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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痹心痛与冠心病的病证结合与辨证论治 摘要 目的 胸痹，心痛，胸痹心痛等名词在不同时代反映当时的认识，有其时空间的独特的内涵和外延，先秦汉晋南北朝时期，隋唐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及现代均不同，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其相关症候的见地不断丰富和发展。冠心病是当今发病率最高，危害最大的心血管疾病之一，随着医学进步，冠心病病理病机的深入认识，新诊疗技术发展的同时，中医界对胸痹心痛的认识必然超越传统的望闻问切的症候及以此内涵为依据的理法方药，升华对冠心病、胸痹心痛病证结合为主的诊疗方向，但辨证论治仍需继承。 关键词 胸痹心痛; 冠心病; 中西医结合
“胸痹”之名，始于《黄帝内经》[1]。“心痛”最早见于《山海经》[2] “其草有萆荔，状如乌韭，而生于石上，亦缘木而生，食之已心痛”。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也有心痛描述：“足少阴温（脉）……其病：病足热，…心痛，烦心” [3]。“胸痹心痛”一名，最早见于《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篇[4]，“阳微阴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责其极虚也。今阳虚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阴弦故也”。 古代对胸痹心痛病证的认识，在不同时代，其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在当代，医疗辅助检查的进步，中医界对胸痹心痛进入新的时代。 1. 先秦汉晋南北朝时期 《黄帝内经》“邪在心，则病心痛”（《灵枢·五邪》），“胃胀者，腹满，胃脘痛”（《灵枢·胀论》），《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暑以行……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黄帝内经》的“心痛”是以部位和症状命名，即心前区疼痛的病证。既是症状，又是病名，为狭义心痛，不包括胃脘痛。《灵枢·本藏》：“肺小则少饮，不病喘喝；肺大则多饮，善病胸痹、喉痹、逆气”，所言之“胸痹”仅指肺系疾病。张仲景《金匮要略》继续引用了《黄帝内经》的胸痹、心痛两个病名[4]。胸痹当是指胸中阳气痹阻不通之患，胸闷痞塞与疼痛并存是本病的特征。《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中“心痛”主要指心胸疼痛的病症。《金匮要略》胸痹的内涵较《黄帝内经》大大扩展了，不仅指肺系疾病，还包括心系疾病，甚至可能涉及到脾胃疾患。《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篇心痛之病位主要指心胸部，包括心前区和胸膺部。因为病机为上焦阳虚，而心居胸中，属上焦，心痛之心当是五脏之心。晋代的《肘后备急方》[5]首先提出了“久心痛”的名称。 2. 隋唐金元时期 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1]认为心痛为“风冷邪气乘于心也；心有支别之络脉为风邪冷热所乘”，对胸痹心痛认识扩展了“阳虚阴厥”和诸脏乘于心的心痛病因；胸痹包括了心、肺、气道和胸壁的病理表现，邪壅生热为心痛病机转归。对于胸痹的病因，巢氏认为“寒气客于五脏六腑，因虚而发，上冲胸间，则胸痹”；对于心痛，与《金匮要略》相比，更强调寒邪为患。外邪对机体的影响必须通过内因，即在胸阳先衰，人体正气不足的基础上，外因寒气方可乘之发生作用；也可由壅瘀生热，热结致心痛。巢氏将心痛分为真心痛与久心痛两种不同证候。“其痛发，有死者，有不死者，有久成疹者。心为诸脏主而藏神，其正经不可伤，伤之痛为真心痛，朝发夕死，夕发旦死” 。