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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品”与 “评”的批评体格与思维模式(下) 《古今书评》除对二十五位古今书法名家进行评论之外
《古今书评》除对二十五位古今书法名家进行评论之外，还有一段话也颇能引人深思： 张芝惊奇，钟繇特绝，羲之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
洪芳不灭。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 这几乎是对汉末以来书法名家的排谱。从张芝钟繇到二王，是一系列。自南朝刘宋时即已被公认为是时代的代表书家，是南朝书家心目中的圣贤；而羊欣 （楷）、孔琳之 （草）、萧思话 （行）、范怀约 （篆）等，却是与袁昂、庾肩吾同时代的书家，在当时还有王僧虔、阮研、陶宏景、薄绍之、张融等书家，袁昂只取羊、孔、萧、范四人，而舍去其他，表明他对当时书法家的成就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批评取舍模式。这一点，对我们了解当时书法的状况有着突出的意义。
袁昂 《古今书评》是奉敕品评之作，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对书法极有造诣的皇帝梁武帝萧衍。袁昂仕齐为吴兴太守，入梁为吏部尚书，迁尚书令，声名显赫，与梁武帝的交往十分密切，梁武帝又是个在翰墨上十分有为的君王。那么这种 《书评》的方式，虽可说是袁昂的提倡，但也不可忽视梁武帝的促成之功，因为正是梁武帝有此旨意，才会引出袁昂的书评。除此以外，梁武帝本人精书法，也有一篇书评曰《古今书人优劣评》，后人有指为伪作，但也很难据以确定。《古今书人优劣评》也是典型的书评之作，与袁昂的 《古今书评》如出一辙，甚至有的文句也十分相近，可见作者之间的思维方式与品评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袁昂、梁武帝的两篇传世书评本身的内容也许是十分有限的，所涉及的也就是三十余个书家，所采用的又是立足于个人感受的审美描述，比起真正的思辨与论证显然还很缺乏恢宏恣肆的论文风度。但我们却对这些书评的价值折服不已，其中的奥妙，我想一是因为它为我们勾画出从汉晋书赋而来的一种注重审美感受与联想的批评模式，具有充分的历史感。汉晋书赋不仅仅是个偶然现象，在当时有文学史的并列，有 “尚美”与 “尚用”不同侧重及在文学与书法中的错位，而在后世则有六朝书评承传，并且帮助我们了解到一种深刻的历史观念与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拟物走向抽象的拟人，从简单的形态走向丰富的对精神风貌、风度、神采的把握，表明了这种审美感受与联想的批评模式自身也在不断成熟，也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二是它足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书论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水乳交融关系。如 《书品》与 《诗品》、《画品》的同步出现，又如 《古今书评》与 《世说新语》在人物品藻的典型表述方式之间明显的相互关系，都表明当时书法理论是投身于整个文化发展的机制之中，并不孤立。我认为，这是六朝 《书品》和《书评》给我们带来的最成功的启示。 庾肩吾 《书品》、袁昂 《古今书评》的品藻品级方式，对后世的书法理论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从唐代李嗣真的 《书后品》，张怀瓘的 《书断》，直到清代包世臣的 《艺舟双楫》、康有为的 《广艺舟双楫》，横跨上千年的书法理论历程基本上未摆脱六朝书论的模式，还是在用分品、作品藻的 《书品》、《书评》方式为之。以此而论，也足以表明六朝书论所具有的历史性格了。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会具体提及，此处只是先提一下，将这个历史性的特征归结为六朝书论 “品”、“评”的第三个成功之处，我想是并不为过的。 与六朝书论的 “品”、“评”的主线相比，另一条主线则是以史论为侧重。羊欣的 《采古来能书人名》与王僧虔的《论书》，则完全是一种史学家的立场。当然，羊欣与王僧虔所采用的方法也有类同于庾肩吾、袁昂之处，即以书家为条目，各家之下系以评论或史料，从大体上看，仍然是短项短条，类于随笔而不是长篇大论逻辑分明的格局。但同是以人名立条，庾肩吾与袁昂是重在评价，而羊欣与王僧虔却是重在述史。比如，“王献之，晋中书令，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兄玄之，兄徽之，淳之，并善草行。”“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这样的记载其侧重显然不在于表达论者主体审美感受，而在于记述史料，因此，羊欣与王僧虔显然是志在为后人保存当时的史料，内容包括每位书家的时代、职衔、师承与亲属关系、擅长书体以及同时期其他专家的评论资料，如评论王羲之引羊欣语即是。 有的还相当详细，如评论扬肇，曾引大文学家潘岳之诔
有的还相当详细，如评论扬肇，曾引大文学家潘岳之诔，竟是如下的华美词藻：
草隶兼善，尺牍必珍，足无辍行，手不释文，翰动若飞，
纸落如云。 像这样的评语，如果不是经羊欣引出，后人是无法了解得那么详细的。相比之下，王僧虔的 《论书》引用资料更见周密详细。我想，王僧虔是一位地道的书论家，有众多的 “论书启”传世，还有 《笔意赞》这样的名篇，当然对于做这样的史学文章颇有经验了。加之他还亲沐皇恩，在内廷能了解到许多他人了解不到的轶闻，因此，他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比如他论谢灵运一条：
谢灵运书乃不论，遇其合时，亦得入能流，昔子敬上表
多在中书杂事中，皆自书，窃易真本，相与不疑，元嘉初，方 就索还，《上谢太傅殊礼表》亦是其例，亲闻文皇说此。 像这样的轶闻，如不具备相当的条件是未必能得知的。
