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钟酒泉博物馆藏有一件东汉绿釉陶钟,属国家二级文物。陶钟高34厘米,口沿直径12.3厘米,腹部最大直径20厘米,底足直径14厘米。钟为敞口,鼓腹饱满,丰肩圆润,颈部拉坯流畅,钟口稍有外撇,饰有弦纹,弦纹叠加绕口一周,腹部有凸起圈纹,堆塑对称铺首衔环,钟底平稳有支烧痕。这件陶钟在同类陶器中器型硕大,整体造型古朴稳重,浑厚大器,釉色深沉凝厚,釉光莹润悦目,明亮而不张扬,开片自然。它结构简单,强调实用,雄伟高雅不次于青铜器,莹润明亮的釉层,华美的釉色,体现出我国汉代高超的制陶工艺水平。
钟,壶属。汉大官铜钟,即壶也,俗谓酒卮。钟属于盛储器,也称圆形壶,用以盛装酒浆或粮食,盛行于汉代。两汉时期,厚葬之风日盛,随着制陶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汉代墓葬中陪葬的各类陶制明器,数量之多,品类之广,工艺之高,大大超过了前朝陪葬陶器,而陶制明器中以再现日常生产生活器具的仓、灶、井、圈等居多,同时也有一部分仿青铜器形制的陶器,制作十分精美。陶钟是汉代最常见的仿铜陶器,流行的时期甚长,魏晋以后就逐渐消失了。墓葬中,有的单个出现,有的成组出现,从某一个方面反映出汉代葬丧、祭祀的习俗。
绿釉陶钟是在制作好的陶钟上施釉,然后烧制而成。陶器上施釉是陶器向瓷器过渡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汉代对陶器的一个重要改进,影响了中国陶器以及瓷器的进展。正是这个发明,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一个先河。汉绿釉属于原始瓷,它们胎体坚硬、火候高、不吸水或基本不吸水,物理性能更接近于瓷器,只是原料处理欠精,烧结程度稍差。釉陶上的釉是一种含铅量很高的低温釉,一般只需要700℃—900℃就可以烧成。到了东汉时期,原始瓷逐渐被成熟的青瓷取代,由此我国开始出现了现在人们所说的瓷器,这时的瓷器采用瓷石或高岭土作胎体坯料,用1180℃以上的温度烧成,胎体施釉,釉胎结合紧密。
因为是在普通陶器上施釉,制作工艺相对简单,所以汉绿釉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汉代生活的历史面貌。各种日常生活用具都用釉陶制作而成。有的以雕塑形象出现,有的则在器物的装饰上表现出来,活生生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汉绿釉原料多数不作处理,胎质较粗,制作时通常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辅助手工捏或者轮制,器形不规整,胎体厚薄不匀,胎骨比陶器细腻坚硬,叩之有金石之声。器物内外施有薄釉,以降低它的吸水率。釉色有青、青黄、青绿、黄绿、绿褐、茶黄等,凡是釉里含铜的釉陶,烧出来就呈现绿色；凡是釉里含铁的,烧出来呈现黄色。我国传统的绿釉和绿彩都是以铜作着色剂,属于铜绿釉。汉绿釉釉层都有流釉现象。这个流釉现象大多都不是从器物口沿流向底足方向,即由上向下流动,而是由器底向口沿方向流动,即由下向上流动,许多器物底、下腹部位釉层较薄,口、颈部分釉层较厚,尤其口沿部分常有一些不整齐的滴珠,有盖的器物往往盖不严。这与汉代釉入窑焙烧时装烧方法有关,往往是两件相同的作品一上一下扣起来,叫“对口烧”,这样就出现了上述特征。和唐三彩相比,汉代釉陶的釉层流动性小一些。
汉代釉陶因为生产年代久远,在地下水浸泡下常常出现银釉现象,尤其绿釉陶器出现银釉现象更普遍。该绿釉陶钟就有很明显的流釉特征和银釉现象。该钟釉面不够平整,在口沿、肩腹部有窑粘现象,口沿处釉层稍有破损,露出红色陶胎。由于官窑烧造对工艺要求较高,一般不会出现窑粘现象,从这一点可以判断此钟大概为民窑器。
中国釉陶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中期出现,当时北方地区经济、文化、科技相对发达,制陶工艺基础深厚。西汉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河西地区为诸夷入贡之要路,中原保障之咽喉,生产力水平在中西交流中得到了有效提高,制陶工艺也进一步发展。汉末魏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争不断,河西地区相对安宁,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得到了长足发展,因此绿釉陶钟在河西地区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该绿釉陶钟是研究汉代制陶工艺和社会历史的珍贵实物,充分体现了工匠们高超的技艺和大胆的想像力,像这样工艺精美、器形硕大的仿青铜陶钟,能完整保存至今实属罕见,弥足珍贵,因而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王凯英
陶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