“其久心痛者，是心之支别络脉，为风邪冷热所乘痛也，故成疹不死。发作有时，经久不瘥也” [6]。孙思邈《千金要方》[7]用“心痛暴绞急绝欲死”、“卒心腹绞痛如刺”、“心腹绞痛”描述。宋·窦材《扁鹊心书》提出心痛“乃心之包络痛与脾痛、胃痛、膈痛耳”[8]，脾痛、胃痛、膈痛也属心痛。宋·陈无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九痛叙论》提出“心痛，……以其痛在中脘，故总而言之曰心痛，其实非心痛也。……方中所载者，乃心主包络经也。” 认为心痛痛在中脘，而病位在心主包络经，心痛包括胃脘痛与心包络痛，区分不清，所以统而言之。此段时期心痛的内涵多为广义的心痛，包括心包络痛和脾痛、胃痛等，如朱丹溪认为：“心痛，即胃脘痛。” 宋代《圣济总录》对卒心痛、久心痛和真心痛加以区别，“脏腑虚弱，寒气卒然客之，其状如寒痛不得息”，发为卒心痛。“风冷邪气，乘于心之别络”，“发作有时，故经久不差”，则为久心痛。邪伤心之正经，则发为真心痛；并沿袭《备急千金要方》之说，分为九种心痛：“曰虫，曰注，曰风，曰悸，曰食，曰饮，曰冷，曰热，曰去来者是也”；由于他经阳气不足而引起心经气逆而致心痛者（阳虚阴厥）为厥心痛，《圣济总录》首次将五脏心痛单列为节，与厥心痛并列。《千金要方》中将肝心痛、脾心痛、胃心痛、肾心痛、肺心痛归为厥心痛，而《圣济总录》则将厥心痛与诸脏心痛概念分离，依据在《诸病源候论》阐明心痛的两种病因：一者为“若诸阳气虚，少阴之经气逆，谓之阳虚阴厥，亦令心痛”；二者为“诸脏虚受病，气乘于心者，亦令心痛。”对于“胸痹”的论述，涵盖了《金匮要略》、《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的内容，而其所论“心痹”，则沿袭了《内经》的论点。《圣济总录·胸痹门·胸痛》曰：“胸痛者，胸痹痛之类也。此由体虚挟风，又遇寒气加之，则胸膺两乳间刺痛，甚则引背胛，或彻背膂，咳唾引痛是也” [9]。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10] 首次将各种心痛的病因归纳整理，明确提出心痛的病因为外感六淫、七情、饮食不节、劳役所伤，其病机演变结果多为气血博结、阻隔不通，所以当通散之，以实证为多。金·刘完素把心痛从病因角度分为热厥、寒厥、大实心痛三种，并分别运用汗、散、利、温等法及有关方药治疗，是心痛辨证论治的开始。 3. 明清时期 金元至明代，对于“心痛”一病，朱丹溪、虞抟、张介宾等多数医家认为除了真心痛外，都是胃脘痛[6]。《简明医彀》、《万病回春》、《医林绳墨》、《古今医鉴》、《万氏家传保命全集》皆明言：“心痛，即胃脘痛也”，“胃脘当心而痛”。 明代王肯堂在《证治准绳·心痛胃脘痛》[11]中指出“心与胃各一脏，其病形不同，因胃脘痛处在心下，故有当心而痛之名，岂胃脘痛即心痛者哉？”。明代马兆圣《医林正印》[12]曰：“胃之与心，经络各异，痛状亦殊，不足深辨”。指出心痛与胃脘痛确实有别，不可混淆。李梴的《医学入门》对厥心痛与真心痛进行了鉴别，认为真心痛和厥心痛有邪犯心君、邪犯心包络之异。厥心痛证情较真心痛稍轻，因邪犯心包络，痛时有手足厥冷而命名。胸痹与胸痞的区别在于伴有疼痛与否：“心下满而不痛为痞，心下满而痛为胸痹” [13]。《证治准绳》认为心痛与膈痛的区别在于心痛部位和疼痛轻重程度：“心痛则在歧骨陷处，本非心痛，乃心支别络痛耳；膈痛，则痛横满胸间，比之心痛为轻，痛之得名，俗为之称耳，诸方称为烦躁忪悸皆其症也” [11]。 李中梓《医宗必读》[14]认为膈痛就是胸痛，“心痛在歧骨陷处，胸痛则横满胸间也”。胸痛其与胃脘痛的区别在于：“胃脘在心之下，胸痛在心之上也”。 清代，心痛当与胃脘痛区别开来的观点逐渐得到医家公认。心痛逐渐被公认为指病位在心的一种疼痛性疾病。 明清以前时代，医书记载心痛的治疗处方是按着厥心痛、卒心痛、九种心痛以及心痛的伴随症状的不同而分类，方前贯以所治病症表现，而不言明方剂功效主治，需要医者根据似是而非的病候以及方药构成自己体会，反推方药主治。明清医家则多依据心痛病因的不同而列出相应治法，方剂也按着治法的不同归类列之，并随着证候鉴别、辨证诊断的发展，其辨证论治体系亦在逐渐的完善过程中。如明代皇甫中《明医指掌》在刘完素的基础上增加了大虚心痛证，认为有“寒厥、热厥之分，大实、大虚之别”，然后叙述各种邪气所致心痛的症状特点，利于诊断，治疗处方也按着前论病因的不同，分虚痛、实痛、热厥心痛、寒厥心痛、痰积食积心痛、瘀血痛施治处方[15]。