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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 任何为非法证据排除留有余地的做法，都会怂恿执法部门非法取证的欲望，并在执法监督缺位时造成冤假错案。 新刑诉法实施前的“预热第一案”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按照新刑诉法的要求，法官历史性地在法庭审理前，排除了对嫌疑人不利的非法证据。虽然5份有罪供述只排除了一份，本案还是引起了司法观察者的浓厚兴趣，舆论更期待这样的司法试水能够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证人出庭作证和非法证据排除，是新刑诉法修改中的两大亮点，都在本案审理中得到了体现。尤其是首次启动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在司法实践意义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当然，作为一次“演练”性质的庭审，本案还存在未让被告人与缉毒警对质等不足，这些缺憾是今后司法贯彻新刑诉法精神、尊重和保障人权所应改进的地方。 在追求刑事司法法治化的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与实施至关重要。新刑诉法首次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意图从制度上彻底遏制刑讯逼供。但在立法上，并未确立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是出于对嫌疑人人身权利的保护，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而对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则为执法机关预留了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余地。这样，物证、书证即便通过非法手段取得，也容易排除在排除规则之外。有资料显示，今年来执法部门提供的补正和解释的“情况说明”被司法采用的概率都在80%以上。 任何为非法证据排除留有余地的做法，都会怂恿执法部门非法取证的欲望，并在执法监督缺位时造成冤假错案。造成赵作海案的原因之一，就是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非法证据”没有得到合理排除。只有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才能彻底杜绝执法人员的念想，推动刑事执法的文明性和公正性，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 立法对非法证据采取区分的排除规则，很容易为非法取证留下隐患。同时，刑诉法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还缺乏完备细致可操作性的程序规则指引，难以保证司法的贯彻执行不打折扣。比如，对非法方法的认定、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实物证据的处理，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查证等具体程序，都需要进行周密的设计，以使非法证据的范围更加具体，程序更加明确。再如，非法证据一旦排除，就意味着出现“案中案”，司法不仅要查明刑事案件本身，还要开启另一个非法取证的案件，对此也需要出台衔接性的规则。 由此，要发挥非法证据排除倒逼刑事执法文明的效果，司法立足刑诉法有限排除的规则，还必须出台更严密的操作规程，通过不留余地的严格执行，最终在执法者心中确立起文明执法、依法取证的制度预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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