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哲学家”绝非指那类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执着于形而上的理论家。恰恰相反,这个词通常被用来形容那些融通概念与现实的智者、通才。柏拉图就是这群人的一位典型代表。他的学说涵括了形而上学与认识论,自然也不会少了在政治学上的应用。这种应用在其中期著作《理想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此书中,柏拉图糅合了他在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方面的见解,并由此为他心目中合理的政治状态塑造了一个模型,这便是后人所说的理想国。 一、作为模型的理想国 在柏拉图看来,建立城邦(就当时的概念来看,城邦即是国家)的原因在于人本身的需求及特点。每个个体为了保障自身的延续与发展,都对食物、住房、衣服等有着需求,然而,各人性格不同,适用于不同工作,且不能单靠个体自身达到自足。正因如此,柏拉图提出,“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求,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作城邦”。换而言之,城邦是一个通过联盟达成个体需求的组织。当一个这样的组织建立后,它需要有适当的疆域与人口来维持这种互助关系,也需要拥有一支武装力量来确保联盟的存在与延续。这以后,一个城邦才能被真正的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论述过程中,柏拉图内置了一个前提条件,即:人生而不同,且这种不同首先显著表现在技能上,且因先天性,这些差异难以后天更改。当然,无论我们是否认同,这一条件作为城邦建立基础之一,在柏拉图的政治论中是不可讨论的先定前提。柏拉图对这一前提进行了强调和深化,“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的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每种东西都生产的又多又好。”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柏拉图的效率观念,显然一个理想的城邦起码应当具有高效性,因此,这必然导向社会的专业分工。 在柏拉图看来,打仗或是管理同样不外乎是一种技能,因此理想国的社会分工被他分为了三类: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统治者管理城邦,护卫者保卫城邦,而生产者为城邦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柏拉图对技能的差异显然有着深一层的解释,他将差异性的来源归结于天赋的品质,相应的品质使得某类人适应且仅仅适应于某项工作。至此,柏拉图将建立城邦的先定前提推进到:人天生的差异性是质的差异。因此,三类分工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品质,在其完善自身的过程中也体现着三种不同的德性。统治者的品质是理性,因此,他需要表现出智慧的美德,即谋划整体的知识;护卫者的品质是激情,对应了勇敢的美德,以树立牢固信念,完成自身使命;生产者的品质是欲望,他们需要节制的美德来说服较差的部分去服从较好的部分。 基于这种德性与分工,柏拉图阐述了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间的关系。统治者在城邦中起着绝对的领导作用,生产者则对统治者的领导表现为绝对服从,护卫者联系统治者与护卫者,将统治者的指导转化为现实。如此则表现为理性统帅激情与欲望所产生的和谐。在柏拉图看来,这种和谐即是正义,“每一个人如果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在自身内各起各的作用,那他就也是正义的,即也是做他本分的事情。”概括起来,各司其职、各守其分而不僭越,即是正义的表现。而正义同样是一个理想的城邦不可或缺的。因此,理想国需要相互和谐的三类分工。 为了巩固分工以及作为分工基础的天赋差异,柏拉图作了“金银铜铁论”的假设:上天在铸造人的时候,在其体内加入了金银铜铁四种金属。统治者体内的是金,护卫者体内的是银,而生产者体内的是铜与铁。这些体内的金属具有遗传效力,因而通常情况下,两代人之间是天赋相承的。但在某些时候,也会出现金父生银子,或是铜铁生金银的错位情况。