明代张介宾创立八纲辨证[6]，把阴阳成为“二纲”，把表里、虚实、寒热成为“六变”，明确提出阴阳为“医道之纲领”，至秦景明《症因脉治》则把胸痛分为外感表证和内伤里证[16]。 明清医家开始认识到“真心痛”并非不能救治。胸痹心痛的八纲辨证对心痛的审因论治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标志着心痛的辨证论治体系基本确立。气血辨证，寒热辨证，虚实辨证被诸多医家广泛运用。对胸痹心痛的“标本”概念，使胸痹心痛的辨证施治得以升华。随着证候鉴别、辨证诊断的发展，心痛的辨证论治体系逐渐完善。 明清时期，心痛的病因病机理论逐渐趋于完善，对心痛的各种常见病因病机如血瘀、气郁、寒凝、痰饮等方面都有深入阐述。如王清任的《医林改错》[18]在胸痹心痛治疗方面，提出因瘀血致病说，并在古方桃仁承气汤、失笑散、复元活血汤等活血化瘀方的基础上，创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等，主张以活血化瘀法如血府逐淤汤治疗本病。徐大椿《兰台轨范·心胃痛》[19]认为当时心胃痛以痰饮为常见病因，是时代不同之缘故，也提出了肾虚、清阳阻遏、奇经八脉导致胸痹心痛，。对真心痛的病因，除了气、血、水、痰、寒邪外，清代陈士铎在《石室秘录》提出真心痛也有火邪所致，认为真心痛分寒热二证，阴证较阳证难救，并且创制了救真汤、泻火神丹、去寒定痛汤等多首治疗真心痛的方剂[17]。 在胸痹心痛的治疗方面，明清医家也从肝胆论治心痛、从肾论治等从五脏入手治疗心痛，应用包括通络疗法、滋阴降火、通利小肠等方法，明确提出“治气弗动血，治血兼治气”、“保护胸中阳气”以疗胸痹、“惟用辛润宣通，不用酸塞敛涩”等重要治则，提出不可一味香燥耗阴劫本等胸痹心痛治疗的注意事项；增加了导引、运功、点眼等外治疗法，以及用王瓜霜点眼角、雄黄等药物点眼法、白芥子等外敷法等等[20-22]。大大丰富了胸痹心痛的治疗内容。 4. 冠心病认识过程及中西医结合 现代西医界对冠心病的认识，以17世纪Harvey的《血液循环》为起始，冠心病心绞痛“angina”来自希腊语“αγχεω”，意思是“to choke”-即窒息感；1768年英国的Heberden首次以此名称提出，其后代表性进展包括1856年德国的Virchow对血栓和栓塞形成病理过程的认识；1896年Dock首次描述了冠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病例。1900年，Einthover发明的心电图机为冠心病、心绞痛的诊断带来革命性变化；到1913年，Mackenzie的研究明确冠心病心绞痛是冠脉疾病导致心肌供血不足所致。二十世纪中后期，进一步明确血脂、血糖代谢异常与冠心病心绞痛的关系。在治疗上，1867年英国Bruntton首先发现亚硝酸异戊酯缓解心绞痛的作用，随后硝酸甘油成为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常用药物；1965年英国ICI公司生产了商品化的药物心得安，用于治疗心绞痛和心律失常；1960年原民主德国开始用钙离子拮抗剂心可定治疗心绞痛；1978年开始了美多心安治疗心绞痛的临床应用；随着X线的发现，心导管介入诊断和治疗冠心病的技术在二十世纪开始发展起来，1977年Greuntzig发明的经皮穿刺冠脉成形术，1992年开始临床应用的冠脉支架植入术，冠心病的治疗开创了新的时代---冠心病介入诊疗时代，冠心病真正开始病理诊断时代到来，传统对冠心病症状学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有效性在介入时代愈发显得不足[26]。以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和美国心脏病学会（AHA/ACC）为代表的协会不断修订冠心病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性心绞痛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段抬高心肌梗死的指南，并制定了全球心肌梗死诊断标准，形成了一个完整并且不断修订发展的诊疗体系，在最近30年内，对冠心病的诊疗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随着对冠心病本质发展过程认识的深入，中医界对冠心病诊疗过程也必然进入新的时代。