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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丹
一、鉴藏：从水前本到水后本
《瘗鹤铭》原在镇江焦山西麓栈道摩崖上，不知何时坠入江中。北宋年间，冬季水枯时，有人在江滩上发现此石上刻有文字，于是有人模拓流传。当时模拓者须等到水枯石出，仰卧在石隙中向上椎拓，十分困难，得字多少，各不相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前江宁、苏州二府知府陈鹏年募集工人，历时三个多月，将《瘗鹤铭》断碑残碣打捞上岸，对石刻进行清理剔土后，计得七十馀字，并按前人考证的摩崖石刻行次排列，在焦山定慧寺伽蓝殿南面建亭以保护，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竣工，陈鹏年作《重立瘗鹤铭碑记》。至此，人们将此前的拓本称为水前本，将此后的拓本称为水后本。
清人非常关注《瘗鹤铭》的研究，据《清史稿》载，有《瘗鹤铭辨》一卷，张弨撰；《瘗鹤铭考》一卷，汪士鋐撰；《瘗鹤铭考》一卷，吴东发撰；《瘗鹤铭考补》一卷，翁方纲撰；《山樵书外纪》一卷，张开福撰。此外，尚有汪鋆《十二砚斋补瘗鹤铭考》二卷。
清人的《瘗鹤铭》拓本收藏，从梁章钜的《浪迹丛谈》中可得知一些信息：“丁儿从吴门以重价购得《瘗鹤铭》旧拓本，有翁覃溪师跋，然楮墨未精，颇无神采，尚不及余斋旧藏之残拓一纸。今年携至扬州，呈阮云台师，以为真旧拓也，昔止七字耳。未几，从孟玉生处购得一册，存二十五字，册前有姜镛题八分字，似是康熙年间所作，此迹亦至宝，海内之所希，惜姜镛未详其人耳。”呈阮元一看的时间当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梁章钜来扬州之时。
《瘗鹤铭》之难拓，前人也有论及。杨宾说：“碑之最难拓者，莫如《泰山铭》、《中兴颂》、《岣嵝碑》、《会稽山碑》、《瘗鹤铭》、‘秦东门’三字，然往往于无意中得之。”关于清代收藏的《瘗鹤铭》水前和水后拓本，有些今天已难目睹，易见的水前本有：1．何绍基藏水前本，29字（国图）。2．俞复藏水前本，91字，后为秦古柳藏。3．《瘗鹤铭》水前本（上图）。4．《瘗鹤铭》水前本（镇图）。5．刘墉藏水前本，98字。6．王文治藏水前本，30字（故博）。7.日本汉和堂藏水前本。水后本有：1．曾熙藏水后本。2．沈均初藏水后本（上图）。3．梁启超藏水后本（国图）。
对于水前本和水后本的价值，理应是水前本为珍贵，但水前本字少，而水后本字多，这一点梁启超有自己的看法：“凡碑版皆尊旧拓，独《瘗鹤铭》不然。水拓本当俟穷冬潮落，刮剔沙泥，偃卧仰搨，虽有良工，不易运技。今佳本在人间者，既若星凤矣。陈恪勤曳石出水后，翁覃溪得其初搨本，谓经人鑱凿，神理全失，叹为神物之厄，反不如曩在水中得完其璞。”说明经人工鑱凿后的失真，使得神韵不再。原刻之外，据杨宾所见者尚有四种翻刻本，一为墨妙亭宋曹所翻本，一为大殿东廊程康庄所翻本，一为海宁陈增城家玉烟堂本，一为陈鹫峰太守刻在原本前者，人们就像欣赏《淳化阁帖》翻刻本一样摩挲《瘗鹤铭》翻刻本，可见清人对其喜爱的程度，当然翻刻本的神韵更难再现了。
