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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１８９０年３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１９１１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１９２７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１９２７年６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１９０７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１９２５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１９２８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１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１９２９年７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１９３０年９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１９３０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１９３１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１９２９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１９３１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１９３１年４月，调驻仙台的第２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２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８月，调第１６师团５０００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９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１０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１９３１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１９２８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１９３１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１９３１年６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２．５公里、北大营西南１０００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９月２８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３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２师团驻奉天第２９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第１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２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３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９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２９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２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９月２日至５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９月８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９月１４日至１７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８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３０余架，野炮２０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８月２７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８月２７日和２８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９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３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９月１４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９月７日开始对日本第２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１２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２９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９月１５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１０天即９月１８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１９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１９４６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１９４６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９月１８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１９５３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文/裴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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