疾病分类和证候分类都属于生物医学中的一门科学，中医学在疾病分类方面也必然要与西医学接轨。中医学多有以症状列为病名，如头痛、腹痛、胃脘痛、自汗、盗汗、失眠等，而“胸痹”病位包括了肺、心、胸壁、气道、胃、食道等，病机相同均为气机痹阻；“心痹”则病位在心，病因为七情内伤或外感风寒湿邪由脉舍心；多认为前者与冠心病心绞痛症状颇为相似，后者则颇为不同。传统中医学对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这局限于近代以前人类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手段。中医以望、闻、问、切手段构造的症候辨证的复杂性、多样性、地域差别的特殊性以及知识传播交流的局限性，使之学习起来殊为困难。分析传统的中医病名，其构成要素包括病因、病性、病位、病机和主症等，在对疾病命名时往往多个因素结合运用；另一方面一个病名往往构成要素越多，对疾病的代表性就越强，对疾病本质的反映也越深入。一个规范的中医病名，应该是既符合中医理论，又能够涵盖该疾病的基本特征，同时还需考虑到概念的使用范围问题，只有能被广大医家普遍接受并使用。 纵观历代古籍，心胃痛、心脾痛--概念模糊；胸痛、膈痛--定位不准确；胸痹、九种心痛--外延太广；心痹--病因病机主症不同；心疝、心中寒--使用范围有限；厥心痛、卒心痛与久心痛根据主症命名，反映了病位在心，然而久心痛专指久延不愈之心痛，厥心痛特指发作时伴四肢厥冷之心痛，卒心痛则突出了心痛的突然发作--内涵过小；肾心痛、胃心痛、脾心痛、肝心痛和肺心痛突出脏器之关系—范围局限；金代刘完素的热厥心痛、寒厥心痛和大实心痛—为了用汗、温、利方剂治疗方法分类；明代皇甫中的虚痛、实痛、热厥心痛、寒厥心痛、痰积食积心痛、瘀血痛、虫痛疰痛--据前论病因病性之不同，为分别施治分类，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心痛的病因辨证；《医学入门》对心痛的心虚痛分为心气虚、心血虚、气血俱虚；心实痛分为大实痛、瘀血痛等—目的是分别论治。胸痹心痛病的分型和辨证，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着，从最初简单分为“真心痛”和“厥心痛”，到其后“五脏心痛”、“九种心痛”的划分，再到后来的病因辨证、八纲辨证、气血辨证、脏腑辨证，分类越来越细致，辨证逐渐系统化，反映出中医对这一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入。而且随着分类的细致化和辨证的系统化，对这一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也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随着心脏病学领域心电图广泛应用，心脏影像学诊疗技术包括心脏超声、心脏MRI、冠脉CT、冠脉内超声、心脏生化标记物检查、心脏起搏电生理技术、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等一系革命性进展，无疑深刻影响了中医界传统的胸痹心痛分类范畴。新技术的进步，对冠心病本质的认识，中医界也自然直接或间接的接受，半个世纪来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孕育出了病证结合的临床研究模式，目前是构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病证结合的临床研究模式是“以人为本”的诊疗思想的具体体现[23]。也能更精确的鉴别其他胸痛疾病。 5. 胸痹心痛（冠心病）的病证结合与辨证论治 胸痹心痛源于《金匮要略》，胸痹指胸阳不振、气血痹阻而言，证见胸闷短气甚则心胸疼痛；心痛则因心之阴阳气血不足、气滞寒凝、痰阻血瘀等所致，证以心胸疼痛为主。胸痹指示了该病的病性和病机，而心痛则指示了该病的主症与病位，二者均表现为心胸疼痛常相兼出现，现在中医界把胸痹心痛合称，与西医的冠心病心绞痛相对应。