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云台二十八将

1云台二十八将

引言

东汉光武帝刘秀是最有学问、最会用人、最会打仗的开国皇帝。他才兼文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审时度势，迎难而上，遂使中国历史一度出现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在刘秀重建汉室的过程中，除了本家、舅家和姻亲家甘心投入、敢于牺牲外，更有一大批文人墨客、草根豪杰、基层官吏、同窗好友，风云际会、蜂拥而至。他们或出谋划策，或直言劝谏，或推荐人才，或冒死鏖战，或公关游说，或管理郡县，人人积极主动，个个情绪饱满，从而组成了一个开国功臣团队。这批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武兼备者亦不是凤毛麟角，演出了一台吞山控河、激荡风雨、尽显英雄手段、披沥豪杰肝胆的波澜不已的历史壮剧 。

对这些开国功臣的回报，是刘秀早在登基之前就已经开始的按秦国奖励军功的规定，不断地赐爵封侯。只不过，开始多是零星地进行，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刘秀第一次大批量地封侯，是在他称帝后次年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正月。这一次，他大面积地“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影响挺深，反响很大。博士丁恭立即反对，其理由是：“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刘秀反驳道：“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且特事特办，立即“乃遣谒者即授印绶”，并且在分封策书上强调：“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 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后汉书。光武帝纪》）。语重心长，情真意切。那么，这一次究竟有多少功臣被封侯？《后汉书。光武帝纪》没有写，但《东观汉记校注。世祖光武皇帝》却有明确记载：“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

首先，这条记载告诉人们，首次被封开国功臣总计为二百一十七位。被封人数多乎哉？不多也！不信的话，不妨与刘秀第二次大批量地分封功臣的情况作一对比。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四月，大将吴汉平定成都凯旋而归，标志着刘秀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他十分兴奋：“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扣除“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外（《后汉书。光武帝纪》），封侯功臣较上次增加了上百位之多。

其次，这条记载还告诉了人们，二十八将在众多开国功臣中的地位最为显赫。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汉明帝“永平初（按《资治通鉴卷四十四。汉纪三十六》记载，应为永平三年（即公元60年）二月，（马）援女立为皇后。显宗（汉明帝）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于（南宫）云台，以椒房（皇后）（缘）故，独不（涉）及（马）援。”这条记载透露了两个信息：一个是在南宫云台图画了建武时代的一些名臣、列将；二是马援因是马皇后的父亲，所以不在其中。至于被图画的名臣、列将都有哪些人呢？据史料记载：汉明帝“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於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计三十二人”（《后汉书。卷二十二。列传第十二》）。可见，上了云台图画的名臣、列将有三十二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以邓禹为首的“二十八将”；二是二十八将“其外又有”王常等四人。“二十八”的字样再度出现了，只不过由“二十八将”代替了原来的“二十八人”。汉明帝之所以提出“二十八将”的历史的、法理的依据，就是出自“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的记载。尽管有三十二名名臣、列将，不过，后人们还是拦腰腰斩断了这段记载，只取用前半截，习惯地称为“（南宫）云台二十八将”，将后半截的“其外又有”的四个人省略了。这就是原创的厉害！不过也足见二十八将地位之显赫、影响之深远。

那么，为何要在南宫云台图画功臣、列将呢？东汉从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开始时，其宫城就是南宫（作为宫城组成部分的北宫，是在后来的汉明帝刘庄于永平三年，即公元60年的六月，至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的十月陆续修建的。）南宫中，有不少宫殿是既有的（如南宫却非殿、云台殿等），也有一些是陆陆续续修建的（如南宫前殿），这些宫殿除了刘秀居住外，就是用于国务事务、文化活动、外事往来等。

云台，自周秦就有了，是云台殿的简称。从记载看，云台似乎应当是殿基较高的宫殿而已。不过，叫法挺多，比如有“南宫云台”、“云台之下”（见《后汉书。范升传。列传七十三》）、“云台广室”（见《后汉书。阴兴传。列传二十二》）、“云台广德殿”（见《后汉书。阴兴传》注文）等称呼。  

关于云台有何用途？不妨看看下列几条历史记载。

第一条，准博士范升与韩歆辩论于云台。建武三年（公元27年），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经）》、《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范升“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后汉书。范升传。列传第二十六》）。可见，云台是大臣朝会、相互问难的场所。

