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在官场上，官越大处境就越微妙；而作为企业中的一员，越是走向高处，人际关系就越复杂，对处理人际关系能力要求也就越来越高。曾国藩是一个道德修为特别高深的人,他对人际关系学的研究极为透彻；而对于曾国藩的智慧，现代人不得不佩服。本文试图从曾国藩如何处理与领导之间关系的工作艺术入手，看一看这位权臣如何处理和领导的关系，对现代管理大有裨益！ 曾国藩在处理与领导关系时的工作艺术非常独特。这其中有三点重要的内涵： 曾国藩主动去批评咸丰皇帝，而且是在咸丰刚登基不久，这简直就是摸老虎屁股。虽然多少有点被他那帮湖南小兄弟激将的成份，但曾国藩也不是个傻子，别人一激将，他就这么做，说明他的人生信条就是一个“忠”字当头，因为他冒死上谏这种行为本身在古代就是一种忠义的象征。像比干，像魏征，这些古怪最有名的忠臣，他们得以青史留名，根本之道就是敢于冒死上谏，所以叫“文死谏，武死战”。 正是因为讲究这个“忠”字，所以曾国藩一生才特别讲究那个“诚”字。所以别人一般讲忠诚，他却强调要“血诚”，其实本质就是要绝对的忠诚。这个忠诚既是面对朋友、面对同事、面对手下的，但更是面对领导、面对上级、面对君王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所提倡的社会伦理观念里，忠于君臣之道，就是忠于国家。 这就可以理解曾国藩后来为什么咬定牙关不放松，坚决不造反了。 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之后，这时候清军政府军主力已经被太平军基本上打光了，而太平军也被湘军灭了，放眼天下，能战之师也不过就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而李鸿章就是曾国藩的接班人，所以湘军、淮军本是一家。这时候，自左宗棠、李鸿章以下，很多人都劝曾国藩趁势反了满清，恢复汉人的天下，甚至几十个将领齐聚曾国藩府内，想给他黄袍加身，搞一个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的陈桥兵变。可就是因为曾国藩自己坚决不同意，这事儿才没成。 虽然关于曾国藩不反的原因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当时也确实存在着不少影响因素。但有一条毋庸置疑，那就是曾国藩他作为皇帝的一个大臣，作为一个下属，他心中有根深蒂固的忠诚观念，而忠于君王就是忠于国家，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底线。他不像袁世凯，他根本就没有当皇帝的野心，所以虽然看上去万事俱备，但他心里头没有那股想造反的东风，这事也就没戏了。 后来有很多人表示遗憾，说曾国藩当初要是反了，要是颠覆了清王朝，后来也就不会有慈禧误国了。 但历史不能假设。所以说还是性格决定命运，曾国藩的性格决定了他就是个最好的员工。用诸葛亮看魏延的眼光看，那就是他曾国藩天生就没有反骨。所以曾国藩虽然没能造反，却也因为忠诚的人生原则，成就了他“第一中兴名臣”的美名。 曾国藩冒死上谏，看上去是风险很大，但他也有他聪明的地方。咸丰刚上台，而且是主动做了个要听意见的姿态，别人都不敢捋新皇帝的胡须，他曾国藩敢，这样一来标新立异，可速得忠臣之名；二来小皇帝即使生气，也不至于有杀头之祸；三来虽然看上去容易惹恼领导，但同时也可以给领导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唐鉴推荐曾国藩的时候，咸丰一下就想起那个敢于直谏的曾国藩来了，觉得曾国藩可以试试，也就下诏让曾国藩做湖南团练大臣，由此成就了曾国藩的一世英名。 民间大家都说“做官要学曾国藩”，什么事民俗化之后，都多少有夸张之嫌，但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所谓“做官要学曾国藩”，民间很多人说是学他做官的四平八稳，学他官运亨通的心机与眼力，这多少也是有点道理的。 曾国藩在晚清官场，开始极为不顺，后来飞黄腾达，并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这固然跟他的人生信仰、信念有关，也跟他的官场智慧有关。从晚清官场实际来看，可以说他是把原则性跟灵活性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了。 当然，就算要讲究灵活性，曾国藩也还认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主次关系千万不能搞错。他晚年就劝他弟弟说：“弟当以我为戒，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曾国藩全集·家书》）意思是说，官场呆久了，讲究明哲保身，讲究权谋机变，日子久了，一个人的德行就差了，这一点弟弟当以兄长我为戒，我就觉得自己在灵活性上太讲究了，反而导致德行有损。当然这只是曾国藩的自谦，但也可以看出他的警觉和反省来。 曾国藩可以说是在咸丰皇帝的猜忌和提防下干成了挽救一个王朝的重任。事实上咸丰咸老板对这位太能干的曾员工到死也没放心过，说起来这还是满清朝廷根深蒂固的满汉之防在作怪。但就算这样，咸丰也曾多次被曾国藩感动过。 只有端正好思想，才能有一个好的心态；只有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样上下级之间才能形成一个紧密的、高效的、良好的工作氛围。 这一点在曾国藩和慈禧的关系上也能看得特别清楚。 因为清廷对湘军一直采取防范的措施，所以曾国藩作为一个臣子表忠心，在攻下天京、扑灭太平天国之后，主动要求裁撤湘军。这时候慈禧已经垂帘听政了，她和恭亲王奕叔嫂联手发动了政变，杀了肃顺等八个顾命大臣，一下就完全掌控了绝对权力。当时曾国藩还在江南，了解到情况之后，就觉得慈禧这个人可能是个很厉害的角色，从此以后，对慈禧充满了小心。 不久，慈禧突然升曾国藩为直隶总督，让他到北京见面。曾国藩直觉此事未必是好事。可圣旨下来了，又不能不去，所以曾国藩只好揣着十万个小心上路了。事实上，曾国藩出发前还做了一番详细的准备，以应付慈禧这个女强人式的新老板来考察他的工作。 可见到慈禧之后，据曾国藩的记载，前后三次接见，慈禧不过问他家里有几口人啊？曾国荃是不是你的亲弟弟啊？你离开北京多少年了？你这次来京一路上顺当吗？全是这一类无关痛痒的问题，而曾国藩准备好的军国大事，慈禧一件没问。而被垂帘听政的那个同治皇帝更是从头到尾，一句话也不说。那个恭亲王奕也就干陪着，也不见有什么大的抱负。 曾国藩善于相面，他有鉴人的习惯，所以他事后在日记里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曾国藩全集 · 日记》）是说慈禧看来才智非常平常，根本没有治国的才能；小皇帝太小，又完全被架空了；至于恭亲王奕虽然有才，但在慈禧这种无治国之才而有弄权之好的女人手里，终究也长不了。 曾国藩最后说，同治朝的情况是满朝“余更碌碌，甚可忧耳！”（《曾国藩全集 · 家书》）就是说这个朝廷，看来是没希望的。 后来的发展，基本上都印证的曾国藩的判断。同治无所作为，恭亲王奕最后要跟慈禧叫板，最后也被慈禧扒拉掉了，只留了个恭王府成了北京的一景。而慈禧果然是一个短于治国而善于弄权的女人，把好好的同治中兴的局面完全败坏殆尽，并最终葬送了江山，应验了叶赫那拉氏只剩一个女人也要报复努尔哈赤爱新觉罗氏的预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