多运用于制作装饰品上。此时钻孔技术已相当成熟,有尖状器钻孔法,即利用尖状器来挖孔。骨角木竹器钻孔法,是用坚硬的骨角木竹类作钻,以两手搓动,或加石制钻头,在孔中加砂子帮助研磨。这种方法后来发展成弓弦钻孔法,即拉动弓弦,带动钻具旋转来钻孔。柿子滩遗址是中国目前距今2--1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1980年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比较完整的篝火遗迹、三个层面的古人类活动遗址、2000余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制作精美的蚌质穿孔装饰品。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柿子滩遗址丰富的遗存对研究华北地区细石器的起源乃至农业的萌芽提供了重要线索。

 

                   华夏直根

    当原始先民将脚下的泥土烧制成各种类型的器物用来盛水和蒸煮食物的时候,当他们告别了逐水草而居开始建造房屋定居生活的时候,当他们发现所有的植物都能撒种而生、春播秋收,很多动物都能圈栏豢养、为人所用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出了旧石器时代的沼泽,开始了追逐文明的新的征程。

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以磨制石器为生产工具,制造陶器,营建房屋,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人类开始过着定居的氏族公社生活,审美意识更加强烈。

ffice:smarttags" />1991511上午,山西翼城县枣园村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考古工作者在进行田野调查时惊奇的发现一户村民院子外向南倾斜的坡地上一处堆放垃圾的灰坑里密集的分布着残碎的红色陶片。这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并立即对灰坑进行了清理,进而发掘出一个面积达两万平方米,距今约7000年左右,代表着山西南部的古代农耕文明的面貌的重要遗址。在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陶拍、陶挫等制陶工具,以及石刀、石斧、石镰、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枣园遗址是山西新石器文化的一块基石。它的发现,对研究山西及邻近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时光追溯到19261015日,这一天是属于整个中国考古界的,这一天也是属于一个名叫李济的年轻人。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早年毕业于清华,留学美国,先在克拉克大学专修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获哲学博士。回国后任教南开大学,开始田野考古。这一日,已是清华国家研究院人类学讲师的李济踏入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定好基点、布方,接着挖起第一锹土的时候,这短暂的一刻成为历史的永恒。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发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幸运女神偏偏眷顾这个年轻人,两年之后,李济接受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之邀,主持发掘了安阳殷墟,成为一生从事考古事业的转折点。

《文明摇篮》展厅“西阴之花”专题展柜中整齐地陈列着西阴遗址的典型代表器物--彩陶,这一件件施以黑彩的红陶文饰精美、造型典雅、功能使用,这使你很难想象到它们是距今5500年前人们的作品。

随着农业的发展,种植经济在生活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植物题材的花瓣文饰被更广泛地用于陶器装饰。花纹大多使用等分圆分割法,花瓣呈轮花形,有的采用横向平行切割法,把花朵上下平行分割成几部分。而应用最广泛的是由直线与曲线组成的曲边三角纹。不同的三角纹组合构成的整体文饰,或相对或相背,或单体或连续,图案高度概括又不失灵活多变的效果,动感强烈,韵律明显。有学者认为,西阴遗存的彩陶以花卉纹饰为主要特征则是华夏民族之“华”的源头。

 

 
 
 

陶唐故国

公元前2500年深秋的一天,塔儿山下,汾水河畔举行着一场当时中国最隆重的葬礼。墓主人是这一用夯土城墙护卫着的邦国的最高长官,墓室长3米,宽2米,他安详的躺在木棺之中,仿佛再也无须征伐与杀戮,但好象又略带一丝恐惧,他不知道这些丰厚的随葬品在另一个世界是否足够享用。

墓藏规格考究,墓主人身佩饰品,周围有层次的摆放着彩绘陶器、彩绘的漆木器、玉和石制礼器和装饰品以及一整猪骨。陶器中有彩绘盘龙图形陶盘--龙盘,陶寺龙盘的彩绘蟠龙,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健,威严而神秘,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彩绘木器中除了有盘、俎、斗、几、匣、勺、仓形器,还有一件用鳄鱼皮做成的高1米、直径0.4-0.5米的鼍鼓,鼓身作竖立筒形,用树干挖制而成。鼓皮已朽,鼓腔内散落有鳄鱼骨板,说明木鼓原以鳄鱼皮蒙面,即古文献中所说的鼍鼓。鼓腔内还发现一些黑褐色低温陶圆锥体,可能是贴附在鼓皮上,作调音之用的。鼓外壁饰粉红或赭红底色,以白、黄、黑、宝石蓝等色绘成图案,已残损不清。玉、石礼器和装饰品有磬、瑷、琮、环、璧、钺、梳、V形橱刀大小三件。磬是古代特有的一种石质乐器,古人认为它的声音清脆悠扬可以通神达天,因而称为“天籁”。它与铜制的钟,一起构成上古时期乐器的主体。陶寺墓地出土的石磬是目前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石磬,器型硕大,音响清远。后世把这种单独悬挂的磬,称为“特磬”或“大磬”。古人认为天是人间万物的主宰,圆形的玉璧被认为是天的象征,拥有玉璧就是掌握了财富。钺即战斧,玉钺则演化为军事权力的象征,王者在重要会议、册命诸侯或出师征伐时,必持大钺。琮是神权的象征。外形四方象征大地,层叠通向天界,内部圆孔象征天神与人间的通道,持有者可以将神的意志传达到人间。