从这个理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柏拉图的两个观点:其一,尽管我们常说分工的不同不代表社会地位的不同,但在柏拉图眼中,各类分工间明确存在着贵贱之分。金银铜铁存在着明显的价值差异,对应前面所谈的具体分工,统治者在社会和道德两方面都占据了有利位置,而生产者则在这两方面均处于劣势;其二,尽管有着一定流动性,但金银铜铁在遗传上基本保持稳定性。事实上,些许的流动并不能改变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这也就意味着,统治者、护卫者、生产者的分工,在其根本来源上,归结于天赋,而在其实际传承中,关系到的主要是血缘。由血缘决定和传承并且基本稳定的贵贱区分,使得我们可以这样推论:柏拉图所谈的由天赋带来的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三类社会分工,事实上正是组成城邦的三个稳定阶级。而维护阶级成分的稳定,则是城邦的正义。 这样一个理想的城邦所能得到的成就是什么?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的成就是使公民免于饥饿与内部争斗,且在外部斗争中生存下来。且暂时不去评价这种目标是否太低,我们至少能够了解到,柏拉图建立理想国的目标都是关乎现实生活层面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模型具有实践性,而非仅是形而上的。如果可能的话,柏拉图希望将这个模型转为现实。 二、哲学家的非哲学城邦 毫无疑问,在理想国的架构中,统治者处于核心地位。至于具体由什么样的人来担任统治者,柏拉图选择了哲学家。这一选择的依据是,统治者起着整体领导作用,需要拥有理性的品质与智慧的美德,因此,为确保决策的正确性,统治者必须是一个爱智慧的人,他能守卫城邦的法律与习惯,知道事物的实在,拥有经验与美德。柏拉图认为,爱好一样东西就是爱好它的全部,因此,爱好智慧的人应当能区分意见与知识,并且专注于对真理的探索。只有哲学家符合这些特征。在柏拉图的定义中,哲学家的天性是热爱永恒的实体知识,并且爱其全部。因此,他们爱真并憎恶假。而真实与智慧的关系最为相近。所以哲学家追求全部真理,这也导致他在其他方面的欲望被削弱。又因追求全部,哲学家不会胆怯和狭隘,他们永远温良公正。 哲学家专注与探究真理,对权力与金钱毫无欲望,让他们统治城邦,可以保证决策的正确,且杜绝权力之争和谋私攫利。因此,城邦的成员会延请哲学家对他们进行统治。而哲学家是由城邦培养的,这使得他们有义务去领导国家,关心与护卫其他公民的主张。至此,哲学王在柏拉图的理论中诞生了。 柏拉图认为,“只要哲学女神在控制国家”,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并非不可能。那么,理想国是否是一个被哲学女王统治的城邦?柏拉图对哲学王与护卫者、生产者的关系所做的定义,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是一种绝对的领导与服从关系。换而言之,护卫者与生产者并无自行思考的需要。在前文中,我们看到,城邦的成立是因为个体需要以联盟的形式达成需求,然而,这种三分阶级的分工合作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城邦的异化——城邦不再是一个个自愿联合的个体,而是一个或几个个体意识(指哲学王)以及被他们所使用的众多工具。在这样的城邦中,哲学王进行思考,然后使用护卫者与生产者来贯彻其意志。这一过程中,护卫者与生产者无需独立思考,事实上,当他们放弃个体的思维能力,仅是对哲学王的意志作出“拥护”与“执行”的反应时,被认为是遵从了智慧,即具备了美德。于是个体意识的概念实质上在城邦的大部分成员那儿消失了,他们成为了工具。基于此,对于哲学王的意志而言,“朕”即是城邦。 工具本身不具有道德属性,那么在“理想状态”下,城邦的道德判断取决于使用者以及他如何去使用工具。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柏拉图对道德判断做过自己的定义,他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通过一系列矛盾揭示指出,仅仅追求一个好的结果(即追求有效善)是无法推导出正义的。然而,在柏拉图叙述哲学王的工作时,却有这样的描述:“大概是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事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它们都是作为一种药物使用的。”