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打输鸦片战争之后，急需人出来收拾残局，残局之一就是去和夷人们谈判、签条约，好把他们打发走。这件事肯干又能干的人不多，一方面朝廷命官们都自恃身价，“不屑于”理夷人；另一方面被打得害怕，又听过太多关于夷人的传说，也不敢去接触。时任广州将军的耆英和乍浦副都统的伊里布——两个“小官”——就临危受命，成了谈判代表。
耆英和伊里布勉强算是不辱使命吧，至少是给朝廷解决了眼前的麻烦，也没让大清丢太多的近期利益（远期的事不能赖他们，毕竟那时候没人懂得现代经济和国际法的那些理论）。这对排挡先后三次为清廷谈判，签过《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在那个视外交如虎狼又如粪土的年代，算得上是冲锋陷阵死而后已了。
耆英因此获得了“最知晓夷务”的名声。这在当时并不算是赞美，因为从上到下，从朝廷到国人，对夷人的态度是又轻视又仇恨又害怕，有身份的大臣是不会碰夷务的，只有那些“投机取巧”的人才会走这条蹊径。“通晓夷务”，基本上算是“对洋人摇尾乞怜”的代名词。
耆英的确算是走捷径的高官，他赖以高升的唯一优势就是能与和会与夷人打交道。
为了维持这个优势，耆英尽了很大的力量，他千方百计地让外国代表相信他的真诚、可靠与合作。在他赴广州任钦差大臣的时候，他请求乘坐英国炮艇去香港访问，与英国人吃饭喝酒猜拳，赞美英国的炮艇和武器。他抓住一切机会来发展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的亲密关系，当他看到璞鼎查的全家像时，他夸奖璞鼎查的公子，并表示因为自己尚无子嗣，希望能收璞鼎查的公子为养子，随后又提出用自己夫人的画像交换璞鼎查夫人的画像。璞鼎查成全了耆英的意愿，他的儿子更名为“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此后他们还互赠礼物。在后来彼此的通信中，耆英一直把璞鼎查称为“挚友”。
耆英的这些举动的确换来了英国人的好感，在后来外国人留下的史料中，当时的很多外国人都认为他很开明。他的“挚友”璞鼎查因此向伦敦宣称他将采取断然的措施，勒令英国臣民遵守条约，还警告在华英国官员防范欺负中国人的倾向。
但外国人眼中的“开明”在国人眼中却是“媚外”，不仅朝内同僚，连街谈巷议也对他充满轻视。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也为了给自己辩护，他写了一些奏折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说自己是以小恩小惠和外表的诚信来对付夷人，一边获取他们的信任并避免冲突。“此等化外之人，于称谓体裁，昧然莫觉，若执公文之格式，与之权衡高下，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袖如充耳，不惟无从领悟，亦且立见龌龊，实与抚绥要务甚无裨益，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
耆英的两边讨好的方式并没有一帆风顺。1844年，按照条约广州应开放英国商人入城，但广州民众却拒绝执行此条约。争执很久后，1846年1月耆英大胆宣布开放广州城，此举断送了他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职位——愤怒的民众烧毁了他的衙门，并与英人发生冲突，广州陷入一片混乱。名声扫地的他不得不申请调回了北京，并随即被降了级。
1858年1月，他在广东的继任者由于采取强硬的政策，不断与外国商人发生冲突，终于导致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并随即北上攻占天津。清廷不得已只好派人谈判，此时又想起了耆英。
经过数年深居简出的失宠岁月，耆英身体已老态龙钟，眼睛半盲。他抵达天津，再见夷人，生涩地施展起他曾经熟稔的“抚夷”手段，期望用热情和个人魅力拉拢起与英国代表的私人关系。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场羞辱。
英法联军在攻破广州，进入总督衙门时，从总督衙门里抄出大量文件，其中包括耆英发给朝廷以解释自己行为的奏折副本。里面那些贬低英国人的话震惊了英国人，让他们感觉自己多年前受了嘲弄，如今他们要把这嘲弄返还给作俑者。英国代表，26岁的李泰国，出示了耆英的那道奏折，并用夸张的语气大声朗读。场景极其尴尬，耆英语无伦次地试图解释，而英国人则哈哈大笑。
羞愧难当的耆英默默地离开了谈判现场，并未经钦准离开了天津回到了通州。由于违旨开差，他被套上枷锁带回京受审，并被赐自裁。
在互不了解又无法让他们了解的两方中间，耆英希望用自己的狡黠两边讨好，结果却里外不是人。纠结的人生，最后也是纠结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