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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历史的记录和警示 赵 杰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夜，时针指向１０时２０分。突然沈阳北郊传出一声巨响。黑暗里爆炸的“柳条湖事件”，震惊了整个世界。这就是史称的“九一八”事变。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这段话，是1956年花谷正在《满洲事变是这样策化的》中的回忆。花谷正当时是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是“九一八”事变的的策划人之一。 但当时他却不是这样说的。在爆炸的一个小时后，花谷正向关东军和日本军部发出的电报中，颠倒是非地说： 中国军队在奉天北面的北大营以西，破坏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与我前来之一部守备队发生冲突。 按关东军事先的预谋，随着炸药的点燃，路轨边事先埋伏的日本军队，跃身而起，向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日本兵营早已标示好刻度的两门重炮，开始射击。 这两门24厘米的榴弹炮，正如日本广播协会《昭和记录采访组》在“炮轰北大营及北大营的两门巨型重炮”一文中具实写到的那样： 存放在东京兵工厂中，由于体积和重量过大，在运输时为了不被中国方面察觉，是拆卸之后，用客船从神户运到大连——从船舱直接搬入码头的地下室。然后，从地下室装入货车。向奉天转移时，为了蒙蔽当地中国人的眼睛，将长大的炮身用木箱遮盖，伪装成大官的灵柩。另外，炮架和架框假称是石碑的基石和洗澡桶，运至奉天。 在繁华的沈阳市太原北街，在一个辽宁省政府的第二招待所，进进出出的客人们不会想到，这里就是当年日军独立守备队的驻地。更不会想到，在那滴血的“九一八”事变中，这里曾经有过的罪恶准备，《采访组》也俱实地写道： 在独立守备队中，假称要构筑游泳池，挖了一个深1.3米、宽7米的安大炮底座的坑。然后在坑上面搭了一个10米见方、7米高的马口铁小房子。工作是每晚从12时至黎明3时进行的。然而，由于繁重的劳动和酷暑，其中有的士兵得了夜盲症。榴弹炮安装完毕后，其目标是瞄准奉天城和北大营。 为了准确地射击，曾几次按目标测定了距离和方向。预先在炮身上刻了刻度。一旦有事时，只要开始射击，炮弹就会自动地达到目标。 爆炸声中，河本一面用携带的报电话机向大队本部和奉天特务机关报告，一面传令部下向川岛中队长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正在战斗。”早已在爆破地点以北准备的川岛，立即率兵进攻北大营。其他部队也都按计划进入各自地点，担负起警戒、联络和进攻任务。 “九一八”事变，在贼喊捉贼的爆炸声中，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序幕。 做贼心虚，事变后，关东军怕败露出事实真相，便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将此做为被击毙的爆炸铁路“凶犯”。 外国记者巴鲁在战后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时，谈到了现场的情况，他说： 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到一百码的地方，----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卫兵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 就连当时奉天省日本邮政局局长参观了现场院后也认为，“日本的作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就明白现场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 尽管当时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假现场，并向世界大造舆论，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日军占领沈阳后，在爆破处竖起一块栽赃的木牌，当时他们还贼喊捉贼地称此处是“支那（中国）兵线路爆破地点”。但是伴随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为炫耀其发动事变的武功，１９３８年，日本侵略者毫无顾忌地不打自招地又重建了一座纪念碑，即“奉天柳条沟事变纪念碑”。此碑尾翼呈炸弹状，为钢筋水泥结构，坐落在石砌的方台上。这座带着日本侵略者罪恶和中国人民耻辱的纪念碑，在日本投降后，就被群众推倒了。 现在，在沈阳的北郊柳条湖，有如东北地图形状的草坪上，屹立着一座形状如同打开的残损台历式的建筑，人们称之为“残历碑”。 残历碑的左页刻写着： 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 右页上面是“九一八”事变当天的日历。整个碑面那斑斑弹痕交错构成的骷髅图案，似在诉说着滴血的一页。 那座早在抗战胜利时就被推倒的炸弹状“纪念碑”，躺倒在“残历碑”下，成为历史的记录和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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