基于柏拉图所常使用的极端处境发于矛盾揭示法,这些“假话”与“欺骗”并不应当简单定性为恶,但有一点很明确,柏拉图口中的“治理者”在考虑“被治理者的利益”时,其思考的出发点是“追求好的结果”。基于此,即便我们假设哲学王真正做到了不谋私利,他本身及他使用“工具”的方式仍不能简单定性为“正义”。换而言之,纵然柏拉图构建了他心目中合理的结构,仍不能给予“理想国”以彻底的合理性。 事实上,这个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城邦甚至无法说明自身是否具有“哲学”这项属性。关于哲学,柏拉图是这样定义的:爱智慧的全部。爱智慧者追求的是知识而非意见。这里,柏拉图区分了意见和知识,在他看来,知识与意见的对象并不相同。知识的目的在于认识“有”,认识事物本身,而意见仅仅介于无知与知识之间,其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表象。假设统治者作出决定都合乎于善,但对于护卫者与生产者而言,他们所需要的是对统治者的服从,这种服从即追求对善的表现,而非善本身。因此,护卫者与生产者不符合“哲学”这一性质。 这一点柏拉图自己已有指出,在上文中,我们谈及,柏拉图将统治者与哲学家这两个身份相联系,并以哲学家的意志代替了城邦的意志,即是排斥了护卫者、生产者与哲学的直接联系。那么哲学家的意志中是否体现了城邦的哲学性质呢?在我看来,这种性质仍未被体现。爱智者应当永远追寻知识,这种知识关乎事实本身的“有”,因而容不得假的一面。一般而言,“知”与“行”并非完全统一的,“知”强调于精神层面,而“行”偏重于物质层面。柏拉图或许更重视精神层面,并认为理念是最为真实的,然而,理想国毕竟是一个物质层面上的结构,其功能也都是关乎物质活动的,因而,对于理想国而言,其“行”的一面或许更能反映其性质。作为理想国的意志,哲学王或许在“知”上符合完满的善,然而具体到他治理城邦的“行”,这种完满性便得不到保障了。上文已指出,哲学王的统治过程中需要使用“假话”与“欺骗”,这表明,当哲学家使用统治者这一身份时,他已放弃了对绝对真理的追寻,转而追寻其表象。 单从定义上看,哲学城邦应当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于哲学的定义,那么,这个城邦中居住的应该都是哲学家。毫无疑问,对柏拉图而言,哲学家是个体最完善的存在方式,问题在于,可否用最完善的状态来代替一切状态?换而言之,能否将构成理想国的三个阶层全部替换为哲学家?根据柏拉图所认为建立理想国的原因,个体为了达成依靠自身无法满足的需求才结成了名为城邦的联盟,而个体自然存在的差异则构成了三类分工,而哲学家在分工中扮演了统治者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仅有哲学家是无法满足构成城邦的条件的,因此,一个单纯定义上的哲学城邦无法存在。基于此,我们需要分类讨论两种状况:一,理想国并非完善的城邦,尽管哲学家们或许见到了真理,但这仍然无法为城邦带来哲学;二,理想国是存在意义上完善的城邦,各分工之间的差异性正代表了一种最完善的和谐共存关系。如此一来,我们不能说哪类分工更接近与善,因此哲学并不是善的表现与标准,而拥有哲学性质的城邦也不等同于善的城邦。继续往下推的话,我们甚至会失去哲学王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最终,尽管柏拉图将理想国定性为“受哲学主宰的城邦”,我们仍不得不认为,哲学家统治的城邦并非哲学女神统治下完善的城邦。 三、洞穴中的影子 任何存在都有其意义,如果理想国并非哲学女神统治下完善的城邦,那么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在柏拉图自身的理论体系中,可以为理想国找到另一个定位。在确立这一定位前,我们需要引入柏拉图的“线喻”与“洞穴喻”。 线喻:
柏拉图将世界二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用一条线段来表示,线段的一部分代表着可见世界,另一部分则代表了可知世界。可见世界的认识对象可以分为影像和实物(可见物),对应此二者的认识活动分别是想象和信念;可知世界的认识对象是数理科学和理念,与之对应的认识活动是理智与理性。在柏拉图看来,想象、信念、理智、理性是人认识活动不断深入的过程,相应的,影像、实物、数理科学、理念是一个上升并逐渐迫近作为最高存在的善理念的进程。人的这一认识过程,即是爱智慧,即是对真理的求索。 洞穴喻:
