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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瘗鹤铭
长江下游有一座著名的“书法之山”，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东北角屹立于大江中流的焦山。其中最负胜名的是刻于焦山西麓崖壁上的《瘗鹤铭》.是古人为葬鹤而写的一篇铭文，不知何时山崩坠入江中，至北宋初始为人所知，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题瘗鹤铭》云：“华阳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时，模而传之，往往只得其数字云‘鹤寿不知其纪>而已，世以其难得尤以为奇，惟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也>>”【1】（按：瘗鹤铭全文不过二百余字，六百余字应是六十余字之笔误。）碑无年月，撰书者只列道号不书姓名，故不知何时何人所书，历来争议较多，清康熙五十二年冬，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为求遗文出之重渊，乃命工人割剔打捞，历时三月，得残石五方，计七十余字，遵原刻行次，存者表之，亡者阙之【2】，以摩崖的形式在定慧寺旁建轩保护，抗战期间被定慧寺僧砌入壁内，1960年建焦山碑林时移置宝墨轩，2002年镇江市人民政府对焦山碑林进行了扩建维修，专门建厅保护、陈列，仍依陈鹏年之制，循摩崖之故迹，不施丹黄、不事雕镂，以存其实。
《瘗鹤铭》自被发现以来就一直受到历代书家的重视，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称之为“大字之祖”，他在《题乐毅论后》云：“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瘗鹤铭》，官奴作草欺伯英，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3】南宋曹士冕《法帖谱系》云：“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4】王澍《瘗鹤铭考》云：“其（《瘗鹤铭》）书法虽已削蚀，然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5】 《瘗鹤铭》是南碑中唯一的摩崖石刻，文人气息浓厚，结字率真自然，挥洒任性，无有拘束，笔画浑然，它是隶书向楷书过渡过程中的作品，已现成熟楷书的面貌，用笔隐通篆意，前承魏晋，后启隋唐楷书之风范。黄庭坚以为是右军龙爪书遗法，非右军不能为此。他在《题瘗鹤铭后》云：“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欧阳公以鲁公书《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6】。又云：“结密而无间《瘗鹤铭》近之，宽绰而有余《兰亭》近之。”【7】
《瘗鹤铭》见称于世，不在兰亭之下。《瘗鹤铭》自被发现以来，对它的书撰者、断代、铭文内容、摹刻作伪等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见仁见智.关于《瘗鹤铭》的书撰者和年代，前人众说纷纭，然不外以下几种：
1、王羲之说
最早记载此铭为王羲之所书的是唐人孙处元所著《润州图经》（已佚），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题瘗鹤铭》云：“按《润州图经》以为王羲之书。字亦奇特，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今不敢遂以为况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8】从《润州图经》王羲之说者主要有宋苏舜钦、黄庭坚、赵溍等，苏舜钦有“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传瘗鹤铭”之说。
2、陶弘景说
最早是宋人李石所著《续博物志》所载:“陶隐居书自奇，世传《画版帖》及焦山下《瘗鹤铭》皆其遗迹。”【9】力主此说者为宋黄伯思，他在《东观余论>跋瘗鹤铭后》中有详细的考证.有清一代的学者大都支持此说，如陈鹏年、汪士鋐、杨宾、翁方纲等，特别是清代乾隆五十年左右茅山井栏的发现，使陶说几成定论。
另外，还有其他几种说法，如王瓒、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等。
关于《瘗鹤铭》的断代问题，一般论为是六朝时期的作品，宋人蔡襄《忠惠集》云：“《瘗鹤铭》非逸少字。东汉末，多善书，惟隶最盛。至于晋、魏之分，南北差异。钟、王楷法，为世所尚；元魏间，尽习隶法。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意，当是隋代书。”【10】
