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央视国际频道播出“国宝档案-利玛窦在中国”，使我联想起这位国际友人与“橘井”的特别关系。 “苏耽橘井”是中国古医药史上的著名典故，与“杏林春暖”共同辉映青史。不过，西汉初问世的“苏耽橘井”故事要比三国时出现的“杏林春暖”早几百年。2100多年前，桂阳郡(治所郴县)郡城即今湖南郴州城，诞生了一位伟大的草药郎中苏耽。他早岁失父，以给人放牛、采药孝养母亲，瘟疫之年和母亲潘氏一起，用家门前的井泉水熬橘叶汤(当然还要配伍别的草药)，日夜救治乡亲郡民，活人无数，国中传为美谈。 随着岁月流转、朝代兴替，这个故事形成神话传说:苏母浣衣郴江，误吞红萍红丝，未婚成孕，族规不容，躲进山洞生子，泣弃复还，见白鹿哺乳、白鹤羽寒，遂坚定心志孤苦育儿;而苏耽种橘凿井，十分孝母，直到因行善得道升仙后，常在苏岭云头凝望母亲住处，久之岭顶松树也受感动，枝柯齐齐伸向西南……。这故事被纳入道教典籍、蒙学著作，中医药界又奉为良医良药经典，杜甫、王维、秦少游、汤显祖、蒲松龄等“历代文人都非常喜爱”(见《中国神话人物辞典》“苏仙公”、《辞源》“苏耽”、《辞海》“橘井”条目);甚至名扬域外他邦，落户全球华人社会及东南亚，如唐人街有“橘井药店”、“橘杏诊所”，日本国办了<橘杏医药>杂志，柬埔寨王国以“桔井”命名省市;意大利的利玛窦400多年前一到中国就知晓了这个典故，在他被收藏于法兰西国家图书馆的著作《西国记法》(记忆方法)中写道:“记医以橘井，以杏林.”。直到民国时期，“苏耽橘井”都历久不衰。 只是近代国内掀起“阶级斗争”、大批“封资修”，大破“宗教迷信”，才阻断了学界和民间对它的研究，并造成对它的破坏。以致很长时间人们不知其原生地所在，不能断定其人其传说究竟出自哪朝哪代?何种典籍?有何内涵品位?近几年，学者们寻踪探秘，各持高论，都有道理。乃至河南商城县有人发现那里也有个“橘井”和苏仙传说，兴奋异常，提出“北橘井”一词，地方立即开发利用……。这里我也谈点浅见，与同道、读者共同研究: 首先，要看到“苏耽橘井”的传说，发生年代早，西汉之初从桂阳郡、郴县传出。再，按徐霞客在郴州苏仙观亲眼所见两位知州碑刻及明《万历郴州志》记载，苏耽生于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随仙官上升于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他的故事富藏人文信息，其中的“仁孝”内容，恰好吻合了汉初统治者以“孝悌治国”的政治需要;应该说这始于汉惠帝和汉文帝(刘邦第二、三子)，因为汉文帝本身就很孝母，被后世称作“仁孝天子”。此头一开，历朝历代都提倡、推行“孝道”教化和蒙学教育;如此一来，“苏耽橘井”的传说由汉魏晋桂阳、隋唐宋郴州，行遍华夏，乃至扎根大江南北。这是一种神化流转、移植延伸现象，属于辐射影响传播作用造成，毫不足怪。即如类似苏耽“橘井”的古遗迹，全国东南西北都有，就在桂阳郡耒阳县、湖南浏阳县也有，南宋至明清成为当地的古八景之一。 而各地的“橘井”、苏耽井、苏仙井，基本上都是唐宋之后冒出来的，这是因为:一、唐宗宋祖的儿孙们很多都好道，唐开元年间，唐玄宗对郴州苏耽遗迹“诏有司饰其祠宇”，赐名橘井观为“集灵观”;宋代四位皇帝敕封苏耽仙号，郴州苏仙观门“敕封苏僊昭德真君”额碑即宋理宗赐刻。二、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上至帝王朝廷下至乡闾村镇，就会掀起一轮全面深入的文化修复工程(括蒙学教育)。虽然统治者的目的在维护大统，老百姓的心思在安居乐业;但都是以张扬正统的道德精神和传承文化遗产为手段，用以强化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三、道教界的推动，苏耽修真的郴州马岭山，从唐末《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北宋《云笈七签》中排名72福地第21位，到北宋《洞渊集》中调整为第18位，此后专享大名“苏仙岭”。 