相较线喻,洞穴喻具有了更多象征色彩。柏拉图构想了一个洞穴,有一群囚徒面朝洞壁,被锁链禁锢在洞穴中。囚徒的身后有一堵矮墙,矮墙后燃着一堆火,在火光与矮墙之间,有一群小矮人举着木偶走来走去。火光越过矮墙,把木偶的影子投映在洞壁上,囚徒们无法转身,因此,他们把洞壁上的影子当成事物的真实面目。如果有一位囚徒挣脱了铁链的束缚,回头看到了火光,他将感到刺眼眩目,但当他适应了这种光亮后,他便会发现,之前被自己当成真相的那个影像是如此的虚幻。当被解放的囚徒走出洞穴时,再一次眩晕感后,他看到了太阳下事物的真实面貌。于是,这位囚徒终于明白了事物的真实模样,并了解到只有太阳才是事物的真实主宰。 关于洞穴喻中太阳的形象,我们可以用柏拉图的“阳喻”来作补充说明。在柏拉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各种事物的形象,是因为有光将事物与我们的眼睛连接起来。因此,流射出光的太阳是视觉的原因。太阳主宰着可见世界,正如善理念主宰着可知世界,善理念是认知的原因,是善理念给了人们探寻真理的能力。基于这种思路,在洞穴喻中,柏拉图用太阳来代表作为最高存在的善理念。 在柏拉图眼中,哲学王显然就是挣脱了锁链并见到了太阳的囚徒。他们学习并自我完善的过程是在向洞口攀爬,当他们探求到真理所在后,便需要履行建立城邦时分工所带来的职责,即统治。从理论上看,这种统治应当是带领所有城邦公民进行灵魂转向,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一同离开洞穴。然而,柏拉图自己也提到:“如果有人从神圣的观察再回到人事;他还看不见东西还没有变得足够地习惯于黑暗环境……”对于习惯了洞壁上影子的囚徒而言,不适应洞穴环境的挣脱者,其言行无疑是可笑的和不值得效仿的。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柏拉图允许哲学王们“作为一种药物”来使用谎言和欺骗,以此诱使囚徒们完成灵魂转向。 撇开目的不谈,哲学王的“药物”只是另一种“投影与假象”。从另一方面看,即便哲学王深入观察了太阳所代表的善理念,当他向囚徒们传达这一形象而非使用“药物”时,他所传达的并非事物的直接本相,而是他对本相的理解,换而言之,哲学王所传达的是一种模仿。关于模仿,柏拉图认为,“模仿术和真实距离是很远的。”可以这样推论,哲学家们努力地趋近善理念,但当他们身为哲学王时,他们作为城邦的一部分而存在,他们的首要职责是模仿善理念来领导城邦。至于护卫者与生产者,他们则需要模仿哲学王来完善自身。如此看来,城邦的领导层面是对善理念的模仿,其执行层面则是模仿的模仿。将这里定位代入之前的洞穴喻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想国不过是由小矮人的木偶及其在洞壁上投下的阴影构成的,它并没有脱离洞穴,直接沐浴在太阳的流射之下。这进一步证明了上文所论证的“理想国并非哲学女神统治下完善的城邦”这一结论。 当然,这并不是说理想国的构建是无意义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理想国被构建之前,所有的城邦都被阴影的形象所束缚,它们的自我完善,仅仅在是加深对“模仿的模仿”的认识。而理想国的构建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线索:生产者与护卫者对统治者的模仿→统治者对善理念的模仿。因此,当其余的城邦固执地探索“洞壁”时,理想国的公民已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洞口,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灵魂的转向,尽管灵魂仍处在洞穴中,但它确实转向了善理念,这种方向的调整也为灵魂带来了一种关乎正确性的潜力。换而言之,理想国之“理想”,在于其方向性而非实现性。方向性或许正是理想国存在意义,它赋予了公民趋向善理念的潜质。 这里需要额外提及的是,我们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所确立的意义,基于时代背景的局限性与人类思维的阶段性,在逻辑上仍存在着一些漏洞。首先,我们认为,理想国的意义在于将人导向至善。然而,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明确提到,在孩童成长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接受考验与选拔,这些考验与选拔关系到他们所受教育的层次。“一个人必须兼具这两个方面的优点(指聪慧与天性稳定),并且结合妥当,否则就不能让他受到最高教育”。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人有资格完成有音乐、体操直至辩证法的全部教育。柏拉图对辩证法的定义是,“通过推理达到事物的本质,并以思想本身理解善的本质。