这与基于病理解剖、病理生理为基础的西医疾病分类诊疗模式定义的冠心病截然不同[24]。西医界对疾病诊断包括病理解剖诊断、病理生理诊断、症状学诊断三个层次。冠心病为病理解剖诊断层次的诊断，胸痹心痛属症候学诊断层次，二者显得不相称。尽管如此，中医界把胸痹心痛等同于冠心病，为中医界力图将此作为中西医结合疾病分类和证候分类应用的结合点。中西医结合的胸痹心痛、冠心病等同，因为冠心病是现代心血管疾病中最常见病、多发病之一，病理解剖诊断层次的冠心病和症候学诊断层次的胸痹心痛结合。也反应了现代医学对中医界的影响，中西医结合将有利于两者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完善。中医界也接受了对基于冠心病本质认识制定新的治疗策略方案选择—辨证论治的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辨证论治的冠脉介入前后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冠脉搭桥后辨证论治中西医结合药物治疗[25]，并成为目前冠心病诊疗的主流方向。 尽管如此，目前中医药管理局领导及学会制定的相关诊断标准仍有分歧，并且若干年来没有进行统一系统性的修订，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中将以胸闷心痛为主症的疾病命名为“胸痹心痛”，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中称“胸痹（心痛）”，六版教材《中医内科学》中称“胸痹心痛”，《中医内科疾病名称规范研究》定为“胸痹心痛”，《心痹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1987年）将冠心病统一病名为“心痹”---现未见更新。尽管现对于此类疾病的中医病名认识基本趋于统一，但仍需积极推动，统一认识，推动共识，使之与时俱进。 传统的胸痹心痛临床判别属于医生根据其通过学习和临床实践积累的经验通过望、闻、问、切之四诊和参对患者选择、采取治疗措施的过程的经验治疗范畴, 是医生在临床上对相关问题判断、处理、解决能力的体现。一方面是知识和临床经验积累的体现, 另一方面, 也难以排除部分医生的主观判断, 会受到该医生当时身体状况、精神状态及周围环境的影响, 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而个人经验治疗也不能完全等同于专家经验的，专家经验较前者而言，更趋于成熟、稳定, 属于证据的范畴，源于临床经验治疗。个人经验的治疗偏重于个人主观性，比较的难以继承学习。 现实中，各级中医院医生对胸痹心痛的诊断及鉴别诊断，脱离心电图、冠脉CT、冠脉造影及冠脉介入诊疗等手段，单纯依靠望、闻、问、切的辩证临诊断，已不可能，各级中医院均已经购置各种医疗辅助设备，更多的中医院业已开展了冠心病介入诊疗工作，故对传统的中医之胸痹心痛开始新的认识，对传统临症对症候的辩证，也开始了重新认识。这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特别是新型药物的发展，如复方丹参滴丸、地奥心血康、丹参酮胶囊、速效救心丸、步长脑心通胶囊、银可络、舒血宁、通心络胶囊、丹参酮胶囊等，在中医院、西医院都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应用。 目前西医界对胸痛鉴别诊断是建立在人体解剖-病理解剖-病理生理基础之上的，新技术涌现使得诊断和鉴别诊断以及治疗措施更为精确，并不断继续发展，如对应激性心肌病的认识，表现及其类同急性心肌梗死，但冠脉正常，现推测认为与情绪异常激动等应激状态下循环及心脏儿茶酚胺过度产生，导致急性心肌损伤有关，且病程为可逆的。冠心病主要是因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局部动脉狭窄，影响相应供血区的心肌供血而出现一系列临床表现。