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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走西口的历史沿革 明朝中期，盐业政策由“开中制”转向“折色制”。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政府逐渐增加了对“九边”饷银的拨运。天顺、成化年间，在推行纳粮开中的同时，也允许纳银开中，以后在盐运司纳银开中逐渐成为主要形式。这些银子运到户部的太仓府，作为京运年例银调拨到“九边”。于是，以银货为中心的边饷筹集体制逐渐取代了以实物为中心的体制。“开中制”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把纳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并提高了盐引值。这一制度史称“折色制”。在“折色制”下，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换盐引，而是在内陆就可以到盐运司纳银换取盐引，盐业贸易的重要性明显下降了。折中制时起初引盐为1-5石米，有时也根据需要用马、草等物资折中。“折色制”是直接用银子换取盐引，这就促进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晋商中的许多人便从盐业贸易转向了多种经营，其中就有不少忻州人。 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为解决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在蒙古族俺达汗的请求下，明朝与之订立和约，明王朝采取封贡、互市的办法加以安抚。“封贡”也叫通贡，就是蒙古封建主派使臣，带着畜产品朝贡明廷，而朝廷则以赏赐的名义供给其布匹、锅釜、食品、首饰等物。“互市”，也称马市，是在明朝官方控制下，汉族和蒙族民众在指定的地点，即长城上所开的16处关口进行贸易。通贡、互市的方式，结束了二百多年的明、蒙对立状态，沟通了北方与内陆的经济联系，推动了蒙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蒙汉之间的民族关系，使边境地区出现了和平、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在蒙汉边境互立互市，这拉开了明朝与蒙古正常贸易的序幕，同时也使走西口活动更加昌盛。 从明隆庆五年（1571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已开设马市十三处。开始时，这些马市都是官市，其贸易量在不断增长，仅宣府、大同、偏关三地，“马的交易量就从隆庆五年（1571年）的 7030 匹，增加到万历二年（1574年）的 27000 匹。万历十一年（1583年），又增加到 45000 匹。”[3]官市的交易无论在品种还是数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双方的需要，因此，民市发展迅速，交易量数倍于官市。由于互市获利甚丰，吸引了许多忻州人纷纷出走西口从事多种商品的贸易活动。他们用缎、绸、布、绢、粮食、棉花、针线、胡油、核桃、茶叶、米、盐、糖、果等交换蒙古人的马、牛、羊、骡、驴、羊皮、皮袄等畜产品。 清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边防，防止汉蒙联合，加强对蒙古民族的统治，清政府设立理院（后改称理藩部）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建立盟旗制度，把蒙民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许逾越；从长城至偏关沿黄河河界设立一道宽15里、长2000余里的“黑界地”，绝对禁止汉蒙两地人民来往互通。《钦定理藩部则例》中规定：凡蒙古官民私招汉民去种地的，要扣罚俸禄，有的竟扣八年俸禄，直至革职；罚牲畜，最多罚72头；打皮鞭，最多打100皮鞭，往往是罚打一并施行，戴木枷坐牢9个月，甚至充军。如果汉人私自到蒙古草原开荒种地的要戴枷治罪，甚至发配到4000里以外的边疆去充军。[4]在这种情况下，口里的人是无法去口外谋生的。 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日趋巩固，逐渐放松了对蒙古民族的防范。明末农民起义失败以后，清王朝收编了义军部队，作为地方治安部队，有一部分驻在内蒙古草原。为区别八旗兵，让他们打着绿色的旗帜，号“绿营军”。“绿营军”为解决军粮，就在营区开荒种地。部队开拔之后，剩下的熟地就招募汉人种植。部分忻州人就这样进入了蒙古草原。康熙年间，鄂尔多斯部落首领贝勒松普给康熙写了一个奏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求朝廷放开关口，让两地人民互通来往。于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朝廷下令批准河曲的西口古渡为汉蒙两族人民公开来往的主要渠道，并允许在原勘定的50里宽的“黑界地”内划出20到30里为垦植界限，习称“白界地”，让汉人耕种，这就是史称的“开边”。