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蟾岩神农氏族遗址与中华文明起源

玉蟾岩神农氏族遗址与中华文明起源 

                      来源：永州日报　　作者：蔡建军

    摩尔根说：“在我们设想氏族改为以人命名之后的长时期内，其命名的祖先也改换他人，前一位祖先的事迹逐渐模糊了，消失在迷茫的历史印象中，于是在氏族历史上某位后出的名人便取而代之。”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农氏不是某一位具体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是一段特定的历史阶段，是“在氏族历史上某位后出的名人”而已。无论是《白虎通》所列的“伏羲、神农、祝融”或“伏羲、神农、燧人”，还是《春秋元命苞》所列的“伏羲、女娲、神农”，抑或是《庄子》所列的“有巢氏、神农氏”，都是“三皇”时代的氏族代表。这一时期，是上古母系氏族社会，神农氏族正是母亲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

　　关于夏商周秦汉文明的起源，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云：“‘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说明，夏商周秦汉虽然在西方立国，其源头却在东南，而处于上古时期的神农氏族也正兴起于南方。

　　神农是教人农耕的农皇，是我国农业文明的创始人，同时又是我国医药之祖。《绎史》引《本草经》云：“神农稽首再拜，问于太一小子曰：‘凿井出泉，五味煎煮，口别生熟，后乃食咀，男女异利，子识其父。曾闻太古之时人寿过百，独何气使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门，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国皇，字曰老人，出见南方，长生不死，众耀同光，神农乃从其尝药以救人命。”从神农尝百草以救人命的地理环境来分析，地球从赤道（纬度为0）到南北两极纬度各为900，这与“天有九门”极为吻合。那么，何方“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呢？我们知道，除赤道附近一夜间可观测到全部星宿外，愈往两极，所见到的星星愈少，而两极地区的观测者甚至在长达半年之久的夜晚也只能看到半个天空的星星，其他纬度地方，地理纬度越高的地方，看到的星数越少。而在赤道附近观测并不太理想，因为此地所见北极星在地平线上，难以观测到，古人观天象最重要的是观测北斗，并且二十八宿全在赤道南北40度的天域之内。若在黄河以北（北纬35度以上）观察星宿，则老人、天社、南门等星宿（约在南纬55度以上的天空）无疑是看不到的。可见，神农“出见南方，长生不死，众耀同光”的地点必然在北纬35度以南。否则无法看到老人星，同时，若偏东或偏西都不能很好的反映天时，而中南区的北纬25度附近是最为理想的观测天时的地点。湖南永州玉蟾岩遗址地处北纬25030''，东经111030''，正是神农出见南方尝百草的“中道”所在。

　　永州古称零陵，是我国夏代以前就出现的34处古地名之一。神农亦称神龙，古书《神龙本草》又作《神农本草》，可见“龙”、“农”相通。由玉蟾岩沿潇水出都庞岭，便是“泷泊”（今为双牌）之地。都庞岭之“庞”字，是“广”字下的一条“龙”，这与后世中华民族以“龙”为图腾有着内在的联系，表明神农（神龙）氏是“龙”图腾的创始者。再由玉蟾岩向东百余里，有神龙“斫木为耜，　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今郴州市耒阳县。这样，便可以大致划定神农以玉蟾岩为圆心的中心活动地区。

　　据《拾遗记》所载：“神农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其九穗禾就是水稻。湖南省考古所近年在永州玉蟾岩发掘的12000年以前的人工栽培水稻，正好证实了这些传说的历史真实性。再有《淮南子·诠言训）：“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万物，谓之太一”。“太一”就是宇宙的本原。玉蟾，古为月之称谓，日为阳，月为阴，日生天，月生地，日月乃生天地万物。玉蟾岩（岩即洞）正是“洞同天地”的“太一”之地。

　　玉蟾岩遗址的地理条件反映了神农时代的生存环境。

　　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曾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今世”四个阶段。《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鸟兽龙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庄子·盗跖》则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从有巢氏“构木为巢”，到燧人氏“钻燧取火”，到神农氏“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中国“上古”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列为199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的永州玉蟾岩遗址，对神农氏族社会的这种生态环境作出了很好的诠释。

　　湖南省考古所所长、玉蟾岩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袁家荣先生在研究论文中介绍，1万多年以前，玉蟾岩正处在亚热带的湿润气候下，这里既有茂盛的森林，又有开阔的林间草地和灌木竹林，还有相当宽阔的湖泊水域，从而既保证了狩猎经济的规模，又丰富了采集经济的基础，并拓展了水生动物的捕捞经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阔的湖泊浅沼环境为水稻植物的利用、驯化提供了必须的前提条件。

　　玉蟾岩遗存的文化面貌表现一种由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特征。出土的石器全部为打制石器，不见任何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基本上承袭了华南旧石器文化传统，是以砾石石器为主导的石器工业，除了保留并盛行旧石器时代常见的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之外，又新出现了锄形器、亚腰打制石斧、尖头器、苏门答腊式石器等。这些新出现的石器均具备新石器时代盛行的磨制斧、锛、矛、铲等工具的毛坯形态。

　　玉蟾岩遗存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骨角器，表现出磨制工艺在骨角制品的运用。这种传统一直盛行于新石器文化鼎盛阶段。