关于清人观、藏、拓《瘗鹤铭》，都有一些机缘。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邓石如在“意与古会”一印的边款中说：“此印为南郡毕兰泉作，……去冬，与余遇于邗上，见余篆石，欲之，余吝不与，乃怏怏而去。焦山突兀南郡江中，华阳真逸正书《瘗鹤铭》，冠古今之杰。余游山时，睇视良久，恨未获其搨本。乃怏怏而返。秋初，兰泉过邗访余，余微露其意，遂以家所藏旧搨赠余。爰急作此印谢之，兰泉之喜可知，而余之喜亦可知也。向之徘徊其下摩挲而不得者，今在几案间也。向之心悦而神慕者，今绂若若而绶累累在襟袖间也。……”起初是毕兰泉向邓石如求印，而邓石如不给，后来毕兰泉送其《瘗鹤铭》拓本，邓石如却主动刻印给他，得到《瘗鹤铭》后的喜悦心情从他的边款中流露无遗。
道光二十五年（1845），何绍基在《题<瘗鹤铭>寄还杨龙石》诗序中提到一本很早的水前本：“龙石老兄寄示《鹤铭》，有‘华阳真逸’四字及‘不知其纪也’五不全字。此尚在张力臣作图之前，乃水拓中之至古者。有‘松斋’印三处，知为汪退谷藏本，题签‘瘗鹤铭’三字，即退谷书。后有义门朱书小字引证《鹤铭》，益见当日传赏摩挲一段妙缘也。……余于此铭，曾三次手拓。最先为道光壬辰冬仲，冒雪打碑，致为得意。旋晤龙兄见示水拓片幅，叹为希有。嗣后得见王梦楼、宋芝山、翁覃溪各藏本，大约俱相颉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道光十二年（1832）冬，何绍基冒雪到焦山手拓《瘗鹤铭》，其后又两次手拓，可见对其喜爱的程度。“我昔渡江冬扬舲，笠戴大雪拓鹤铭。登山瞻之疑有灵，雪色石气交晶荧。以手扪拂如天星，指皴欲坠腕不停。冻字蜕出神胜形，漓虖汗漫藏娉婷。大似水拓墨脱零，至今尚带江涛腥。”当时拓铭的情形跃然纸上。
杨守敬曾有《瘗鹤铭跋》：“此方是水前拓本，盖因原石剥落不平，以小扑打之，故能得其真象，其少于近拓之字者，石参差于水际或仰或仆，有能拓，有不能拓者，凡水拓本皆然。余所藏水拓本四纸，虽较此字为多，而‘立石旌事’一石亦无之，前年过金陵见端午桥数本，多是僧徒涂抹而成，今沪上石印本是也真刻画无盐唐突西子矣。”从中可见杨守敬曾藏有水前本《瘗鹤铭》。
从焦山题记来看，清代还有一些名人与《瘗鹤铭》有着联系。嘉庆年间张问陶的题记：“嘉庆癸□秋八月，潼川张问陶、钱唐陈鸿寿、吴兴郑祖琛、郡人杨铸人山访诗老，借庵琴僧问樵信宿鹤寿堂中，韩榛书石。”道光三年（1823）的潘奕隽游焦山诗：“瘦骨埋来得地灵，声传一一上青冥。不知鹤鹤寿今年几，待写新铭配旧铭。……”道光九年（1829）陶澍的题记：“道光九年己丑三月，江苏巡抚安化陶澍、漕运总督长白讷尔经额因公过焦山，同寻《瘗鹤铭》旧处”。宣统元年（1909）的王瓘题记：“铜梁王瓘、闽县王仁东、蒙古松墀、江州黎经诰、海丰吴崶、南□张彬、临川李瑞清、南陵徐乃昌、福山王崇烈、庐江刘体乾宣统元年六月二日同游，王瓘书之。” 另外有王辂所书的《瘗鹤诗碣》。王履正在《题瘗鹤诗碣》中有：“一代碑铭拓新本，三生魂梦恋名山”。我们可以揣度他们曾经在焦山观看《瘗鹤铭》的情形。
此外，阮元嘉庆十八年春在焦山设立“焦山书藏”，以《瘗鹤铭》“相、此、胎、禽”等74字编号，并将其所捐的宋、元《镇江志》编为“相字第一号”和“相字第二号”，这可以作为《瘗鹤铭》的一段佳话。
二、作者：从王羲之到陶弘景
关于《瘗鹤铭》书者的归属问题，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发现，它将永远是一个谜！
综述历代《瘗鹤铭》的书者，有：王羲之说、陶弘景说、王瓒说、顾况说、皮日修说、颜真卿说、上皇山隐士说等等，这其中都各有难以圆说的疑问可议，各说所据不在此引证。而清人各有所宗，有代表性的是：
从王羲之说者：乾隆帝、李瑞清。
从陶弘景说者：顾炎武、计侨、杨宾、吴骞、陈鹏年、汪士鋐、陈奕禧、王昶、翁方纲、包世臣、何绍基、龚自珍、康有为。
