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是去年夏天最热的天气，季羡林、任继愈双星驾鹤仙逝。我在《两位大师 一国文化风尚的主流人文精神》中写道：“国之师”和“学之魂”，是一国文化风尚和思潮运动的把脉者与领路人，我们怀念一个“我仰望头顶上灿烂星空”的群体；我们传承两个大写“人”的精神和灵魂。 又是今年最热的天气，科学巨匠钱伟长溘然长逝。至此，中国科学界的“三钱”——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已经悉数与我们别离。“三钱”代表的不仅是一个时代，更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风范。他们的离世让我们如此悲痛，悲痛于在这浮躁的年代里，我们再也无法培养出像他们这样的巨人。 中国大学之殇，中国科学之殇。 在一个需要大师的国度，在一个大师稀缺的年代，钱老走了，也带走了一段让人唏嘘感慨的历史。他漫长的一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和共和国几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仍呐喊“你不上课，就不是老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老师”，“你们说天下是什么？天下就是老百姓！百姓之忧、国家之忧、民族之忧，你们是否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忧过没有？”心系高等教育，保持着良知与清醒，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 钱老走了，也许是想对眼下这个平庸自大、学阀学混丛生的大学有所启示。钱老的走，并不能使今天的大学有一些反省，那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伤痛。 君不见，眼下的学术圈、大学圈里，著名教授的论文可以是抄袭的，靠为某些权贵名流配置春药的高龄伪学术斗士身边  围满各取利益的吹鼓手，男不男女不女的青年在所谓的名作被指抄袭判赔巨款后依然被各界为了利益追捧……所有这些，怎又不让人感叹大学道德沦丧，以至于哀伤成河。让钱老“着急”的主要是两个——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而这也正是当今大学最棘手的任务和受到诟病最多的两个症结所在。“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想想钱老生前再三呼吁：拆除“四堵墙”，拆除学校和社会之间的墙，拆除教学和教研之间的墙，拆除各学院和各专业之间的墙，拆除教与学之间的墙。真是觉得振耳发聩，刻不容缓。 钱老一直试图在中国的大学里实现一种理想：重新勾勒西南联大自由活泼的教学氛围、加州理工学院积极严谨的科研氛围。但巨星殒落，却让人深感伤悲。毕竟，他离去留下的中国大学史上的空白，只怕短时间内无法弥补。尽管，我们不敢说后无来者，但在当前这个红尘滚滚，钱欲横流的商品经济社会，像“我姓钱，但我没有钱，就是一心一意想把学校搞好”精 神已经几近绝迹，我们又怎能期盼这种大师横空再现呢？
钱老的去世留给我们太多思索，他的高才、高德和高寿让后人有太多敬仰。 去年，我在《当千年风骨成为稀缺性优质人力资本时》中写道： 钱老走了，精神在，学问在。他的生活风格，文化人格，道德追求，精神信念，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本质、良知和精神，是留给后人的珍贵的文化、精神财富。 “伟人长逝，伟论长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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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文化巨擘同时去世，曾经群星璀璨、大师辈出的文化天空寂寥了。“中国从此再无大师”，沉重地撞击着社会的良心，大师去一个少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产生新的大师，“稀缺性优质人力资本”进入了一个平庸的“普适性人力资本”时间段。也正因如此，我们不仅应悼念、缅怀逝去的长者，更应加倍挖掘和顾惜尚存的真学术、真士子和真风骨的“稀缺性优质人力资本”，让传统文化、学术精神和士子风骨代代相传，薪火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