这是研究实在的唯一方法”,而极少数有资格接受辩证法教育的人即是哲学王。按照这种思路,护卫者与生产者所代表的理想国中绝大多数公民并没有探究善理念的资格,理想国也就失去了让公民趋向善理念意义。 另一方面,既然柏拉图将哲学王作为理想国的意志,则哲学王必须是哲学家与统治者两方面的结合,已达成有德者居其位的状态。然而,让有德者的统治被推行并不容易,甚至让有德者处于统治地位也不容易。统治者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制定城邦的律令规则,即以技术手段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用外部条件克服人内部的恶。从法律意义上看,这种规则以城邦公民为保护对象,但从结构意义上看,公民也是规则的保护者,没有多数人的保护与遵从,规则根本就无意义。作为极少数的哲学王在制定规则是运用的是远超乎护卫者与生产者的智慧,因此这些规则,只能为护卫者、生产者所遵守,却不能被他们完全理解。而保障规则则并将之推行恰恰是护卫者的工作。这一状态可概括为依赖较差的状态以达成完善状态。从概念上来看,这是很难实现的。进一步讲,对于哲学王,柏拉图认为,如果他是真正的爱智者,人们应当主动要求他来统治自己。但构建城邦的起因是满足个体各自的需求,对于护卫者与生产者而言,他们并不能直接理解善理念对自身的意义,因此在他们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他们会接受哲学王的统治。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解释:首先,人们在作任何解读是都有其着眼点,这个着眼点决定了其目的性。柏拉图在论述教育的区分时,其着眼点在于区别城邦中的分工,是一种结构性的划分,而非从实践上阻断一些人的真理之路。上文所谈到的那种解读事实上是由错误的着眼点切入,导致事物的主要方面被遮蔽,这可以被视作是误读;其次,对于哲学王统治的推行以及哲学王如何获得统治地位,在柏拉图的体系中,我们完全可以将之托付于神。毕竟,柏拉图从未否认神的存在,而当他论述哲学家的产生时,曾提及“神迹”这种情况。我们暂且将理想国的实现归于神迹,毕竟,作为一位哲学家,柏拉图的工作在于指出可能性之所在,至于实践可能性,这是改革家的工作。 顺带一提,哲学家出于对善理念的追求而使用“假话与欺骗”,有人认为,这实在用所谓善理念的非人格性来冲淡统治过程中的不正义性。我认为,对于这种看法,可以用质料与形式的关系来反驳。一般意义上的谎言,是质料屈从于形式,是共同性向个别性作出让步,而哲学王的谎言,是形式趋向于质料,是通过个别性来追求共同性,这两者显然有着质的不同,因此,哲学王的谎言并不能被简单冠以不正义之名。 四、正确性与选择权 在赋予了理想国意义后,我们需要为意义的实现寻找其合适形式。这种形式即政治结构的抽象表现。政治结构的抽象表现事实上即是一群人作为群体的关系结构。在剥去善恶成败等外在标签后,我们可以将政治的种种结构归纳为两种典型。许多人将这两种典型命名为独裁与民主,但这两个词汇因其历史原因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存在着褒贬的区分,因此,我希望用独治与共治来代表这两种典型形式。 独治是将城邦的意志维系于一个或少数几个个体。这种意志表现在个体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乃至文化、伦理、道德的掌握。换而言之,独治就是由城邦来执行个人的考量和判断。毫无疑问,柏拉图的理想国正是一种独治,哲学王根据善理念来作出绝对正确的决定,而城邦在哲学王的意志下有序运转。 与独治相对的是共治,即由城邦中公民的共同意志作为城邦的意志。也就是说,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来决定城邦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伦理、道德等事务。柏拉图出生之前,雅典在其古典时代所实行的民主制可以被认为是这种形式的典型表现,其特点被归纳为人民主权与轮番而治。然而,从实质上看,从来不存在着什么真正统一的共同意志,人的集合只是个体意志的抱团,而非组成一个新的完整的个体意志。而所谓共同意志,不过是个体意志的交集。因此,对共治而言,城邦的意志是占多数的个体意志或出于某些原因手段占据了发言权、主导权的个体意志的体现。 处于抽象状态的形式是不具有善恶这种道德属性的,对一个形式而言,最重要的是它的合适性。基于这点,我们可以公正地看待独治与共治这两种形式。我认为,独治与共治分别强调了不同的侧重面。