清人主“王羲之说”者，如乾隆皇帝，他说：“要其苍劲萧朗，非晋人不能。黄庭坚有‘大字无过瘗鹤铭’之句，致不虚也。”他认为非王羲之莫属。此外，他还有一首《题瘗鹤铭》的诗：“漫漶全文惜湮灭，重书图驻脆中牢。究谁定论欧还董，徒致讹传顾与陶”，他否定了欧阳修《集古录》中所提出的“顾况说”，也否定了董逌《广川书跋》中赞成的“陶弘景说”。李瑞清在《跋自临瘗鹤铭》中也认为是王羲之所书：“此与《黄庭》同一机杼，《润州图经》以为右军书，非妄语也。近代考据家必以右军不在江阴，泥矣。”他在《陶斋尚书藏瘗鹤铭跋》中也说：“至其书者主名，《润州图经》以为王右军书，黄山谷、苏舜钦皆无异议，此古说必有所据。山谷书家晚年颇师《鹤铭》，不应漫无所考。自黄长睿以为陶隐居书，论者多宗黄说。黄以《鹤铭》为陶隐居书者，以华阳隐居为贞白别号。然汉、魏以来碑刻，多不书书者姓氏，不得以华阳真逸遂定为隐居书，上皇山樵遂定为华阳真逸书，且道号同者亦偶然事。其曰上皇山樵、江阴真宰又何如人耶？又以‘雷门鼓事’在晋隆安三年，岂复有羲之？然‘雷门’字仅载《辍耕录·石刻》，从未见其字，更安得引以为据？”李瑞清对宋人考为陶弘景书表示出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杨宾在《大瓢偶笔》中先是认同“王羲之说”的，他说：“焦山《瘗鹤铭》，圆健舒徐，不露锋锷，真从篆籀中出，恐非右军不能。顾况书，生平未见，无从论定。若陶隐居书，余曾见许长史《旧馆坛记》，方严峭厉，整密似从黄初《劝进》、《受禅》诸碑来，与《瘗鹤铭》殊不类。”后来又认同“陶弘景说”：“焦山《瘗鹤铭》，或云右军书，或云陶隐居，或云颜清臣，或云顾况，或云王瓒。予主隐居。”
吴骞在《尖阳丛笔》中说，《瘗鹤铭》自黄庭坚认为王羲之所书，后人虽疑之而莫能破其的，他沿用了宋人刘昌诗的说法，重申：“今考铭引雷门鼓事，按《临池记》：昔有晨飞鹤入会稽雷门鼓中，于是鼓声闻洛阳，孙恩砍鼓，鹤飞去。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子凝之。盖在安帝隆安三年，砍鼓必此时，则书岂出于逸少哉？渔隐考订华阳真逸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几焉。”他否认了王羲之所书的可能性，认为陶弘景所书是有可能的。
陈奕禧在《隐绿轩题识》中沿用前人的定论，认为是陶弘景所书：“华阳隐居，陶弘景所自称也，《瘗鹤铭》所以定为贞白书。”
翁方纲的考证颇为谨慎，他先认为当是王羲之所书，而后又进行了否定，他在《山谷说“大字无过〈瘗鹤铭〉”辨》一节中，认为《瘗鹤铭》承袭了东晋以前之遗风，与王羲之的《黄庭经》相类，因此发出了“非右军而能若是乎？”的感慨。后来他进一步认为《瘗鹤铭》“寥寥乎数十字之仅存，而兼谈上下数千年之字学，非右军而能若是乎？”但思虑再三，最终的结论是“夷考其文、其事，则决非右军也”。
包世臣也善于考证，他从《天监井栏》与《瘗鹤铭》笔法结构的相似性认为当是陶弘景书，他说：“《天监井栏》在茅山，可辨者尚有数十字，字势一同《瘗鹤铭》，其字同者，则笔法结法悉同，可证《鹤铭》为隐居书，而逋翁、清臣之说废已。”他是否定了“逋翁、清臣之说”，主张“陶弘景说”。
由此可见，清人对作者的论定基本上围绕着王羲之和陶弘景这两个人，一方面他们希望是王羲之，但一方面又有很多疑惑不能解开，而最终认为是陶弘景所书，这几乎成为一个共识，但并不是历史的定论。
三、书论：从萧疏淡远到篆分遗意