　　从出土的动植物标本判断，玉蟾岩遗存的经济形态以狩猎捕捞和采集相结合为主体。狩猪的对象主要是大型鹿类动物，其次是猪、牛、羊、竹鼠。……经过现代14C测定和电镜分析技术鉴定的成果，与古藉描述的神农“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斫木为耜，　 木为耒”的生活环境基本一致。

　　古栽培稻种和陶器体现了神农创造的伟大成就。

　　《白虎通》有“神农教民而作”的记载，《易·系辞下》有神农“日中作市”的记载，《新书》、《淮南子·修务》、《本草经》等有神农尝百草发展谷物和医药的记载，《孝经命诀》、《说文》等有神农制作音乐的记载。此外，《吕氏春秋》、《文子》、《管子》、《春秋元命苞》、《春秋命历序》等，都有关于神农事迹的记载，这些充分说明神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始祖。

　　神农作为农皇，在永州生息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创新精神和辉煌劳动成就充分体现在人类稻作起源和陶器发明两项重大事件上。

　　长期以来，水稻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一直是世界各国学者非常关心并积极探索的重要课题。玉蟾岩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十分原始的陶片和水稻谷壳的出土。北京大学14C实验室对1993年玉蟾岩出土的陶片进行质谱加速器14C年代测定，共测定了四个数据，结果为距今12320-14810年；2001年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在玉蟾岩遗址采集了木炭标本，非正式提供有关实验室测定的5个14C年代数据为11870-12230年。北京大学张文绪教授对玉蟾岩出土的稻谷进行了电子显微镜分析鉴定，推定玉蟾岩出土稻谷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发现将栽培稻的起源地点圈定在湖南南部的南岭北麓山间盆地，并将起源时间上溯到12000年前，比印度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要早5000年。

　　袁家荣先生在《玉蟾岩遗址的重大发现及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一文中指出：“玉蟾岩遗址是表现了人类第一次革命即农业革命发生之际的代表性文化遗存，其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具体表现在：（1）、玉蟾岩遗存文化单纯，内涵丰富，对于研究一万年以前华南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阶段的文化特征、经济生活、演化规律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2）、玉蟾岩遗址出土了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实物标本，对探索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及水稻演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3）、玉蟾岩的陶片是中国目前最原始的陶制品之一，其复原的釜形器是目前中国最早的具有完整形态的陶器，对探讨中国制陶工艺的起源与发展有着重要价值。（4）、玉蟾岩遗址含有大量种类丰富的动、植物标本，其中有些种类如猕猴桃、梅的果实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标木，不仅反映了原始人们的经济生活，而且对于研究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期的生态、气候环境和探索生物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玉蟾岩神农氏族遗址的确定对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原始社会史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这一标准，提出了新的分期方法，将原始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两个时代，每一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摩尔根指出，蒙昧时代的特征，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在低级阶段，人们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他们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中级阶段是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它水栖动物都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高级阶段则从弓箭的发明开始。野蛮时代的特征，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时期。摩尔根指出：“野蛮阶段随着伟大的野蛮人的成果而结束。……在一系列发明和发现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后关系，制度的发展也有着一种顺序”。

　　近200多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恣意诋毁中华文明，炮造所谓“中华文明西来说”，文明时间三千年等各种荒谬诊断。然而，假如把摩尔根对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特征与我国历代史籍中对神农时代的描述和现 代KAO古发掘的玉蟾岩遗址实物相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二者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启示人们：

　　1、中华文明绝非“上下五千年”，而是至少一万年。早在12000年前，我们的先民就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不仅食物有了保障，而且不断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最先步入“农业文明时代”，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神农时代不仅是传说，而是历史事实。过去总认为神农只是传说，没有历史凭证，现在，我们不但有大量的史籍记载来说明，而且有充分的考古依据来证明：神农不是“神”，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3、神农不是某个具体人物，而是玉蟾岩氏族的杰出代表。玉蟾岩俗称蛤蟆洞，位于湖南南部与广东、广西交界的永州道县，地处南岭北麓山间盆地，西与广西桂林接壤，东南毗邻广东连州。考古发掘的玉蟾岩遗址，前洞坐南朝北，洞口呈方扇形，岩内依次排着三个大厅，前厅紧靠洞口，东侧分为两层，上层平坦，像个舞台，台中石凳，恰如宝座，西南两侧，洞中套洞，中厅宽敞光明，可容数百人。在玉蟾岩的周围，还分布着数个类似的岩洞（美国哈佛大学正计划与湖南考古所共同发掘），神农氏族正是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中生栖繁衍，创新发展。

　　4、以玉蟾岩神农氏族遗址为坐标圆点，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华文明多元发生及其融聚的历史轨迹。20世纪中叶以来，大批考古新发现打破了2000多年来司马迁《史记》确立的中华文明源于黄帝时代和黄河流域“一元论”，随之兴起的“满天星斗论”、“红河流域论”、“辽河流域论”等学说，都因其所据静态的古史观，均难以解释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独特成因。采用大量古籍资料和现 代KAO古史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界定“神农”这一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所处的具体地点、历史环境、基本年代、主要事迹，将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