如此一来，苏耽橘井的生存发展空间，想不大都不行。除了郴州桂阳郡、湖南本省，还有广东，广西，湖北，四川，江西甚至海南都有类似的“井”，像河南商城县的所谓北橘井，就是属于这一类，有人说是苏耽和他母亲汉代迁居到了那里，这当然是牵强附会之说，有流传是正常的，过于夸大的话则就搞笑了。孤儿寡母，在家门前凿井种橘在屋后开了药园，却不好好过日子，由气候温暖的南方移去人地生疏的北方干嘛?况且北方又不长橘子。当然，作为神话传说的正常流布、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进行必要的、科学的宣传和保护，理所当然，因为它丰富了“苏耽橘井”文化大系;在它的精神层面、文化内涵的框架中，来科学的严肃地保护它的真实性、地方性，才有史学、美学、民俗学、人文遗产的价值和生命力。 再说，“苏耽橘井”传说版本的出处等问题。先说《桂阳先贤画赞》，它来自或者也叫《桂阳先贤传》。其“苏耽”篇写“苏耽常住门庭，有众宾来招。耽告母曰:‘人招耽去，已种药在后园梅树下，可治百病，一叶愈一人。卖此药，过足供养矣。’……”我认为此处的“梅”，系后人刊印时错把“橘”字刻成了“梅”字，所以与前后的文献典籍都不相合。 至于这个典故的最早出处，笔者浅识，还是西汉后期刘向撰写的《列仙传》。有的学者曾认为《列仙传》不是刘向的，而有些专家认为是他晚年的作品。鲁迅先生说过“现存汉人小说皆伪托，惟此外有刘向的《列仙传》是真的。”按这个“仙人指路”的提法，我理顺了思路，找到几条理由:其一，作为西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又是汉高祖刘邦弟弟刘交的四世孙，对刘向来说，一本薄薄的《列仙传》算什么，何况还有一本《列女传》，可映证其互为“列”字姊妹篇。其二，他高祖刘交是楚元王，他生于楚地长于楚地为楚人，对楚地的文化、人物、事物应该很熟悉;其三，他本身又任朝廷要职，官至光禄大夫，曾校阅群书，掌握富足资料。《列仙传》的赞辞中，说他曾得到秦国大夫的《撰仙图》，共收入7百多人，那么他写先秦和汉初的70多人有何困难?其四，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点，史料显示东汉末的《楚辞-天问注》和《汉书音义》，都引了《列仙传》。因此，“苏耽橘井”典故出处，可认定西汉末的《列仙传》乃主源。《列仙传》中的“苏耽”篇如下: “苏耽，桂阳人也，汉文帝时得道，人称苏仙。公早丧所怙，乡里以仁孝著闻，宅在郡城东北，距县治百余里。公与母共食，母曰:“无鲊。”公即辍筋，起身取钱而去。须臾以鲊至。母曰:“何所得来?”公曰:“县市。”母曰:“去县道往返百余里，顷刻而至，汝欺我也!”公曰:“买鲊时，见舅氏，约明日至。”次日，舅果至。 一日，云间仪卫降宅。公语母曰:“某受命仙箓，当违色养。”母曰:“我何存活?”公以两盘留。母需饮食，扣小盘，需钱帛扣大盘，所需皆立至。又语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橘树能疗。患疫者，与井水一升，橘叶一枚，饮之立愈。”后果然，求水叶者，远至千里，应手而愈。 苏耽去后，忽有白鹤十数只，夜集郡东门楼上，一只爪画作书字，言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当复归。咸谓是躭。” 这样看来，“苏耽橘井”的传说与典故，要早于三国时郴人、东吴左中郎张胜的《桂阳先贤画赞》和晋代名道葛洪的《神仙传》，可上溯至西汉后期，渊源何其悠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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