王澍《竹云题跋》云：“书法虽已剥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又说：“大字如小字，惟《瘗鹤铭》之如意指挥，斯足当之。”陈奕禧在《隐绿轩题识》中有《临梁陶隐居书》题跋一则，他对《瘗鹤铭》的感受是“用意矫拔，飘然有神仙之致”。与王澍的观点颇为一致。
阮元提出书法分南北两派，并提倡“篆隶遗意”，但他在《北碑南帖论》中认为“南朝敕禁碑刻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较，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故而他提出要恢复汉魏遗法。作为阮元的弟子，何绍基深受其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东洲草堂金石跋》中称：“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日《瘗鹤铭》者。”
包世臣苦习古法不得，自言从包括《瘗鹤铭》在内的古碑中始悟其法，他在《自跋真草录右军廿六帖》中说：“右军作草如真，作真如草，为百世学书人立极。降至赵宋，描、涂、戗、刷之字行，而其法绝于人手。逮《停云》、《戏鸿》、《郁冈》、《渤海》诸帖纷出，而其法绝于人目。余得南唐《画赞》，枣板《阁本》，苦习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琅邪台》、《郙阁颂》、《乙瑛》、《孔羡》、《般若经》、《瘗鹤铭》、《爨龙颜》、《张猛龙》诸碑，始悟其法。”包世臣同时认为：“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南朝遗迹唯《鹤铭》、《石阙》二种，萧散骏逸，殊途同归。而《鹤铭》刓泐已甚，《石阙》不过十馀字，又系反刻。此碑字逾千言，乃以摩崖石泐，让字均行，并非剥损，真文苑奇珍也。”包世臣还有论书绝句：“从来大字苦拘挛，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谢云封经石峪，不教山谷尽书禅。” 包世臣认为：“小字如大字，必也《黄庭》，旷荡处直任万马奔腾而藩篱完固，有率然之势；大字如小字，唯《鹤铭》之如意指挥，《经石峪》之顿挫安详，斯足当之。”可见其对《瘗鹤铭》的重视。
刘熙载《书概》云：“《瘗鹤铭》剥蚀已甚少，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热宏逸，令人味之不尽。”又说：“《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此可与穷心南北书者共参之。”他认为南北朝书法的共同特征是“隐通篆意”。
康有为推崇北碑，他同样也对南碑有着极高的评价，因为南碑少而难得，故最可宝贵。在《广艺舟双楫》中，他说：“梁碑则《瘗鹤铭》为贞白之书，最著人间。”他将《瘗鹤铭》列为妙品下，并说得梁一碑，胜齐、隋百种，认为南碑书皆神妙。他反对阮元的南北分派，而认为“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俊》、《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他认为南碑和北碑从笔法到风格上都没有区别。他将《瘗鹤铭》归为圆笔一类，认为方圆之分，虽云导源篆隶，然正书波磔全出汉分，列举《褒斜》、《郙阁》、《曹全》、《石经》等皆圆笔，同时认为方笔可以临欧、柳，不能临《郑文公》、《瘗鹤铭》。