理论上完美的独治,其前提条件是有一位强力而绝对正确的个体作为领导核心,而其余个体绝对服从于领导核心的指示。根据这种逻辑,城邦发展的路径是“一达”的,而这唯一的路径通向绝对真理。因此,独治强调的是一种正确性,它不允许这种正确性被当下的分歧干扰,其着眼点在于未来。与之相对的,共治的基础是公民在决策中的参与,并由公民自己选择城邦发展的路径。这种路径或许是条弯路,但它能获得全体公民的认可或是妥协。我们可以说,共治强调的是一种选择权,相对于未来的“绝对正确性”,它更强调当下的意义。 对于这两种形式,后世的哲学家分别有自己的发挥。例如斯多葛派的创始人芝诺,其理论可以作为独治的补充。芝诺认为,个性的实现在于和宇宙中包罗万象的自然法则保持一致,因此,自由就是自愿地顺从神圣的自然法则,而服从这种法则就是道德的本质。斯多葛派的要义即是服从于命运,正如芝诺所说:“万事已先决,故不动心”。这套理论可以被认为是当政治强调了正确性后对选择权的解释。 另一些哲学家则更偏向于选择权。这种偏向性在启蒙运动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洛克的“三权分立”,卢梭的“主权在民”,都属于将全力分散的尝试。当最高权力不由同一个个体意志完整掌握时,其中自然会产生一种制约与平衡,在这一情况下,当任何一方试图运作权力时,都希望引入更多的助力,在这种博弈中,民众的话语权自然被放大了。因此,通过分权,民众获得了选择权。选择的过程中,众多个体意志通过竞争和妥协,整合为集体意志。 柏拉图在构建理想国时设立了这样的条件:1、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以探求真理为志向且能了解善理念的哲学家;2、人们希望被这些真正的哲学家统治,而哲学家也愿意回到黑暗中来引导人们走出洞穴。这便产生了一个强有力且绝对正确的领导核心,独治也具有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既然柏拉图建立理想国是为了将黑暗中的囚徒导向太阳,在其理论基础中,城邦的其他公民与哲学家相比,对可知世界的理解有着明显的不足,而善理念是唯一的,柏拉图不可能愿意让哲学家绝对正确的知识向其他公民的种种意见妥协。更何况,柏拉图对所谓“民主状态”,即让公民拥有大量选择权,并不持肯定态度。在他看来,这会使“虚假的狂妄的理论和意见乘虚而入”,会将一切无论好坏善恶均同等对待。此即柏拉图选择独治的必然性。因此,柏拉图为理想国确立了一种以哲学王的正确性为核心的独治形式。 五、政治与历史 在了解到柏拉图确立形式的原因后,我们可以为该形式寻找其在现实政治中的具体体现。帕帕斯在其《柏拉图与<理想国>》一书中将理想国的在现实政治中的体现总结为家长制。家长制诚然是一种专制,然而其具有鲜明的特色:一般的专制是为统治阶级、统治集团或统治个体的利益而服务的,而在家长制下,规则“是为了那些它所规范其行为的人的利益而设”。因此,家长制与一般的专制有着类似的表现和恰恰相反的目的。 理想国的家长制最明显的体现是,它否认一般公民有着足够的道德判断力,因此,在理想国的框架下,护卫者与生产者不具有道德自主的能力。这种认知上的无法自主最中带来了等级差异与服从。家长制在城邦生活的另一侧面也有着微妙的反映,我们发现,哲学王作为城邦的统治者,不仅从宏观方向上,也从微观的具体事物中左右着城邦。例如,哲学王会对诗歌和乐器进行审核,会具体修改教育的内容,甚至还包办了公民的婚姻,这一举一动中无不表现出浓浓的家长做派。 因为理想国对私有财产的遗弃以及出于城邦整体考虑的分工合作,许多人将理想国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另一些人则认为,理想国的实质是法西斯独裁,因其对个体的服从性极其在整体中的统一性的过度强调。毫无疑问,这两种观念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比,柏拉图关注的是统治者而非生产者。并且,在理想国的体系中,不存在阶级对立这一概念。对柏拉图而言,阶级不过是客观存在着的社会分工,阶级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发挥自身特点以进行互补,由此满足所有城邦成员的需求。因此,柏拉图完全不考虑通过共同劳动等方式来淡化阶级的界限和矛盾,对柏拉图而言,各个阶级所当做的是“各尽其责,各守其分”他甚至以“金银铜铁论”来强调这种区分。这在方向和形式上都区分了理想国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此外,柏拉图的财产共有说仅限于统治者与护卫者,他并没有禁止生产者拥有私财。 相较法西斯独裁,理想国则少了强烈的民族排他性与对武力的高度推崇,也不具有侵略性与扩张性。