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第102期——所有人问一个人
本刊记者 蔡亚林
周濂,教授、学者，著有《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问：做到什么程度可以称为“文明人”？
周濂：我不晓得究竟到什么程度才是文明人，但如果像翻译家戴乃迭那样，即使身陷囹圄也始终不忘对给她送饭的狱卒说谢谢，那她就是一个文明人。
问：在这个社会，是不是只有“装”才能更好地生存？
周濂：装并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问题。现在有一种普遍的倾向认为，真小人要好过伪君子，以至于很多人本来根本就不是小人，也要撒泼打滚地装小人，这是一种蛮奇特的文化心理现象。
问：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
周濂：我不否认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但另一方面我也深刻怀疑我们浪漫化地想象了古代社会的民风淳朴。其实传统社会之所以会给人留下美好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通常生活在熟人社会，彼此之间按熟门熟路、知根知底，自然也就相互信任。而现代社会是一个大型的陌生人社会，彼此之间依靠抽象的契约和法律来维持基本的信任，如果执政者朝令夕改、言而无信，那么人民自然也就缺乏契约精神和法治观念，上下猜忌、彼此怀疑。
问：你怎么看犬儒主义？为什么奉行犬儒主义的人越来越多？
周濂：犬儒主义的英文是cynicism，它的一个变体就是cynical，意思是满腹怀疑又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其实每个人身上多少都有这样的倾向，一个社会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但问题在于，如果社会的普遍心理都是如此，那就挺让人担心的。
有很多人一方面在私人领域里放任自流，另一方面又对热心公共事务的人冷嘲热讽泼冷水，这样的犬儒主义有利于维护现存秩序稳定，在伦理生活中是一种向下的力量。
问：“很多人在遭遇各种挫折和不幸时，总喜欢归咎于制度：都是你的错……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制度的一份子。”这是为制度辩护？
周濂：我并不是制度万能论的主张者，我不愿意把中国社会的问题一股脑地全都归咎给制度，因为这种做法不仅是思想懒惰的体现，而且自我免责的宣称。
问：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的责任是什么？
周濂：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日益呈现出分化的态势，我从来不敢代言他人，更不敢指手画脚地说你的责任是什么他的义务是什么，但是无论你持各种立场，我觉得身为知识分子，都必须拥有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的意识，以及理性沟通的愿望和能力。
问：身处这个时代，你最担忧什么?
周濂：最担忧的是越来越多的底层人民被这个呼啸向前的时代列车所抛弃，他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很好地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如果这些人对未来彻底的丧失信心，那中国就没有前途。
问：学术与生活之间有冲突吗？
周濂：我从来不认为学术与生活是矛盾的，相反，一个真正的学者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爱因斯坦喜欢拉小提琴，维特根斯坦读侦探小说，玩建筑和园艺，听古典乐，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能看到丰富的世界。我希望自己也能很好地平衡学术和生活，当然，“平衡”本身就是人生最大的难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