第二条，博士范升的奏文涉及到云台。建武初年，有一位太原籍贯名叫周党的儒生经过流离，居住在渑池，有名声。建武五年（公元29年），刘秀两次召见他。“及光武引见，（周）党伏（地）而不谒（拜见）”。虽然刘秀“乃许之”，但是范升看不惯，一是“奏毁（周）党”，“不以礼屈（身），伏而不谒，偃蹇骄悍，同时俱逝”，没有礼貌；二是挖苦“（周）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钓采华（美）名，庶几（可能弄个）三公（司徒、司空、司马）之位”，无才有野心；三是要与周党辨真假、分高低：“臣愿与（他）坐云台之下，考试图（管理）国之道”（《后汉书。范升传。列传第七十三》）。可见云台是能进行面试“图国之道”的考场。不仅如此，《资治通鉴。卷四十一。汉纪三十三》在上述行文的“云台之下”，又加了一个注文直接介绍了云台：“续汉志曰：'云台，周家（朝）之所造，图书、术籍、珍玩、宝怪，皆藏焉。’”。云台简直就是国家博物馆、图书馆。

第三条，刘秀“顾命”于云台。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夏，四月，“帝（刘秀）苦风眩，疾甚，以阴兴领侍中，受顾命于云台广室”。《后汉书。阴兴传。列传二十二》于此处行文有注：“临终之命，曰顾命。洛阳南宫有云台广德殿”；《资治通鉴。卷四十三 。汉纪三十五》此处行文也有注：“洛阳南宫有云台、广德殿。余谓广室者，寝殿也”。可见，云台又成了发布君王“顾命”的政治要地。，

第四条，刘秀接见官员于云台。有两个事例：第一个事例是接见冯鲂。冯鲂南阳郡湖阳（今河南新野）人，为人讲义气，不出卖朋友，有名声，特别是“时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拥兵矫称者甚众，唯（冯）鲂自守（不乱打旗号起兵），兼有方略。光武（刘秀）闻而嘉之”，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征诣行所在，见于云台，拜虞（今河南虞城）令”（《后汉书。冯鲂传。列传第二十三》）。第二个事例是接见索卢放。儒生索卢放，王莽末年在东郡教授数千人学《尚书》，又到郡里任小官。更始时，使者侚郡国，太守当就斩首。索卢放“愿以身代太守之命”，“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建武六年（公元30年），索卢放被征为洛阳令，“政有能名”。后以病乞身不成，又升为谏议大夫，“数纳忠言”，后索卢放又“以疾（病）去（官）”。建武末年，“复征不起，光武（刘秀）使人舆（用车拉）之，见于南宫云台，赐谷二千斛。遣归，除（安排）其子太子中庶子，卒于家”。可见，云台又是刘秀接见自己器重的官员的场所（《后汉书。索卢放传。列传第七十一》）。

一言以蔽之，洛阳南宫中的云台，就是一处刘秀经常召见、集会、辩论国是的场所，一处皇家图书博物馆。后来由于汉明帝图画功臣、列将，它又成了开国名臣、列将国家纪念馆。从此，云台名声远扬。历史上长安，也曾有过西汉宣帝的麒麟台、唐太宗的凌烟阁的功臣图画，可是那些功臣并不是正宗的“开国功臣”，其历史价值远不及云台图画，差远了！