当考古学家们将这些稀世珍宝剥离地下的泥土,抚去历史的尘埃,陈列在博物馆与我们亲密接触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感受不到它们象征的狞厉与神秘,却能体会到它们熠熠的艺术光芒。

“满天星斗”般众多“古国”,先后出现于龙山时代,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不同源头。涓涓细流终汇大河,诸多古国辐辏中原,部落联盟应运而生。在晋南以临汾盆地为中心,东到太岳山西麓,西临黄河,北近霍太山,南达峨嵋岭约25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现已发现陶寺文化遗址约100余处,其中又以崇山(塔儿山)周围的汾浍三角洲地带分布最为密集。形成以陶寺遗址为中心,其他大型遗址为次中心,各自统领周围一般聚落的等级分明、向心力极强的早期国家“都、邑、聚”网状分布的格局,正与文献中尧舜禹时期“尧都平河之阳”、“合和万国”的记载相吻合。更有力地印证了古文献关于唐尧的记载,“尧封于唐,游居于陶。”(《竹书纪年》),“唐在河汾之东。”(《史记》),“尧都平阳(今临汾)。”(《帝王世纪》),“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汉书》),“唐,今晋州平阳,尧都也。”(《正义》)

陶寺文化和技术的进步更令人耳目一新: 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社会产品较丰富,有较多剩余,为防御外来侵掠,确保统治者利益,古城应运而生,并成为王权的象征和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陶寺古城是中国史前最大的一座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城内还发现了宫殿区、祭祀区,祭祀区内发现了用于观象授时的大型建筑。城址总体结构布局较为复杂,说明已进入城址发展的较高阶段。它是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是都邑聚落最直接的物化标志。

陶寺观象台建筑发达完备的观象授时体现了当时发达的农业水平,也是王权垄断的体现和王都的重要标志,证实了《尚书?尧典》中天文知识体系的相关记载,首次了解了《尧典》中日出天文观测的具体方法,是探索中国特色的二十四节气体系形成的重要源头,将中国古代观象授时的考古证据上推到距今4100年前。

在襄汾陶寺遗址居住区发现的一件陶扁壶残片上,发现了用红颜料书写的“文”字,“文”字的结体与殷墟甲骨所见“文”字几无差异。字有笔锋,似为以毛笔类工具书写。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古代文明的重要因素。陶寺遗址发现文字,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又一标志。

陶寺一中型墓葬中出土了一枚铜铃,年代约为公元前2085年,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乐器,以复合范铸造。其含铜量为97.86%,系纯度较高的红铜。该铜铃的出土是考古学上重大的发现,在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闪耀着不朽光辉,具有极高的文物史料价值。另外,铜铃出土时,外表有清晰的布纹痕迹,说明在埋葬时包裹有丝麻织物且属于较细的一类麻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纺织业的水平。

唐尧文化的漆木业制作已具有相当水平。陶寺遗址中成批发现的器表带有以红色为底,用蓝、黄、白、黑、绿等多种颜色彩绘的漆木器,形制标准,做工考究,使中国漆器的制作年代提早到公元前25世纪。木器已普遍使用了榫卯结构和木板拼接技术,木仓形器、木斗等圆形器壁的弧线处理曲度和缓,光洁圆润,显示出高超的木工工艺水平。墓葬中还随葬有木工专用、系列配套的石锛,可见在当时,木器制作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工种。

襄汾县陶寺遗址是一处古城址、古墓地与古居址并存的遗址,陶寺文化融汇了周边诸古文化的进步因素,具备了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明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历史舞台已转移到山西南部。由陶寺墓葬反映出的当时金字塔式社会分层结构、大墓中出土显示着王权的礼乐重器、夯土城墙、复合范铸造的铜铃、毛笔朱书文字等文明因素,共同勾画出了陶寺早期国家的形象画卷,充分证明了晋南地区正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一条重要的“直根”,标志着黄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态的诞生。

从公元前2500年,人类加快了追逐文明的速度,可以说是他们跑步迈向文明。当我们想向伏尔泰一样了解人类从野蛮进入到文明的历程的时候,这个历程是那么的漫长而不容易理解,读书或许是管中窥豹也可能太枯燥,听别人讲故事很可能加入别人的喜好,那么请您走进博物馆,在这里您可以准确而完整地见到人类追逐文明的整个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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