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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我在合水县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学校所在地人烟稠密、交通便利，是全镇经济、文化中心。班上的学生大多来自川道两边的原上，离家很远，基本上是每六天才能回一次家，于是我便多了许多家访的机会。 记得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星期六放学，我班的小不点杨义书，一个经常拖着鼻涕、眨着两只大眼睛、露着大门牙的“家伙”，喘着粗气冲进我的办公室说：“老师，这周到我们家家访吧！”我问：“你家远吗？”他说：“不远，出了校门，站在公路上就能看见。”我暗自庆幸，这个地方，那一次家访不是翻沟过河，再走上七梁八峁，难得这一次好歹能离学校近点。于是，便草草收拾一下，随他出了校门。 上了公路，不到500米油路就开始爬山。说起爬山，对我一个从小在董志原腹地长大的人来说实在有些不易，但刚上路，总觉得还有那么一股子的雄心壮志，加之我们班的和同校的几个学生不断地和我打招呼，我热情地回应，他们怂恿我唱歌，我就放开喉咙吼了一曲《走西口》，惹得他们一阵阵的掌声，接着他们一行八九个人便争先恐后地唱起来，唱完《信天游》，唱《牡丹之歌》、《张连卖布》……真是此伏彼起、一路欢歌。 渐渐地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小，学生都在各自的岔路口和我分了手，我的身边只剩下小杨义书，疲惫也渐渐地袭上了我的心头。低头看我的“小不点”杨义书，一米二三的个头，背上还背着一个足有七八斤重的帆布口袋，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忽左忽右，活像一只猴子。而我完全一头“木牛（方言，比喻身材高大而行动笨拙的人）”，不背不带，每走七八十步就累得气喘吁吁，还要停下来擦擦汗，并朝着山顶张望，看离他指的那棵大树还有多远（他说他家就在前边不远的大树下）。到后来干脆每走三四十步都要停下来，解解扣子、紧紧腰带。快到山腰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他：“路途过半了没有？”小家伙满有信心地告诉我：“快了。”于是，我又多了几分劲头，这样走走停停，自觉身上的衣服已经贴在了背上，汗珠也不断地从下颚流到脖子、钻进胸口，两条腿像灌铅一样挪不到前头，最后终于瘫坐在路边的土埂上。他没有催我，只是站在我的身后，像一名卫兵。而我又隐隐感到丝丝饥饿正在绞缠着我，他大概觉察到了这点，麻利地放下口袋猫着腰攀上一个一人多高的土埂，伶俐地探下身子小心地摘下一颗、一颗的酸枣，一会儿就捧到了我的面前，像粒粒鲜红的玛瑙，我含在嘴里甜甜的、酸酸的，实在惬意，这让我想起了取经路上的唐僧师徒。仰望头顶，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躲进了山的那边，对面山坡也只有四分之一多一点还留有夕阳的余辉里，是“上半截阳，下半截阴”的那种情状。 到了山顶，我的嗓子已经干到快冒烟的程度了，但还是挟着风一口气跑到一棵树下坐了下来。我以为这可能就是我期望中的光辉顶点，因为我看见稀稀疏疏的几户人家的烟囱里正冒着炊烟，并闻到了丝丝缕缕的饭香。我满有信心地认为，他一定会指着其中的一户人家对我说：“老师，看，这就是我家。”可他却是那样地能耐住性子，竟只字不提哪一个才是他家，急得我只好张口再问，谁知他又用手指了指前方隐隐约约、似有似无的大树，说就在那棵树下，是那样地轻描淡写。而我分明有了被蒙蔽的不快，可是面对一个孩子，我又能说什么呢？问题在于我的腿、还有脚实在无力支撑下去。于是，我索性说：“歇歇，再走吧。”他没说话，我感到了他的理解和默契。 好在爬上山顶，我们又看到了太阳，好像离最后的下落还有一竿子高，远处的一切似乎还在明亮中。远远的一道山梁过去，有一片谷地，很是平坦，上面高高低低错落着三四座土丘，都笼罩在一片粉色中。他指着那片谷地说，那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祖坟，据说那家人在西安发了财，拥有几条街的店铺，财势很重，惹人眼红，受了仇害，终于保住了一支人脉，携了财产逃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躲了起来。有一年，这个村的老辈子还有人看见他们的后裔回来上坟，是用了五六匹马驮着整捆的纸钱来的，那气派大的。我顺着他指点的方向望去，那地方依山傍水，还真有些灵气，算得上风水宝地了，没想到在这样的穷乡僻壤，竟还有如此动人的传说。他的故事完了，我不知是歇好了还是受了感染，总之又恢复了精神，加之上了山顶，一路向前，全是平路，没有上坡，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后来，他又给我指了两棵树，据说又是他家的“目标树”，我也不以为意。总之，是在暮色苍茫中，看袅袅炊烟，七拐八拐地走。 最后，终于在一棵树下停了下来，他说这就是我的家。我站定了四处张望，只见暮云四合，天边已一片青灰，只剩一线乍红还紫的亮色。一些看不见踪影的无名鸟雀在叽叽啾啾地叫着，身旁柳树上一座硕大的鹊窝显得非常粗糙，七缠八绕的全是枣刺。远远近近，隔上几十丈远才有一户人家，稀稀疏疏的显出几分萧瑟与孤寂。几十户人家的村子几乎看不到一两座平房，多半是依山旁沟半明半暗的地坑庄，崖背上有土坯围墙、茅草盖顶的场房，房檐下挂些锄头、麦钩、镰刀等常用农具，旁边是高高低低馒头似的柴垛，白光白光的打麦场里留下了许多错落无序的牛羊蹄印。