在东汉，最后将“二十八将”的说法继承下来、固定起来的是汉安帝。云台二十八将的显赫地位，到了汉安帝时，再次得到重申和确认。据《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冯异的封号到了其孙冯普时，因“有罪，国除”。汉安帝于永初六年（公元112年）下达诏书，要解决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诏书中，两次提到“二十八将”，称赞他们是“建武元功”、“佐命虎臣”。对这些功臣由于“无嗣绝世”，或由于“若犯罪夺国，其子孙应当统后者”而造成的“或至乏祀”的情况，表示遗憾。要求有关部门将具体情况，“分别署状上（报）”，以便一并解决。而且立即绍封冯普的儿子冯晨为平乡侯；第二年，对“二十八将绝国者，皆绍封焉”，一次性将问题解决完毕。绍封功臣之后的是与非，故且不论。但从四、五代天子过去了，汉安帝还能重提建武旧事旧臣，并解决他们后人的实际问题，又一次说明“二十八将”地位之显赫、影响之深远。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东汉章帝、安帝、顺帝时的大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公元78—139年），在其著名作品《二京赋。东京赋》中，也曾提到二十八将：“我世祖（刘秀）忿之（发奋），乃龙飞白水（刘秀旧宅在南阳郡舂陵，今湖北枣阳县东南，宅南二里处有一条白水即白河），凤翔参墟（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刘秀）授钺四七，共工是除。”授钺，是帝君命令将领出征的仪式，取之《六韬》中有关“凡国有难，君召将，以授斧钺”的论述；四七，就是二十八，系指邓禹等二十八将。共工，暗喻王莽、王朗等恶势力；是除，就是翦灭。可见，在张衡看来，二十八将就是奉刘秀之命、讨伐“共工”邪恶势力的群体英雄。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排名要讲次第，这是关系到社会地位高低的大事。这在注重强调封建等级的东汉王朝，更是如此。既有云台二十八将、其外又有王常等四人，共三十二人，就肯定有一个排名次第问题。据《后汉书。卷二十二》校勘记：“按云台二十八将排列次序，原作一行，故首邓禹，次马成，次吴汉，次王梁。汲本则作两行排列，王先谦谓当以汲本次第为正，今从之。”又按《资治通鉴。卷四十四》胡注云：“云台功臣之次，以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祜、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宫、马武、刘隆为一列；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谭、王霸、任光、李忠、万脩、邳彤、刘植、王常、李通、窦融、卓茂为一列。”后人误认横行为纵列，硬是将上下两列先单后双、奇偶相连，错列一行，失去了《后汉书》的旧貌。刘秀分封功臣基本上是按功名大小排序的，所以排为上下两列，前列次第应在后列之前。否则马成竟然排名在吴汉之前，那就太不可思议了。须知，两人的功劳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其实，在今天，我们所关心的已不是这些开国功臣的排名次第问题，而是他们和刘秀的人生活动所留下的历史痕迹、历史影响、人格魅力、人生启迪。他们处在一个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大时代 ，刘秀和他的功臣们“承敝而起”,“发奋兴兵”，“捐亲戚、弃土壤”，投身于“矢石之间”（《后汉书。光武帝记》）。期间，他们“君臣相择”：刘秀考虑的是“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欲当中兴之主：功臣们投靠刘秀为的是“攀龙鳞、附风翼”，“以成其所志”。双方上下同欲，遂形成了一个追求光明前途的大团队。刘秀是灵魂、是核心、是旗帜；功臣们是台柱子、是精英群、是近卫军。

刘秀的用人之道并没有体现在理论层面上。什么任人唯贤的路线、德才兼备的标准、官员的若干软硬条件（如文凭、资历、家庭背景）、“五常”（仁义礼智信）方针、任免考察程序的要求之类，一不见书面报告，二不见专题论著讲，却都体现在刘秀用人的实践层面上。开国功臣们的奋斗历程，已将刘秀的用人之道，即“能为我所用”，淋漓尽致地折射出来了。开国功臣们是由一群鲜活的、有个性的人组成的。他们个人的出身不同、曾经的职业不同、办事的能力不同、文化与教育水平不同、气质与性格作风不同，曾经犯过错误的性质、情节也不尽相同，但都在光武中兴的过程中建功立业，对历史的发展施加了积极影响，改变了历史的面貌，改变了个人的命运，在历史上刻下了既属于东汉、也属于自己的痕迹。这当中，如果没有刘秀成功的用人之道，怎么会发生这种历史奇迹呢？不用远比，就比当时的绿林、赤眉，王朗、铜马及隗嚣、公孙述诸集团，他们可曾有重视人才、使之功成名就的用人良策？没有！或者有，也未坚持！如果要解读刘秀的用人之道的具体内容，不妨调阅一下三十四位开国功臣的履历吧，答案就在其中。

既要尊重历史上形成的“二十八将”的传统提法，又不能忽视三十二位功臣中后四位的历史业绩，故本书采取“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至二十八”和“云台二十八将外又有一至四”两个层次排列，才能全面覆盖，同时也便于检索、翻阅。来歙和马援，经历独特、故事颇多，很有风采，也是建武开国功臣。由于“皇亲回避”等原因，未能登上云台图画，故以“云台二十八将附录一至二”层次排列，以便以介绍。想来，来歙与马援不会持有异议吧？

当然，为了作一点提示，所以在每个传记开头，写了一段可长可短的点拨文字，希望能尽量写出每位开国功臣的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