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以“气”治军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以“气”治军的领导艺术

周玉柳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在一个腐败透顶、堕落摇曳的组织里，一个人竟然凭借自己的感召力，带出一支军队，以坚韧的毅力挽救了这个组织。这就是曾国藩领导艺术的魅力。通观曾国藩治军，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一个“气”字。“气”既是思想，也是方法；既是精神，也是手段。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能够淋漓尽致发挥出来，得益就在这里。研究曾国藩以“气”治军的领导艺术，我想对今天的领导者如何娴熟领导组织，带领追随者取得事业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军气的阐述

领导艺术，来自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把握。曾国藩以文官而做军人，帅湘军安天下，因于他对军气的深刻认识与把握。

1、气的作用。领导者对一个事物的作用的认识，一般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原则的。这有两个依据：一是他所依赖的组织的特点，二是他所要达成的事业的性质。曾国藩明显看到清朝军队的不可用；“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貹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离朴散淳，真意荡然。”（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三卷2465页）这个组织的最大弊病就是“官气太重”；因此，要建立一支新的军队，必须依赖“气”的重振。治理军队当“以气为主，瀹去旧气，乃能重生新气。”（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三卷）2038）旧气不堪使用，而新气可以达成事业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倘若去担任一个糟糕的组织的领导，首先要找到的应该是这两种“气”。发现不了新气，就会被旧气熏死。

2、用气目的。我听过一些领导者的任职演说，精彩的地方在于要提高干部职工待遇，推荐提拔一些干部。无疑这是激动人心的。可是这样的愿景和组织的发展目标是不完全一致的。这就告诉领导者一个这样的道理：领导者的愿景如何与组织的愿景达成一致。在这一点上，曾国藩是做的很出色的。他建立湘军，其目的是很明显的，“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或可驱驰中原，渐望澄清。”（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三卷1856页）从这里不难看出，其以气治军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与清朝当时所明临的整个目的一致的。

3、气的内涵。曾国藩对“气”的阐述牵涉很多，主要概念有“气”、“新气”、“朝气”、 “初气”、”锐气”、“正气”、“方新之气”、“常新之气”、“忠义之气”、“振奋之气”、“勇气”、“一往无前之气论气”、“暮气”、“旧气”、“惰气”、 “浮气”、“骄气”、“习气”、“惰弱之气”、“ 久疲之气”、“陈腐之气”等等；用在敌对方则有“炽”、“氛”、“气”等；用在军队疾病上则有“沴气”。

4、气的特点。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赋予气新的含义。比如“勇气”，在古代就是指勇敢之气。“夫战，勇气也。”就是指士兵的勇敢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也是说勇敢。勇敢是一种单纯的气质，状态；曾国藩给予“勇气”以新的内涵。他说：“惟军旅之事，必有毫无瞻顾之心，而后有一往直前之气·”（周翠玲《曾国藩谋略》154页 广东旅游出版社 广州出版社）“毫无瞻顾之心”，是指“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二卷1815页）。曾国藩赋予勇气以道德的内涵、正义正气的内涵。振奋之气、忠义之气都包含道德、忠诚的含义。他的军队能够结硬寨、打死仗，原因也就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气质。二是注重新旧军队的区别。他所说的“新气”、“朝气”、“方新之气”、“常新之气”是指自己组建的新军队而言的；“旧气”、“惰气”、“习气”、“惰弱之气”，是针对旧军队而提出的概念。旧军队的特点就是“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彼营败走，此营不救；此营欲走，彼营欲止，离心离德”（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三卷1922页）；还有腐败成风，打牌赌博，扰民乱民，无所不做。新军队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作为、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三是从气的质地来把握。所谓质地，就是气的状态。初气、锐气、暮气、久疲之气，都是气在不同时间的不同状态。比如新军出征，士气高昂，是锐气；长久作战，精疲力竭，是久疲之气；士兵精神充足、身体健康是朝气，傍晚而归是暮气。曾国藩认为，“军事是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四是对敌方的轻蔑。敌人的气，他所用之词是 “氛”，作为贬义出现，如太平军气盛，就说“贼氛炽”。

二、关于军气的使用

认识了气，更重要的是使用气。

1、感召将士。卓越的领导者，具备感召他人的卓越领导力，使自己的组织振奋向上。这方面，曾国藩有三个好的做法：一是激活愿景。他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激发湘军将士的忿激之心，以对抗太平军的天主教。1854年3月成军出师，发布的《讨粤匪檄》，就是这一方法的体现。二是善于和将军们沟通。他能够把握好各级将领的心理特征，经常给他们写信、写对联，一有机会就召见或者看望他们。这无疑增强了统帅和下级军官间的亲密关系，提高了战斗力。三是善于激励。对于鼓舞士气来说，激励是最好的措施。激励有物质的、精神的；有政治的、有名誉的；有感情的，有感觉的。曾国藩坚持找军队各级领导，包括营官、哨官谈话，这是感情投入；坚持到部队点名、看操、训话，这是感觉激励；表现好的给予金钱等奖励，这是物质的；战场立功的，给予提拔，这是政治的；战死疆场的，给他们建祠，并著文纪念，这是名誉的。这些做法，无疑使湘军更加团结，军气更加振奋。