法西斯独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强调民族的区分,并形成对其他民族的排斥,借此来冲淡独裁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紧张感。这种排斥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战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未表现出具强烈排他感的民族观。柏拉图的确有关于血统观念的“金银铜铁论”,但其主要目的是确立分工,而非区分伦理意义上的贵贱乃至判断生存权。而理想国的护卫者,其职责主要在于防御而非攻击。在扩张方面,理想国的要求是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作为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特色,一个城邦的规模总是有限的,且不会有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想法,城邦扩展势力的方式仅仅是结盟,且结盟的城邦仍然保有自身特色。柏拉图的理想国继承了这一特色,它并不试图去无限制扩张领土以及主动同化其他的文化形式。 可以这样认为,法西斯独裁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而理想国与其二者的区分亦是由历史决定的。在柏拉图构想理想国的过程中,历史从纵横两个方向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从纵向上看,人类文明在经过了幼年期后,普遍呈现出权力集中的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有多种,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这导致人们普遍需求一个统一完整、具有高效率的统治力量,而非不断争吵、效率低下的原始民主。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者社会分工以及专门化、专家化。理想国的政治蓝本实质上就是一个统一高效的集权力量,以及为其所统治的各种专门化分工,而哲学王,正是治国的专家。因此,理想国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从横向上看,柏拉图生活的社会环境显然给了他极大的触动。柏拉图生活的年代,雅典的民主制已尽显颓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让柏拉图看到了民主制的衰落与集权的优势。雅典法庭处死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决定更是让柏拉图看到了公民共治下的荒谬。处于对这种政治制度的反思,柏拉图在自己心中构建了最佳的城邦形式。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个人创造,然而理想国这种思想的出现,却带有着历史必然性。它是一位先贤在对种种人事进行深刻反思之后,为了完善人的存在,而提出的先锋式理论。 当我们为理想国的种种精妙构思由衷赞叹时,一个事实也困扰着我们:理想国在历史中从未以实践的形式出现过,至今它仍然只是个构想。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后世相继出现的的政体,在许多方面都能发现理想国的影子,例如集权政府,例如阶级分工。或许,这是因为人本身不可能达成完满。善理念作为最高存在是无法为不完满的个体所完全掌握的,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哲学家,也很难让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王,来领导完全合乎理论的理想国。即便如此,理想国的思想对于政治以及政治哲学而言仍具有许多可鉴之处。对于理想国的思想体系,我们应当怀有佛学中“筏喻”的态度,结筏渡河,既至彼岸,则当舍筏。理想国在特定的条件下有着特定的意义,我们不用当拘泥于其体系形式,也不应当怀着全盘否定的先入态度去辩驳它,而是要在其中寻找到人类思想的闪光处,及其对于当今的意义。任何思想,自有其思想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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