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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的速度、节奏与格调
卜希旸
草书书写速度要快。古人“匆匆不暇草书”的说法大概是当时草法初兴，人们对尺牍书法“千里面目”又特别重视，必定从点画、结字、行气、谋篇，都要推敲一番，所以不肯仓促作草书，但是当落笔书写时速度仍然是比较快的。到了唐代，张旭“回眸面壁无全粉”，怀素“笔下唯见激电流”都是快得不得了。孙过庭说：“夫劲速者，超逸之机。”就是说写草字要在迅疾的速度中获得灵动的笔画和超逸的神采，这当然需要书写者高度纯熟的用笔技巧，并对所写内容胸有成竹，意在笔先，才可能一气呵成。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写草书需要兼擅真书，如果点画功力不够，不能跳跃顿挫，写起来就会如春蚓秋蛇，萦绕绵软，浮薄虚弱，拖沓满纸。如果再硬要速度快，就会显得虚张声势，狂奔失路，毫无美感可言。
草书需要优美的节奏，《书谱》云：“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泯规矩于方圆，顿钩绳之曲直，乍显乍晦，若行若藏。”这样才能写出草书的节奏。三国、西晋人的章草是一种古朴、沉稳、凝重、舒缓的节奏；东晋人的尺牍是一种清澈、典雅、明快、从容的节奏；而唐人狂草则是豪迈、热烈、奔放、急促的节奏。任何一位作者，书写的都是自己的节奏。宗白华先生曾说这是“生命的核心节奏”。这里面有时代的共性，也有书家的个性。同是生活在盛唐的人，张旭与贺知章节奏不同；都是北宋书家，蔡襄和黄庭坚节奏迥异。一个习草书的人，要临摹多种碑帖，研究历代草书作品后，才能逐步找到自己。在长期的学习中，从被动到主动，从必然到自由，这都是在与自己周旋，周旋久了，才能深入地认识自己，才能使自己的节奏、韵律合于天籁，不随旁人，也不勉强造作，认识到自己天然所授的东西，尊而守之，强而用之。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用自己的节奏书写，正如古人所言：“流美者，人也。”
米芾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渚凡夫……”张旭的书法在书史上是很少有人批评的，《唐书·本传》曾说：“后人论书，欧、虞、褚、陆皆有异论，至旭无非短者。”而米芾却公然称之“俗子”，苏轼也说他“追逐世好称书工”，这是因为苏、米是崇尚魏晋的一派。如读惯了陶渊明冷逸出世的诗文，再读到李白将入长安时写下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就是嫌他太功利、太张扬，格调不高。平心而论，唐人的狂草，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负面的多。尤以明代初期解缙、张弼、张骏诸人的狂草，看上去飞旋奔放，实际上萦绕飘浮，格调低下。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再没有盛唐的宏伟气象，他们的狂草正是元末社会动乱、士人浮躁不安的反映。
格调的问题不仅在于师承，也在于时代的审美趋向和作者的艺术修养。明末诸家也作狂草，在祝枝山、文征明之后，随着绘画（徐渭、陈道复）、戏曲诸方面的浪漫主义潮流，出现了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铎等人纵横争折，奇诡迭宕，为后人充分展示了草书的艺术魅力。而他们之后，草书在整个清代沉寂下去。
书法创作不是一时的事情，作者从学书时起，就在为写出自己的字体努力。通过多年的积累、取舍、领悟，写出自己的情性，自己的节奏，因而也就形成了自己的格调。这和一个人说话的语调一样，一个文化底蕴浅、艺术修养差的人，无论怎样装腔作势也不能像一位年高德劭的学者那样用平和的语气去阐述深刻的道理的。笔墨的语言也是如此。
近来，出版商为了盈利，出版了许多质量低劣的字帖，影响极坏。很多书法爱好者像是一块干燥的海绵，一旦吸收了这些污浊的东西是很难摆脱它的气味的。所以要注意取法，首取经典墨迹。王羲之传本墨迹《远宦》、《寒切》、《出月》诸帖，孙过庭《书谱》墨迹等现在有多家出版社以彩色影印，十分精美，下真迹一等。要临习较长的时间。次取知名法帖如《十七帖》、《大观帖》卷六、七、八等。亦选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等印本。再取宋、元、明、清诸家墨迹影印本，博涉其趣。同时，从明清人的各种品式的作品中学习章法，久而久之，自可识别那些格调低下的作品。
摘自华文出版社《草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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