2、气未用而预筹之。卓越的领导艺术，总是善于把握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考虑周备。 “气未用而预筹之”，就是这一领导艺术的具体运用。曾国藩深谙此中真意，并且使用灵活。他以陆抗西陵之战要求李次青学会“气未用而预筹之”。西陵之战陆抗对西晋军队可能的进攻与增援做了充分的防备，从而确保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安庆围点打援战是曾国藩“气未用而预筹之”领导艺术的典型案例。1860年湘军包围安庆，次年，太平军以三路军救援，在菱湖等处对湘军实施反包围，隔断曾国荃与曾国葆军队的联系。看到其中的危险后，曾国藩命令成大吉率兵入关抄太平军的后路，与曾国荃派出的部队形成更大的反包围。最后击败了增援的太平军，确保了安庆的最后胜利。

3、集中兵气。高明的领导者，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扬长避短。当前有些企业喜欢盲目扩面，进入多个领域，结果因为资源的分散而出现发展的困难。这就是不会用气的表现。曾国藩深刻认识到自己组织的薄弱环节：湘军兵力单薄，往往多新募，训练时间不久，而当时的战场很多很宽，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广西、福建、四川都要作战。将区区几万湘军分散开来，分头进击，气就会散，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曾国藩最看重合的作用，坚决反对分兵作战，认为：“分兵为大戒，新集之勇，尤不宜分。”他指示1860年在景德镇一带作战的左宗棠、鲍超“两军兵力均不甚厚，只能各打一处，不特贵军不可分支，即鲍军亦不可分支。”（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三卷2620页）这种以整体力量作战的思想，确保了军队气的集中使用，显示了制胜的优势。

4、坚守蓄气。善于领导，就是善于待机而发，不盲目，不急躁。没有看见胜利的曙光，就要静静地等待。这就是“蓄气”。 他认为：“兵勇之力，须常留其有余，乃能养其锐气。缩地约求，亦所以蓄气。”（中国戏剧出版社 《曾国藩全集》第二卷1503页） “贼来则与之决战，无庸轻出进攻，庶致贼而不为贼所致。”纵观曾国藩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在防守中进攻，即是在保存自己军气的基础上进攻，不浪战，不急进，宁可几个月不打一仗，也不做无谓的牺牲。没有胜利的把握，就坚决防守，目的就是以防守来控制敌人。安庆、金陵的攻克都体现了这一领导艺术。一方面，将城中太平军紧紧包围，吸引大量太平军援军；另一方面，采用打援的办法，消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一举破城。为了更好地“蓄气”，湘军制定了统一标准的扎营规则，从营地选择、城墙高度、壕沟深度、用木大小等等方面做了明确规范，湘军每到一处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前，不许休息，也不许搦战。

三、关于气的培养

培养气，才可以保证气源源不断。曾国藩培养气，总的思想是“瀹去旧气”、“重生新气”，使军队保持常新之气。

1、思想教育。每一个领导者都面临一个培养下级的问题，对于曾国藩来说，培养军气，就是培养下级，培养追随者；培养的根本途径是抓教育。在古代，很多著名的统帅、将军都能以简单的言语鼓舞士气；但是像曾国藩这样用思想来教育军队，却是第一个。他认为“用恩莫如仁，施威莫如礼”，于是在军队开展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教育，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天主教义，让士兵懂得为什么而战；积极推行营规、家规的教育，教育士兵遵守营规，做到不赌博、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教育方法上，曾国藩不仅亲自起草《爱民歌》、水师、陆军《得胜歌》，教会士兵背诵，而且亲自讲课，“每次与诸弁勇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国藩全集》第三卷1866页）因此湘军常常是一边战鼓声声，一边书声朗朗；或者“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教育的结果，的确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军气，战斗力非同一般，出兵不到一年，就肃清湖南境内太平军，攻克武汉，并挥师东征。