《瘗鹤铭》被发现时即已崩落江中，石碎字残，铭文内容难于考定，然千百年来学术界的补佚考证仍代不乏人，现存最早的文本记载是唐人写在佛经后面的（宋人刁约在金山经庋中发现的），宋人邵亢、张坣都有对《瘗鹤铭》铭文的记载和考订，内容基本相同，是研究《瘗鹤铭》铭文最好的依据。《瘗鹤铭》的研究在清代达到了巅峰，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代表人物有陈鹏年、张弨、汪士鋐、翁方纲等。特别是张弨对瘗鹤铭铭文的考证非常严谨，他的补全原文图达到了167字，是目前最准确的说法。《瘗鹤铭》为六朝时期的作品，而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战乱频繁，使汉以来的儒家思想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代之而起的佛教、道教、玄学等思想风靡一时。士大夫阶层热衷于道家的炼丹、服药，以逃避现实，《瘗鹤铭》即是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鹤是圣洁、清高的象征，瘗鹤实是瘗己，把自己不能实现的宏大抱负裹以玄黄之币藏乎兹山之下，以达到一种永恒的不朽。
二、焦山摩崖
焦山摩崖石刻位于焦山西麓崖壁上，绵延150余米，现存唐宋以来石刻百余方，洋洋大观，悉具风流，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焦山摩崖进行简单介绍：
1、《瘗鹤铭》对焦山摩崖形成的影响
《瘗鹤铭》是焦山摩崖题刻的发端，唐刻《金刚经偈句》继其后，吸引了历代廷臣朝士、高隐名贤、骚人墨客前来探幽访胜，在焦山留下了大量精美的访铭题刻，这些题刻大都是仿《瘗鹤铭》的笔法及书写习惯，从上往下，从左向右书写。 宋熙宁元年季春（1068），刘龟年等题名石刻，高54厘米、宽70厘米，刻于焦山西麓江滩上的一块巨石上，是北宋时期最早的一块有关下江寻访《瘗鹤铭》的题名石刻，此刻体貌疏瘦，笔力清劲，体兼颜柳.米芾元祐辛未题名高65厘米，宽77厘米，及十年后的建中靖国题名（40>25）都是米芾观《瘗鹤铭》后有感而发，仿《瘗鹤铭》笔意而书，两题体势开张，用笔圆劲、饱满，深得《瘗鹤铭》意趣。与米芾题名刻于一处的青社綦立、贺铸等人的题名亦是为访铭而来，虽有《瘗鹤铭》笔意，但书风仍未能摆脱唐人樊篱。
陆游踏雪观《瘗鹤铭》题记，石高106厘米，宽198厘米，刻于乾道元年（1165），全文短短七十三字，把当时的人物、时间、地点、情境交待得非常清楚，反映了诗人面对内忧外患的祖国而表现出的慷慨激昂的报国热情以及对统治者认贼作父、甘于偏安的愤慨，对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不到实现的悲凉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此题书法完全规模颜鲁公《中兴颂》，刚健豪放，沉雄郁勃，表现了作者对鲁公人品的崇敬和以中兴大宋、收复中原为已任的宏大政治抱负，是陆游传世书迹中不可多得的楷书精品之一。 吴琚《春游焦山观瘗鹤铭》诗，石高125厘米，宽122厘米，淳熙十一年（1184）题刻于焦山西侧罗汉崖上。吴琚字居父，号云壑，宋汴（今开封）人，其书学米芾，而俊俏过之（董其昌语）【11】大字绝妙，此刻运笔洒脱，结构疏畅，灵动清秀中蕴涵质朴之气，不涉浮华。吴琚此时在书法上已达到人书俱老的至高境界，此刻为其晚年佳作之一。 明代泉崖山人等题记（石高90厘米，宽67厘米）、汪宗尼等题诗（石高42厘米，宽68厘米），都是下江寻访《瘗鹤铭》之作，两者皆为隶书，前者隶法怪异，缺乏骨力，后者用笔厚重，似《夏承碑》，结体方整，在隶书字法不高的明代，仍不失为佳作。
清代道光九年陶澍题记石高70厘米，宽54厘米，隶书，此刻波磔舒展，富于变化，布局疏朗而不松散，风格飘逸潇洒，颇具《礼器》、《史晨》之韵。其他的还有额勒布、张士珩等访铭题记，不胜枚举。
2、焦山寺僧对摩崖石刻的贡献
自古名山僧占多，焦山自东汉末年即建普济庵，唐宋以来佛教大兴，焦山寺院规模不断扩大，自宋代佛印了元禅师卓锡焦山，功课之余，开禅门题咏之风，焦山历代寺僧皆崇尚博雅，工诗词，善书画之辈代有其人，与之往还者大都是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他们对焦山摩崖的形成和推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存的大部份石刻都是由山僧刻石的，如圆禅师（宋代）、妙如行珣（明代）、巨超清恒和尚、慧超达瑛和尚（清代）等。可以说，如果没有焦山寺僧的推波助澜，就没有现在的焦山摩崖石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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