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恨歌主题之谜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中，叙事诗的成就最高。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非《长恨歌》莫属，这是最富于感染性的作品。这首诗篇，在民间口头文学中流传最为广泛，后来还被世人改编为小说、戏曲、弹词。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自唐至今，众说纷纭。
帝妃故事之于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在我国历史上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无疑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缠绵排恻。他们几乎进入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如诗歌、小说、戏曲、弹词等，其中多是脍炙人口的佳作。白居易的《长恨歌》，更属千古之绝唱，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人传颂的长篇叙事诗之一。但是，对于它的主题思想，历来歧见颇多。尤其是近几年来，诸家蜂起，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看法。我国学术界曾为此展开过许多大型的研讨。  《长恨歌》是白居易早年所作，写的是唐明皇误国、杨贵妃死难的悲剧。这篇作品受到了当时传奇文学的影响，再加以神仙道士话题的穿插，以及丰富的的想像，使这一故事充满了戏剧性色彩。 至今，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有爱情说、讽喻说、同情说、自伤说、感慨说、双重主题说、长恨说、矛盾主题说等等，每类评说者各依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情操喜好，表说其理，其中不能没有各自的局限性，不过若把每种说法交叉起来看，还颇能从中看出一些问题的实质所在。这里，我们主要详解三种使用最广泛的说法。 第一是“爱情说”。持此观点者认为，《长恨歌》的书写是为了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遭遇。以及歌颂他们爱情的纯真。在《长恨歌》中，这种思想基调是占主导地位的，最基本的。自居易通过对于李、杨爱情故事的描写，歌颂了这种同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大家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瑕的爱情交流，这在当时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和梁、祝等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爱情故事一样，都“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诗中虽也写到李、杨的荒淫误国种种劣迹，但作者对此表现出的讽刺和不满情绪，并不十分显著。 一些人认为全诗分为三段，其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流”以一上为第一段，揭示出唐朝由强转弱与唐玄宗的骄侈有关，着力刻画唐玄宗对杨贵妃宠爱无比，超出了常度，为历史所罕见。“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以上为第二段，主要是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悼念，写出了玄宗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以致长久地感到无比的痛苦。第三段叙述方士觅魂，作为仙子的杨贵妃的心理状态被描写得极其隐约迷离。 与其他说法相比，此说最能得到人民大众的共鸣。 第二是“讽喻说”。有不少人认为，《长恨歌》是一首讽喻诗，它意在讽刺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和昏迷不悟，展现了中唐时期统治阶级的真实生活面貌和他们在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这个观点的主要理由有这样三点。一是此诗文写于元和元年（806年）冬，在这一时期，从白居易所写的对策和创作的《新乐府》，以及他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来看，其主旨都在联系社会现实，探讨历史教训，谴责李、杨的荒淫导致安史之乱是理所当然，“爱情说”则明显存在与之相矛盾的一面。二是陈鸿的《长恨歌传》中曾说白居易“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的创作动机，应是可信的。三是全诗讽喻之意明显，尤其是诗文的上半部分，着重在揭露和批判，而赞扬李、杨的爱情并不是全文的主题。 第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恨歌》写的是一个特殊性质的爱情悲剧，李、杨两人既是悲剧承担者，又是这场悲剧的制造者，这就使得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不能不“怒其作孽”，而“哀其可怜”，不能不在这两个形象身上集中了谴责与同情。 一方面，由于白居易生活在当时社会中，他的世界观有诸多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国破家亡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的“五十年太平天子”，因此诗歌的主题思想便具有了双重性，既有讽喻，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部分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如何地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又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其中的讽喻意义是极其明显的。诗歌的后半部分。作者又用充满着同情怜惜的笔触书写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入骨相思情，从而使得全诗的主题思想由批判转为对他们坚贞专一爱情的赞扬歌颂，这里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着一定的讽喻意味。如诗的结尾两句，“天长地久有穷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此间又暗示了正是唐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超过了讽刺，读者读罢此诗篇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借鉴”。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前后矛盾，而且这也与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过多有很大的关系。 就陈鸿在其《长恨歌传》中所言，“长恨”的主题的确包含了同情和讽喻两个方面。所谓“惩尤物，窒乱阶”，惩治尤物带来的祸患，点名造成乱世的最初原因，就是指唐玄宗因为沉迷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给予讽刺给予惩戒。诗篇的前半段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中以讽喻为主，后半段则多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借李、杨爱情故事以此寄托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这么说来，《长恨歌》应是同情与讽喻的结合体，不能将它看成是纯粹的讽刺诗或者单一的爱情诗。 一直到目前，长恨歌主题讨论还在继续，已然成为一门学问被多少专家学者所关注。不少研究者从上述诸说中，深入发掘，不断提出一些新鲜新颖的见解，力图在已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 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是“感伤说”。感伤说者认为《长恨歌》是在中唐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它与中唐时期的文学创作潮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体现了在这个创作潮流中大部分诗作的共同特点，就是感慨抒写国运盛极而衰的共同主题，突出反映了白居易在时代兴衰转变时期的感伤、凄凉之感。所谓“长恨”，不仅仅是作者对李、杨悲剧之“恨”，更主要的，是对统治阶级不能保持唐朝开元、天宝时期的社会兴盛面貌，反而只是在盛世中纵情享乐而招致了家破国衰局面的“长恨”，是对一个全盛时代衰亡的“长恨”。 也有人觉得，白居易的《长恨歌》，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咏叹，表达他个人的内心痛苦，此说可称为自伤说。他借着历史故事和历史题材，抒写与情人永别离时的长相思之痛，为自己不幸的爱情遭遇，书写了一曲凄凉哀婉的悲歌。这是因为，有人考证，诗人在创作此诗时，正值他自身遭受爱情痛苦的深渊时期；其次，白居易自己编撰诗集的时候，把《长恨歌》列入了“感伤”诗类中；另外，长恨诗中还塑造了一个美丽动人风韵十足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其审美趣味。 至于，《长恨歌》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一百个人读来便有一百种感受。不过，千百年来，凡是赏读过此诗篇的人们，无不被它那缠绵悱恻哀婉凄凉的叙述深深打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