2、选好将士。好的领导者时刻记住一个道理：要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必须集众智于一身；就是要有一大批优秀的追随者，一个符合自己意愿的优秀团队。在组织团队上，曾国藩把选人用人放在重要位置。总的原则是：不用旧的的军队，自己重新组织。具体来说，一是选将。曾国藩认为：“至于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国藩全集》第七卷5643页），可见选将的重要性。他选将的标准有四个：“一曰才堪治民，一曰不畏死，一曰不急名利，一曰耐辛苦。”（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国藩全集》第三卷1874页）这四个标准，适合任何一个想要发展的组织。实践证明，曾国藩这样选将是非常正确的，他所选用的将才干卓著、吃苦耐劳，能征善战，成为军队的核心，振奋了军气。二是招募士兵。曾国藩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苑书义新编中国近代史上册265）。因此，“招募之时······总须察其胆气，虽死不避者而后可与。吾选湘勇，外似愨实，中多狡猾。”（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国藩全集》第三卷1843页）所招士兵一般是本乡本土、亲朋戚友，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老实农民，他们“精壮而受约束”。至于乡间那些浮滑者、没有产业者，一概不要；旧式军队里的士兵也不招募。三是实行淘汰制。“须严行淘汰软弱者、浮滑者，留其精壮者。”不论在训练当中，还是战斗过后，都有一些士兵被打发回家，有时甚至整营裁撤另募。这样做保持了部队 “常新之气”。

3、严明纪律。领导者必须善于使用纪律这一领导手段。曾国藩将制度建设作为保持军气的措施，针对绿营兵扰民恶习，“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军，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咸丰三年重阳日与张基亮）治军“一在树人，一在立法。”（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国藩全集第一卷379页》）强调规章制度的建立与严格执行。“兵勇劳苦，须时时存体恤之念，然营规则不可不严。”（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国藩全集》2036）。制定了多方面的制度，要求营官不骚扰百姓、不强掳民夫，强占民房；勤于训练，廉洁服众；要求巡捕、门印、签押不凌辱州县，不收受银礼，不引荐私人；要求兵勇“以保民为第一义”，练好武艺；全军禁洋烟、赌博、喧哗、奸淫、谣言、结盟拜会、异服。水师严禁上岸住居。对触犯纪律的，“官则革职，兵则革粮。”守备朱振武离营酗酒闹事、花翎游击马镇亭赊米不还、黄桂荣虐待士兵、彭得胜及杨复成克扣饷银等都一律即行革职查办。

4、勤操苦练。领导者的意图一般是要追随者去实现的，因此培养追随者的素质、能力，也是领导者的基本功。从一开始，曾国藩就立志于把湘军打造成一支敢死队，声称：“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国藩全集》第三卷1924页）因此，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绝不冒然出兵，以避免“未与交锋而军事之气固已馁矣”的恶果。1853年，军队没有训练好之前，不管是湖北告急，还是安徽告急，抑或是其恩师吴文镕战死，他宁负“畏葸不前”之罪，也不“率尔东下”。他认为“勤如天地之阳气，凡立身居家，皆依阳气鼓荡” （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国藩全集》第四卷3411页），军队“以劳而强，以逸而弱”，坚持做到“营中无事，以勤操为第一要义”、“以练兵为先务” 。一般是每日操练两次，下雨天就在棚内比装子弹，以达到熟能生巧。经常性的刻苦训练，使湘军保持了顽强的战斗意志。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的领导艺术、领导风格的形成，应该有很深的根源。纵观曾国藩的领导艺术的形成，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对知识的不断学习，并从中获得营养。他关于军气认识与使用来自于古代军事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了古代军事理论。中国古代的优秀军事家与理论家是很重视士气的，春秋时期，齐、鲁长勺之战，鲁国胜利，战后总结经验，曹刿谈到勇气致胜的问题，认为敌人的勇气衰退，我军的勇气充盈，就能打败了敌人。西汉淮南王刘安所编著的《淮南子·兵略训》提出了“民气”、“虚实之气”两个概念，强调了“民气”、与军队上下团结的重要作用。这些精华的领导艺术理论为曾国藩全面吸收，并加以发展，成为其领导艺术的来源之一。对文学创作、书法艺术中阳刚之气、“雄直之气”、“豪迈之气”，“跌宕俊伟之气”的理解与领悟，也成为他治军艺术的源泉。二是对实践的深刻认识，与对生活的热爱。长期的战争生活，以及他对旧式军队的观察，不断丰富了他的军事实践知识，提高了他领导军事、指挥军事的能力与智慧；从小生活在农村，农村生气勃勃的生活环境，为他的领导艺术提供了最初的智慧；“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的传统家庭和睦理念为他练就“诸将一心，万众一气”的军队打下了坚实基础；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为培养军气提供了保障。三是善于用强毅来修身养性，影响了他军队的志气。曾国藩深受家庭教育、湖湘文化、孔孟之道的影响，深以“懦弱无刚”为耻，推崇“强毅之气”、倔强之气，推崇孔子的贞干、孟子的刚强既浩然，“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战胜自己，就是强。坚持不懈，就是毅。这种强毅之气，培养了湘军百折不回的气概，锻炼了湘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质，形成了湘军结硬寨、打死仗的作风。（本文发表在2010年《领导科学》杂志一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