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忽培元不但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诗意人生，而且积极捕捉现实生活的诗意，他的散文就是捕捉现实生活中诗意的产物。忽培元认为：“没有诗意追求的人生是枯燥乏味的，而没有理性思考的人生则是浮浅而非理智的。”他在现实生活中追求诗意的人生与思考的人生的结合，而其散文则是诗意和哲理的有机结合。
例如，在散文《“秤杆上较量”应该休矣》中，忽培元认为：“世间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分量。只是有的人分量本来很重，却显得不重罢了；而有的人分量原本并不重，却是显得很重。”“无足轻重”和“举足轻重”这两个成语并不能真正反映人生的本质。忽培元透过生活的泡沫，看到了生活的真相。在散文《灵魂的救赎》中，忽培元敏锐地看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扭曲和异化，因而提出了“灵魂的救赎”。他写道：“生活则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以‘文明秩序’的借口，把我们每个人都投入了看不见却远比看得见的高墙还要坚固的‘牢狱’之中。我们作茧自缚，从此开始了‘终身监禁’的苦役。渐渐地，你在坚不可摧的运行机制中变得麻木不仁，以致远离希望，失去理想奋进、独立思考的勇气，而学会忍耐、接受，就范和适应，甚至完全忘记了我们生命的价值：自由与尊严。”忽培元提出的灵魂的救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寻根。
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寻根就是不忘根本。忽培元不但写了多位真正的农民，而且能够从这些农民身上吸取精神营养。尤其是那篇《怀乡之梦》，既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演变，也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精神寻根问题。他说：“那一粒种子、一株小树，之所以能够长大成材，没有植根土地的营养、没有一路之上周围许多人的熏陶与关爱的存在，该是一件多么不可想象的事情呀。”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同样不能离开土地，否则精神就会枯竭。中国当代有些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虽然出身社会基层，但是他们却没有维护和捍卫基层民众的根本利益，反映和满足这些基层民众的根本需要。忽培元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与土地的关系的这种巨大演变并以梦的形式深刻地反映出来了，“梦境醒来，才深深地意识到，应当像敬重父母一样敬重他们、怀念他们，更应当歌颂他们，铭记他们的恩情与功德。”这既真诚又深刻。
忽培元的不少散文是写当代作家艺术家的。这些散文大多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就勾勒出那些当代作家艺术家独特的艺术风貌和艺术特色。从中可以看出，忽培元是深谙艺术规律的。忽培元不但善于刻画作家艺术家的音容笑貌，而且善于把握他们的总体特征。在散文《纪念孙犁》中，他从总体上比较了孙犁与德国作家卡夫卡的异同，认为孙犁虽然感知到了常人无法感知的那些痛苦，甚至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逆流和潜流的存在，但是他却把那刺穿心灵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田，而高唱出理想的颂歌。在散文《致迟子建》中，忽培元对迟子建的文学创作的感受独到而深刻。一个人的坚强，往往体现在她的脆弱时。人在遭受命运的不公正待遇时，往往会痛苦不堪，伤心落泪。而在落着泪时，又不忘记做着生活下去的努力，这才是值得敬重的坚强。在迟子建的作品之中，充满了这样的逻辑。这是迟子建小说中贯穿始终的力量。
在这些赏艺品文的散文中，忽培元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在散文《黑土沃野上的不朽丰碑》中，忽培元指出中国当代文艺界有两种现象值得研究，一种是作家名气很大，但作品质量并不见得多高；一种是在社会上的名气并不很大，作品却是质量高、数量多，件件堪称精品佳作。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正不压邪”的奇怪现象。“在一片‘广告’与‘叫卖’声中，黄钟稀音，瓦缶雷鸣，真假难辨，原因就是谷穗越沉，腰杆越弯，物体比重越大，越要往下沉淀。而相反，张扬与漂浮着的，反倒隐掩了真善美的光泽，甚至埋没了他们的身形。真正有生命的艺术，需要社会重新勘察、发现和评判。”忽培元尖锐地批判了当代文艺界这种“正不压邪”的现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承担的责任。这就是真正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不是随波逐流、俯仰随人，而是明辨是非美丑，重新勘察、发现和评判真正有生命的艺术。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