以心肌缺血而致的心绞痛而言，血脉不畅、脉络闭阻是这类患者共同的中医病机，反映了冠心病心绞痛的共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中医还可以根据病人临床表现，分别辨为寒凝、气滞、痰阻、肝郁、血瘀、气阴两虚、阳气不足、阴虚等证型，遇寒则犯者多为寒凝；内热甚者多为火郁；嗜食肥甘厚味属痰者居多；发病与情绪相关者多为肝郁；病久者则以血瘀为多：疲劳过度则可见气阴两虚；年老体弱则以虚证多见；两种及两种以上证型同时兼见也不在少数。因此，上述证型均是基于心绞痛的不同证型，现代医学的心绞痛与病人的血脉不畅、脉络闭阻是这类病人的共同特征，不同证型体现了不同病患的个性特征，临床治疗只有考虑到上述两方面的问题，才有可能收到满意的临床疗效。但是，一旦缺乏冠心病的明确诊断，导致胸前区疼痛的原因就可以增加到数十种之多，各种疾病的预后也不尽相同，治疗产生的临床疗效也就失去了可比性，现代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的科学基础也受到挑战。反之，不进行中医辨证，就失去了中医治疗的基础，无法使患者真正得到两种医学的共同治疗，也就无法使临床疗效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病证结合的临床诊疗和研究思想体现了疾病共性规律与患病个体个性特征的有机结合，病证结合的临床模式为在科学层面开展中医药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过度强调病证结合而忽略辨证论治的倾向，尽管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疾病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以前，但依旧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病证结合无能为力，仍需回归到辩证论治道路上来[27]。如不知辨证论治，而被现代病名束缚手脚，中医药再好，也难奏效；但另一方面，如只强调辩证施治，不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不能有进一步的鉴别诊断，对疾病病情认识的局限性，单纯药物治疗，胸痹心痛的诊断疗效也不可能理想，特别是在冠心病心肌梗死的治疗，与介入治疗比较，近、远期疗效有很大差别。在辩证组方基础上，参考中医药现代研究成果，选加对冠心病及二级预防有特殊作用的药物，包括扩冠，改善微循环，调脂，调血压，改善心律失常和心衰治疗等，继往开来，继续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开创新的局面[28]。 真心痛 可治 明清医家观点 明代以前，医家多宗《内经》真心痛“夕发旦死，旦发夕死”之说，认为真心痛不可救治。明清时期，这个观点开始转变，明·方隅《医林绳墨》认识到“或真心痛者，手足青不至节，或冷未至厥，此病未深，犹有可救，必借附子理中汤加桂心、良姜，挽回生气可也。明·张浩撰，刊于1585年的《仁术便览·心脾痛》提出：“真心痛，朝发暮死，不治。痛甚至唇口青黑，脉必伏，用温药，不可用参术。”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则指出“用猪心煎汤去猪心，入麻黄、官桂、干姜、附子之类，直至心经以散寒。此秘要之妙法，亦死中求生之意也。”清·喻昌在《医门法律》中，云“《经》曰∶真心痛者，……其用胜寒峻猛之剂，僭逼在所不免。昌尝思之，必大剂甘草、人参中，少加姜、附、豆蔻以温之，俾邪去而药亦不存，乃足贵耳。” 清·何梦瑶的《医碥·心痛》：“真心痛，……用猪心煎取汤，入麻黄、肉桂、干姜、附子服之，以散其寒，或可死中求生。”清·陈士铎在其《辨证录》中云“人有真正心痛，……原有两症，一寒邪犯心，一火邪犯心也。寒犯心者，……倘家存药饵，用人参一、二两，附子三钱，急煎救之，可以望生，否则必死。若火犯心者，……即用救真汤投之，炒栀子（三钱）炙甘草（一钱） 白芍（一两） 广木香末（二钱） 石菖蒲（一钱）水煎服。一剂而痛止矣，不必更用二剂。但痛止后必须忍饥一日，断不再发。”为后世治疗真心痛确立了一定的方法，也为现代中医治疗急症打下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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