羊欣与王僧虔的书论，使我们想起了后世治史的一般方法。以人立传，简单地将史料列于其下，即成一部史。但羊欣与王僧虔史料都是得自亲身经历与口碑，对后人来说都是珍贵而新鲜的资料。而后人碾转抄录，大同小异，并无新鲜之感，自然就逊色多了。我想，也许我们对于民国时代书法家也依此作文，分别目录系以史料，或许也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并足为后人所依凭的。 此外，还应注意到一个时序的事实，羊欣与王僧虔分别活动于刘宋和萧齐，而庾肩吾和袁昂却活动于萧梁。是羊欣与王僧虔在前而袁昂、庾肩吾在后，那么依刚才的分析，则应该是史学式的人物评论在前而品级、品藻式的 “品”、“评”方法在后。我想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六朝时，并不是自然产生这种 “品”、“评”方法的，因为在宋齐，正宗的史学方式 （无论是当代史还是古代史）都有现成的成果，这是一些上承卫恒 《四体书势》以来的成果。而齐梁以后的袁昂、庾肩吾本来可以沿袭这种批评方法，它既有新颖的史料，也有人物品评，记录了魏晋以来社会风气的痕迹。也许按一般的逻辑推测，这是最适合各种需求的、大家都能接受的、也已习惯了的方式。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应着重强调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意识。把九品分级的政治制度引入书法，或把人物品藻式的文学方法引进书法，本来都不是书法理论发展的必然产物，但通过批评家们的努力成了事实。这一点，首先表明袁昂与庾肩吾不是懒惰的批评家，他们渴望新变。其次表明书法理论与社会文化生活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书法批评的发展从总体上也还是离不开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支持，在这方面，庾肩吾与袁昂在批评史上的贡献，是绝不亚于赵壹和卫夫人的。 六朝时期的书家也有对书法理论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王僧虔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笔意赞》，里面谈到较基本的书法观，其中提出的一些观念范畴也特别有意思。比如，他认为书法是 “神采为上，形质次之”，有点类似前面讲到的 “工夫”与 “天然”的对立关系，这些概念是六朝人提出来的，这一点就已具有足够的价值了，因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形神之间的关系。王僧虔认为 “形”没有 “神”重要，表明他对书法的看法已相当深入，是比较重要的理论成果。王僧虔的 《论书》里，则除了谈到形神外，还谈到了其它一些观念，譬如，他提到了 “紧媚”与 “骨力”，认为郗超（东晋书家）的书法 “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神采与形质，天然与功夫、紧媚与骨力，这些成对的批评范畴，作为当时人的理论思维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重点介绍了 《书品》和 《书评》之间异同，以及“品”、“评”新方式与史料积累方式的异同。对于南北朝的书法理论，我们还要作一个总体的观照。 南北朝的书法理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齐梁时代
南北朝的书法理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齐梁时代 （宋、陈稍弱），齐梁是这时期理论的高峰。齐高帝、张融、王僧虔等是齐朝的；庾肩吾、袁昂、梁武帝等是梁朝的。齐梁时代时间不长，可是书法理论的成果却非常丰硕。这几群人对书法批评的全面投入，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著名的 《世说新语》也在此时问世。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当然对这个时期整个书法理论的格局的把握与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南朝，还要注意到北朝。
北朝的书法理论，比较重要的有江式的 《论书表》，其中也有较好的论述。但从书法观念的建树方面看，显得比较弱一点。这种观念上的弱，我想与当时的创作情态是比较相吻合的，因为北魏前后的书法创作，主体意识不太强，工匠制作的作品较多，而南朝是士大夫荟萃之地，文化素质较高，容易把简单的技法现象上升为理论概括，汇集成文献。这是南北朝之间的不同特点。 前面曾提及六朝时有位书法家叫庾元威，他有一篇文章叫 《论书》，很少有人注意到，但在张彦远的 《法书要录》里被收进去了。在 《论书》里，庾元威谈到了他当时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书法表现形式，比如：象形式的，龙凤鸟虫柳叶倒韭，甚至颜色五采等，不一而足，在其中都有记载。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虽然后来这些论述大都被淘汰，但对书法批评史的思想演变，还是很有意义的。在书法史和美学课中对此已经涉及，故不再赘述。 最后，我们对南北朝的书法大概作一个总结： 第一，在书法理论方面，南北朝时期相对于汉末和魏晋来说，是讨论的内容最多，讨论的方法最丰富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虽然在书法史上并不是十分强盛的时代，但批评史上却最引人注目、最有趣味。比如，内容上有对书家的评论，有对书法风格的评论，也有对当时内府收藏的书法的鉴赏的评论。陶弘景与梁武帝、齐高帝之间的讨论，都是针对当时内府收藏的书法作品进行鉴定与辨伪。特别是齐梁时代之前的宋，有一个书论名家叫虞龢，他有一篇 《论书表》，可以说是最早提出崇拜王羲之的重要文献。有人认为王羲之的地位是在唐代开始确定的，因为唐太宗特别崇尚王羲之，可是在南朝的刘宋时代，就已经有虞龢对王羲之表示无比的推崇，把王羲之推为古今第一。