据《河曲县志》（同治十一年版）载，“自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特允阿尔多斯之请，以故河保营，得与蒙古交易，又准河民垦蒙古地，岁与租籽，盖自人烟稠密，商贾幅辏，于斯为盛焉”。[5]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多斯荒歉,蒙古牧民向清政府提出“情愿招民人越界种地收租取利”[6],清政府默认其要求 ,“从此内陆民人以口外种地为恒产，蒙古人亦资地租为赡养”。[7]内陆农民垦种蒙民土地按规定交纳地租,有利于蒙民生计,自然受到欢迎。从此，大量忻州人拥入河套地区。 从康熙“开边”到乾隆年间，虽允许汉人到鄂尔多斯、后套、土默川等地开垦土地，但防范也是相当严密的。首先规定，“出口”的人必须从指定的长城隘口通过，例如保德县的出口者只能从府谷县古城镇的关帝庙城门洞口通过，其它隘口是禁止通行的。其次、清政府在黄河渡口上设有“官渡衙门”，渡船上配有“武士水手”和“巡察官员”，严格盘查过渡人员。第三、“理藩部”派出员外郎在“黑界地”口设“部郎衙门”，审查过界群众，除验看通行证外，还要收取入境费。第四、清政府还规定，汉民“出口”种地，必须春出秋回，俗称“跑春牛犋”。由于出口者伙盘营居，在一个大伙房里就餐，故将这种食宿方式叫“宿伙盘”，将所开垦的土地叫“伙盘地”。每逢秋收季节，“部郎衙门”要派人到有汉人垦植的地区核对人数，看有无藏匿不归的汉人。一经发现，勒令他们迅速离开蒙地，返回口里。口里的各级衙门，也要经常掌握在口外的人数。如《准蒙档》002册第11页载：“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河曲知县衙门来文，催准格尔旗速报本旗境内务农的汉民，以备汇总呈报太原府兵备道吏、神木部郎、保德州官”。[8]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口”种地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以“短租地”和“永租地”的形式，逐步取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在蒙地的居住权，把汉族的文化同时带到了蒙古草原。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嘉庆二十年（1815年），仁宗皇帝说过，“近年蒙古，渐染汉民恶习，竟有建造房屋，演戏听曲之事，此已失其旧俗。兹又留邪俗，尤属非事”[9]可见，到嘉庆年间，走西口已进入盛期，由“雁行”逐步发展为定居，形成第一个高潮。 从嘉庆以后，汉民在口外已不局限于农业生产，有开煤矿的，有开碾坊的，有卖酒的，有开店的，有挖碱的，有挖甘草的，有从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等等。1900年，“庚子赔款”以后，清政府财政枯竭，入不敷出，便将危机转嫁给人民群众，采取由官府放垦蒙荒的办法，弥补财政不足，由封禁蒙荒转为大量开垦蒙荒，并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钦命督办蒙旗垦务大臣。从光绪二十八年开始，大规模开放蒙区，这就是历史上的“贻谷放垦”。“清末10年中 ,清廷在内蒙古西部放垦土地计约 88700余顷。据不完全统计 ,在贻谷放垦蒙地期间 ,在西部地区共征得273万两的巨额押荒银两”[10]。大量开发荒地，自然吸引了大量汉民，掀起了走西口的第二个高潮。从此，走西口就没有人阻止和干涉了，西口外便成了内陆贫苦人民养家糊口的理想去处。 走西口在民国初年最为繁盛，1932年，绥远省主席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政策，由政府出面组织，将内陆农民迁到西北地区，并给以优厚待遇，鼓励内陆人到口外定居。1937年，日本侵略军侵占华北后，走口外的人虽有减少，但并没有间断。由于日本侵略、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走西口变得非常危险和困难，有许多人惨死在走西口的路途中。1940年以后，内蒙古一带成为国民党统治区，而晋西北一带却是革命老区，口内和口外几乎断绝来往，那时有许多家庭遭受着亲人分离、无法相见的悲剧。 全国解放后，每年仍有一部分人去口外谋生，主要是从事挖甘草。从1952年到1954年我国经历了三年严重的干旱，掀起了第三次走西口高潮。这时又有大批的忻州人踏进内蒙西部地区，使这一地区的甘草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同时也为促进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以后，人人有地种，个个有活儿干，再加上内蒙加强了草场管理，历时三个世纪的大规模的走西口活动便到此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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