李瑞清生平论书分为三大派，他认为：“《鹤铭》为篆宗，《爨宝子》为隶宗，《郑文公》为篆隶合宗。此本用墨古厚，六朝秘妙全露纸上，纳篆入真，几欲上凌《石门》矣，尤可宝也。”他认为《瘗鹤铭》具有篆书意味。
阮元、包世臣提倡篆隶遗意，是为北碑寻求理论支撑，也正因为他们的呼吁，清代书坛发生了转变。《瘗鹤铭》具有篆隶遗意，这是一个共识，在金石考据学盛行和书法崇尚篆隶遗意的时代，《瘗鹤铭》重新受到人们尊崇是顺理成章的事。
四、临摹：从南派到北法
“南书无过《瘗鹤铭》，北书无过《文殊经》”。也有人将《瘗鹤铭》和《石门铭》并称为南北二铭。更有人将《瘗鹤铭》和《郑文公》并称。叶昌炽《语石》将郑道昭比作书圣，将《瘗鹤铭》比作书仙。《瘗鹤铭》的地位在清代大大提升，成为南碑的代表。
历代学习《瘗鹤铭》的书法家，唐有张嘉贞，宋有黄庭坚，明有八大山人。由于清代金石考据学的兴盛，考证、学习《瘗鹤铭》的风气以清代为最。清代以《瘗鹤铭》为题材的书法作品很多，从内容上看，有集联，有节临，更有通篇临摹。从形式上看，有对联，有条幅，有屏条，有长卷。从清初——清中期——晚清，书家们对《瘗鹤铭》的临摹手法也在渐渐地发生变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瘗鹤铭》的临摹手法由南派逐渐走向了北派。所谓书分南北派，阮元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由于地域的差异形成了风格的差异。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成为清代碑学正式形成的标志，从理论到实践，都走向了碑学，而这个转变的过程，从清代书家临《瘗鹤铭》中可以窥见一些蛛丝马迹。
清初书家对于《瘗鹤铭》的临摹，仍然沿袭的传统的临摹法，多见帖意。康熙五十三年（1714）正月廿五日，汪士鋐应友人若林之请临了《瘗鹤铭》，他临了《瘗鹤铭》156字，完全是用南派法，一派萧疏淡远的风韵。谢希曾《国朝名人书评》评价：“汪退谷始学褚河南、赵松雪，后学《瘗鹤铭》，渐臻圣境，神韵超越诸家。”可见《瘗鹤铭》对于汪士鋐书法的影响。汪士鋐对于《瘗鹤铭》的笔法有独到的理解：“其锋颓、颖秃，固是水汩石泐使然，未可以是为古人秘妙。”故他的临摹没有去追求篆籀笔意，也没有故作苍茫状，实际上，他在追求摩崖剥蚀浑沦之前的状态。
乾隆皇帝喜欢《瘗鹤铭》，也曾临摹，在焦山的乾隆御碑中有一块临玉烟堂本《瘗鹤铭》碑。他的临摹自然没有得《瘗鹤铭》之神髓，而是具有馆阁之气。
康乾年间的扬州八怪，受《瘗鹤铭》影响的有高凤翰和郑板桥。《清史稿》载：“（高凤翰）尝登焦山观《瘗鹤铭》，寻宋陆游题名，亲埽积藓，燃烛扪图，以败笔清墨为图，传为杰作。”郑板桥的书法，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说他“书法《瘗鹤铭》而兼黄鲁直”。郑板桥曾经两次到镇江，寄住在焦山别峰庵，可见其是亲见《瘗鹤铭》的。蒋士铨《题杂家书画册子七首》之一：“未识顽仙郑板桥，非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瘗鹤》兼山谷，别辟临摹路一条。”郑板桥处于清代碑派来临的前夜，他的书法具有以碑破帖的特征。
马宗霍在《霋岳楼笔谈》中提到他曾见刘墉所临《瘗鹤铭》，他说：“尝见文清临《瘗鹤铭》，具廊庙之度，而兼山林之气。知其小真书之妙，盖深有得于此。”刘墉小真书是否得力于此有待证实，但可知刘墉曾临《瘗鹤铭》。