该时代书法批评在内容上的丰富性与方法上的多元化，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出现了艺术批评的主观意识。如评羊欣书是 “婢作夫人”—— 丫环当太太，举止羞涩、局促，无大家气派，这是对书风的批评。也有比较具体的对某一个专题的批评，如“天然过之，功夫次之”，这就是专业批评。当时把书家分成品级，实际上已包含了批评的内容。为什么有人被归在上上，而有人则被归在下下，其中是有原因的。所以当时的人批评的意识很强，但并不完全是作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主要表现为对一种风度的概括和对一种气质的研究。批评一个人的作品，对成功与不足两方面都顾及到，这表明当时的批评是相当成熟的。 第三，当时的书法理论开始走向体系化。所谓的走向体系化，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汉晋书赋、书势的文体；可以看到书法的技法条例的文体，比如卫夫人的 《笔阵图》，就是一种技法的研究；还有关于书体的研究、书品的研究、书评的研究、书录的研究等。有这么多的内容出现，牵涉的范围十分广泛，形成了体系化的研究成果集群。这在后汉时不可能出现。品藻是一种文体格调，评论也是一种文体格调，书势又是一种文体格调，分类越来越细，意味着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 第四，当时的书坛已经开始出现了具有专业水平的理论家，如庾肩吾、袁昂、梁武帝、王僧虔。这些研究家有的书法不错，如庾肩吾的书法写得不错，梁武帝也写得不错，王僧虔也有传世名帖。也有部分人只有文章传世而不知道其书法水平如何，如北朝的江式，不但无传世作品，历史上也未见记载。虞龢、庾元威也是如此，可能这部分文人爱好书法批评，但可能不是书法家。这种现象比较值得重视。一直到民国的时候，所有的书法理论的书大都是由书法家来写的，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缺乏理论思辨价值，只能记录一下个人创作的经验。如果有人虽然对书法创作不太内行，但他能从理论的高度去看书法的文化意义，这种理论亦是真正有价值的。它比一般技法理论的程度要高得多。在创作上不太有名，而在理论上有文章流传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已改变了单一的以创作家代替理论家的落后状况，实践与理论开始出现了某种分化。 从汉晋书赋到六朝的书品、书评，这个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第五，从汉晋书赋到六朝的书品、书评，这个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从 “前书法理论”直到后汉为止，所有的书法理论都是文字理论。来源书法屋，书法屋中国书法学习网。而现在呢？评论王羲之“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而爽爽有一种风气”，这和文字有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欣赏！至于谈到神采与形质、工夫与自然、紧媚与骨力，这些都和实用文字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书法理论已从古典的文字 “六书”理论，逐渐走向艺术风格理论。这是魏晋南北时期，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转变。
我们在讨论这一段批评史历程之时，有意跳过了一些理论文章，比如传为王羲之的 《记白云先生诀》等，因为它完全不可靠。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有些文章对于书法史来说可能只有现实意义而无发展规律的意义，或只有叙述的意义而无理论与观念的意义，从完备的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可能不应遗漏，而站在一个提纲挈领的批评史立场上看，则只能删繁就简，取主舍次了。 思考与练习：
１．为什么说卫夫人 《笔阵图》对线条的自觉探求是书法理论史上的一大转折？ ２．《书品》在批评方法上具有哪些含义？庾肩吾是如何运用品级方式来完成他的批评表述的？ ３．袁昂 《古今书评》的喻像运用与汉晋书赋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说它们在表面上相同而实质上相异？有什么理由？ ４．为什么说六朝 “品”、“评”方式对后世书法批评的笼罩经久不衰？请举出自唐至清代书论用 “品”、“评”方法为之的具体例证。 ５．通读 《中国通史》中关于从后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背景内容，并对书法 “品”、“评”的现象进行系统阐述。请注意，论文中心应放在南北朝时期 《诗品》、《古画品录》、《书品》之间的关系证明上。以此为契机，作一断代的书法文化史研究。 参考文献： 卫夫人：《笔阵图》；庾肩吾：《书品》；袁昂：《古今书评》等，《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谢赫：《古画品录》；于安澜：《画品丛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南齐书》、《梁书》，二十四史点校本，中华书局 徐震：《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 范文澜：《中国通史》，1978；，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79 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张彦远：《法书要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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