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和谦
方和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 稻芽、焦 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
法宗仲景不泥其方
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
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
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
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几经风雨不改初衷
方和谦曾一度不能行医，在一家砖厂做工。砖厂厂长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接受了两年私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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