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发生过一起“拯救大兵”的故事。
经过王莽篡位、赤眉起义等一系列变乱，东汉续上了汉朝的国祚，但变乱导致数十年的内政外交荒废，本来属于大汉的势力范围西域，有相当一部分被匈奴控制。汉明帝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收复工作，花了几年时间，击破伊吾，打败车师，一定程度上夺回了在西域的控制力，然后重设西域都护，任命陈睦当都护，耿恭当戊校尉，还有几个官，分别各率几百人驻防。
明帝永平18年春，匈奴单于率2万人回击，包围车师首都金蒲城，耿恭连诈带吓，暂时解围。因为知道他们早晚还会回来，耿恭重新选址疏勒城，准备做持久战。据考证，这个疏勒城应该在喀什东北一千多公里外，中间隔着天山和塔克拉玛干沙漠。
当年7月，匈奴兵果然回来了，直取疏勒城，在上游堵塞溪水，断绝城中水源。那边地处沙漠边缘地带，虽然那时候气候可能会湿润些不过取水也不容易，城中打井打了15丈深，都没有一滴水出来，军民渴得发疯，只能榨马粪里的汤解渴。在这种情况下，耿恭亲率部属，继续深挖，一竹笼一竹笼的水往外舀，终于出了水。一时间欢声雷动，耿恭命人把水从城墙上泼出去给匈奴看，匈奴看到，以为汉军有神助，暂时退兵。
就在此时，汉国发生剧变。明帝去世，新帝登基，而西域的局势也产生变化，本来骑墙的焉耆、龟兹倒向匈奴，攻击车师，西域都护陈睦全军覆没，另一将领关宠被围，匈奴大军再次南下围城。由于国内局势紧张，无法派出援兵，已归降的车师也再度反叛，耿恭成了一只困守城中的孤军。
面对这种内外交困的严重局面，耿恭与将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数月后，耿恭数千士兵只剩下几十人，粮食也吃光了，匈奴开始了劝降攻势，以“封王，嫁公主”诱之，但耿恭手刃匈奴劝降使者以示誓死不降，然后“煮铠弩食其筋革”以示誓与疏勒共存亡。
西域都护府的幸存官员飞书求救。国内当时已经打算放弃西域地区，那还要不要去拯救这几十人？国内开始了一场辩论。虽然那时候还没有“人性”、“人道”这类普世价值观，但有道义观，司空第五伦（呃，“第五”是他的姓）从利弊角度分析认为没必要为这几个人做更大牺牲，司徒鲍昱则认为“派人前往险地，一出事就把人遗弃，会让国民桑心。有这个事例在先，下次边关再有事谁还愿意去？！”然后从战术的角度分析了一下救援的可行性。最后，新皇帝刘炟同意了他的观点。于是大军7000人，从酒泉、张掖出发。
援军在柳中也就是现在的鄯善县附近与匈奴及西域叛军交手，很快击溃了匈奴并重新令车师投降。但耿恭所在地实在太远，中间又隔着天山，难以到达，援军将领们也有了畏难情绪。恰好军中有一个叫范羌的，是原来耿恭的部下，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坚持要去救。从道义出发，良心让将领们无法说不，他们于是拨给范羌两千人，让范羌自己去。
彼时正值冬季，大雪不止，尤其在山上，雪深“一丈有余”。就说那时候计量单位比现在的夸张，那“一丈”也得有现在的两米来深了。援军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中艰苦挣扎、翻山越岭，勉强抵达了疏勒城。到城下时正值深夜，城中听到人喊马嘶，以为匈奴又来援军了，十分震骇。范羌从远处高呼：“我是范羌，带兵来接耿将军。”城中人开门将他们迎入，大家互相拥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天明，被营救的幸存者与援军一起班师，踏上回国的漫长而艰险的路程，此时幸存者只剩26人。匈奴军一直在后追击，耿恭、范羌且战且走，又累又饿，人困马乏。等终于在三月回到玉门关的时候，耿恭的人马只剩了13人，而且都衣服破烂，鞋袜洞穿，面容枯槁不成人形。
耿恭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朝廷重臣纷纷上书请求对其表彰。朝廷任命耿恭为骑都尉，其属下石修为雒阳市丞，张封为雍营司马，范羌为共丞，余九人皆为羽林军。
大兵耿恭后来又带兵平定过西羌，不过他的下场很惨，他因为无意中得罪了皇亲国戚，明明打了胜仗，却回来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下狱，出狱不久就死了，他的经历再次证明官场上的刀光剑影比战场上的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