吴熙载《瘗鹤铭集联》，联为：“铭词于江表相上下也；篆势唯山阴得仿佛之。”虽处于晚清北碑书法盛行之时，吴熙载的《瘗鹤铭集联》并没有受到北碑的影响，而是一派帖学风范，颇为轻松灵动。从他的临作来看，行笔多露锋侧笔，明显有其师包世臣笔法的影子。
同治元年（1862）晚春，海琴宴请何绍基于其新建的篆石亭，何绍基为其作《瘗鹤铭集联》，联为：“留得铭词篆山石；相于仙侣集江亭。”他用《瘗鹤铭》中字将篆石亭三字巧妙地嵌入联中。此外，他还有一件《瘗鹤铭集联》，联为：“事词不朽丹黄仙篆；亭石翔掩江天岁华。”他在款中讲到这是他刚刚到焦山第二次手拓“胎禽碑”后所作。这两件作品虽属集联，但都表现出何绍基一贯的创作风格。对北碑下工夫很深的他虽具碑帖结合的迹象，作品却得力于颜真卿，雄浑中见生涩。
同治四年（1865）六月，赵之谦作《瘗鹤铭集联》，今所见同年所作有两副，一联为：“于此江流得浮石；爰留山势掩吾亭。”另一联为：“仙集之词藏吾丹篆；山亭以外留此黄杨。”赵之谦虽是集《瘗鹤铭》字，但他用的是北碑之法。
沈曾植有《临瘗鹤铭轴》，可以说是意临了，因为临作已没有原碑的味道，他同样运用了北碑的手法，而呈现出自己的风格：生与拙。这与他的临帖观念是一致的，他认为：“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剑，得古人书，如儿写仿本，就便形似，岂复有我。试看晋唐以来多少书家，有一似否？”从他的临作看，尽管不求形似，但无不带有他那个时代的烙印。
李瑞清有《临瘗鹤铭四条屏》，款为：“《鹤铭》直繇麃孝禹得笔法，与古篆通消息。前年游焦山，坐卧碑下者两昼夜。今来观海青岛，临呈安圃尚书，尚觉江风袭袂也。”他的临作，从结构看，能尊重原作，颇得形似。从用笔看，已经是在用北碑之法临南碑，唯略具颤抖习气。
曾熙对《瘗鹤铭》是十分喜爱的，他曾通临过此铭，李瑞清在《跋曾农髯临瘗鹤铭》中评价：“《鹤铭》无全本，唯‘玉烟堂本’为全文，农髯先生为临尽之，以自运之笔而兼《夏承》法，其古厚几欲过原本，道人不及也。”李瑞清说他兼《夏承碑》笔法，即赞扬他有篆隶遗意。曾熙也有《瘗鹤铭集联》存世，有一联为：“于此得爽垲；其人翔洪冥。”曾熙集《瘗鹤铭》字，用的也是北碑之法，这是他在款中明说的：“集《鹤铭》字，用北法书之，亦别有新趣”。他和李瑞清是挚友，他们的书学思想非常相近，并相互影响。从这件对联来看，明显有故意颤抖之状，颇与李瑞清接近，颤抖程度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去探究碑学的深层内涵，而是一味地以机械的颤抖来表现金石气，趋于表面和程式化，这是北碑派书法走向末流的表现。
从清初到晚清，书法观念发生着变化。如道光十九年（1839）包世臣赠龚自珍《瘗鹤铭》拓本，龚自珍有诗，一首是：“从今誓学六朝书，不肄山阴肄隐居。万古焦山一痕石，飞升有术此权舆。”一首是：“二王只合为奴仆，何况唐碑八百通。欲与此铭分浩逸，北朝差许郑文公。”受包世臣影响，龚自珍开始学习六朝碑刻，特别是将南碑之《瘗鹤铭》和北碑之《郑文公》相并列，与包世臣不同的是，他对王羲之的权威表示出挑战。
《瘗鹤铭》和《兰亭序》、《淳化阁帖》一样，是一个千古之迷，它们都在清代有过热烈的讨论，也同样都牵涉到王羲之。由于清代书坛的情况特殊，它是一个由帖学向碑学转换的时代，人们的书法观念发生着巨大变化，而由此带来对古代碑刻认识上的变化，所以也就显出和其他时代别样的情形。
(原文为“中国镇江瘗鹤铭国际学术研讨会”特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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