学生的家是一座典型的半明半暗的地坑庄，从崖上往院里一望，门框上挂着辣椒，鲜红鲜红的；立椽上搭着玉米棒，金黄金黄的。门画和对联残缺不全，褪了颜色，字迹也不是多么的工整。院子不大干净，中央放着一只大盆，鸡呀、狗呀在一起争食打斗。沿斜坡下去有一道篱笆门，柴禾编扎的门扇歪斜地倚着，典型的一幅农家田园景象。正是牧归时分，一百来只山羊、绵羊，黑的、白的、大的、小的、长角的、没长角的一溜儿排开，后面扑哧、扑哧跟着四五头黄牛和两三头咯咯噔噔的毛驴，哞哞、咩咩的声音混成一片，煞是威武雄壮，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牧人驱犊返”、“穷巷牛羊归”的动人画卷。 “妈，我刘老师来了！” 我的天才学生站在崖畔上朝院子里喊，惊醒了我的迷醉。凝神一看，中间窑洞里走出一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妇女，头戴一条绿色头巾，腰系淡花围裙，双手搭在围裙边来到院中间。我们则从细长的牛羊阵里走进院子，中年妇女一边擦手一边走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天冷的，快让老师屋里坐。”这时候，走在牛羊阵最后的中年汉子也进了柴门，黝黑的脸庞、敞开着衣襟，穿着满是泥巴的布鞋，他伸出双手走过来握紧我的手，竟然是热呼呼的…… 晚饭隆重、热情。一盘土豆丝、一盘鸡蛋炒腌肉、几碟咸菜。再是一碗又一碗的手工长面，汤很汪、很红、很油亮，面很细、很长、很劲道。记得我有个学生曾给我描述过做得好的手工面，叫“擀的面是细丝线，捞在碗里莲花转”，我想他说的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记忆最深的是特大号的粗碗下面竟然埋着两颗鸡蛋，他们叫“卧蛋”，面条实在好吃，竟让我香满双颊；还有像鸡蛋炒肉这样的厨艺，虽不敢恭维但总能让人记忆犹新。中年夫妇非常热情，话很多，这个说把菜“叨”上，那个说缺啥调上，这个说把“酸”给老师，那个说把盐端过来，真是应接不暇。有几次女主人竟自己抓筷子往我的碗里夹菜（鸡蛋炒肉），急得孩子在一旁大声阻拦，学生知道我不习惯那种吃法。从这回起，我才知道合水一些地方把抄菜叫“叨菜”，把醋叫“酸”，把西峰这边的人叫“西原”里人，有时还把上街叫“遛街”。 晚上，没有电灯、电视，只有一盏油灯忽闪忽闪地发着幽幽的光。在蒿草、霉湿混杂的气味中我盖上了他们的里外很新的待客被，屋外是呼呼的寒风，屋内是滚烫的热炕，寒冷被挡在屋外，疲惫围裹着被窝，着实幸福。男主人很健谈，谈他的牛、他的羊，还说他们祖上出过一个翰林或者贡生什么的，真是莫大的荣光，只是没问孩子学习的事，我话到口边也就咽了回去，我理解那是对我的信任，反正孩子交给了学校，老师会尽力的。这是那时候山里人的共同想法。夜越来越深，他也进入了深睡眠，夹杂着细细的鼾声。土炕很热，我来回地翻身，学生醒了，他很兴奋，说“刘老师，我给你讲个毛鬼神的故事吧！”他的故事很长，从古代一个书生赶考夜宿古庙到毛鬼神做饭…… 他说得津津有味、有声有色，活脱脱一部《新聊斋》，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迷糊中，窗户纸已透出了亮白。我感到有人走过炕洞门口，是早起的女主人烧炕的声音，我一个翻身，感觉炕更热了，又一次进入梦乡。等我再次睁开眼睛，满窑里已是一片亮光。起床后，主人端来了兔肉、粘面、玉米面饽饽，都是地道的土特产。吃过饭，十点半的样子，我们要回学校，在柴门边见到了下河驮水回来的男主人，他赶着两头毛驴，每头背上都有一付木制的驮桶，据说两头驴一次能驮回一缸多水，而驮一回水来去要十多里山路，基本是两三个钟头，所以驮来的水非常金贵，只用于吃饭，洗涮与家畜用水多用院里的窖水。我还看到，两头毛驴来到灶房门口灵巧地跪下，男女主人合力将驮桶卸下抬进灶房，小毛驴则自个噔噔噔地进圈了。我惊异地知道毛驴竟有如此的灵性，这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 离家返校，一路下坡。学生的背上已是两三袋的干粮和咸菜，他不让我拿，自个走得很轻巧，着实让我感佩。“你把咱大狸猫卖钱做了啥？我嫌它吃老鼠不吃尾巴；你把咱狮子狗卖钱做了啥？我嫌它不咬贼光咬你妈……”他一路的《张连卖布》直唱到学校。 事后，学生对我说，我是第一个到他家家访的老师，他的爸妈很高兴。我知道他们虽不识字，但内心朴实得很，也亮堂得很。在他们看来，我的到来是对他们孩子的重视，像文曲星忽然降临，是他们家的幸事，因而他们幸福着他们的幸福。对我来说，这次家访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了山区民风的淳朴，倾听了闻所未闻的离奇故事，着实快乐着我的快乐。同时又多了一份对山里孩子的感佩与理解，尽管他们常常会以焦黄的头发、不振的衣衫、满是泥巴的裤腿出现在你的面前，有时语言不大文明，礼仪也不够周全。但我爱着他们，理解他们的苦衷，即使学生偶尔迟到或借口早退，我也很少责备，我懂得他们的不易。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面对层层叠叠的大山，只要他（他们）能够顺利地回家、安全地到校，就是最大的能耐，再加上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比城里孩子更多的努力，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孩子的优秀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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