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云台二十八将之二吴汉

3.3云台二十八将之二吴汉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春正月，吴汉与公孙述将魏当、公孙永战于鱼涪津（犍为郡南安，今四川乐山），大破之，遂围武阳。公孙述又派女婿史兴率五千人马救之，为吴汉所破。自此，公孙述“将帅恐惧，日夜叛离，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刘秀再次向公孙述劝降：“勿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疼哉奈何！”，显示了大政治家向前看的眼光和度量。但公孙述“终无降意”（《后汉书。公孙述传》）。同年七月，威虏将军冯骏攻拔江州（今重庆），俘获田戎。秋，九月，吴汉向北挺进，占领了蜀郡的广都（位于成都南），并马上派遣轻骑直逼成都郊外，烧掉位于成都城外西南的市桥，准备一举事拿下成都。

事前，刘秀曾经对吴汉交代过攻打成都的意见：鉴于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应持“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的方针，倘若对方不敢来，则采取“转营迫之、须其力疲”的策略，只有这样“乃可击也”（《后汉书。吴汉传》）。可是，吴汉又犯了当年攻打隗嚣毕其功于一役的错误。他面对着有利的局势，亲自将步骑二万余人，进逼成都。离城十余里处，他建立了江北大营；又让副将、武威将军刘向率万余人，建立江南大营。两营相距二十里，江中搭有浮桥。

刘秀闻讯后，大惊，不断地埋怨道，刚刚千百万次地叮嘱你，“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刘）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拖住）公，以大众攻（刘）尚，尚破，公即破矣。幸无它者，急引兵还广都。”然而，刘秀的诏书还未到，公孙述却抓住了这个机会，打了一个漂亮仗，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正如刘秀所预料的那样，公孙述果然一方面命令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率十万人马，分作二十余营，以压倒优势，全部用来围歼吴汉；另一方面派出其他将领率万把人马劫持刘尚，切断了南北大营的联系，使之不得相救。经过一天的较量，汉军大败，只好退回营壁，被谢丰团团围住。在这十分危机的时刻，吴汉沉着冷静，先向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经过努力，我们已“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至其城下”，形势大好。但是，“而今（我们）与刘尚二处受围，执既不接，其祸难量”。大祸面前怎么办？答案就是：“潜师就（靠近）（刘）尚于江南，并兵御之。”为完成这个任务，现在我们必须“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否则，必必败无疑。因此，“成败之机，在此一举”。这番演讲充分展现了作为军事家吴汉遇事敢于担当、迅速拿出主意，善于上下沟通、善于激励将士的非凡才干。看来，对他的“少文”的评价还得重新认识才是。

诸将对吴汉的安排很是赞同接下来的三天，硬是闭营不出，飨士秣马、养精蓄锐；同时多数旗帜，点燃烟火，虚张声势。第三天的深夜，全军衔枚以保持绝对安静，悄悄地引兵与南营的刘尚会师。对这一切，谢丰竟浑然不知，待到天明时，方才发觉。他除分兵对付汉军北营外，立即亲自率将进攻汉军南营。吴汉带领全部人马迎头痛击。经过从早晨到傍晚的激战，吴汉军终于大破对手。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被斩，俘获甲首五千余级。

“吃一堑，长一智。”此时的吴汉头脑十分冷静，不搞乘胜前进那一套，而是留刘尚在原地拒敌，自己抽身返回广都，将战况向刘秀作书面报告，并做了深刻的检讨。刘秀批复道，你退还广都的做法很好，很适宜。我估计公孙述轻易也不敢攻击刘尚。倘若他先攻击刘尚，你不妨从距广都五十里处，率步骑救援。只有等到公孙述出现困局时，才能攻破他。接受了教训的吴汉从此戒骄戒躁、努力克服贪功杂念，仗打得很耐心，很细致。《后汉书。吴汉传》记载：“自是汉与述战于广都、成都执泥间，八战八克，遂军于其（成都）郭中”。几乎与此同时，辅威将军臧宫攻拔广汉郡的绵竹（今四川绵竹）、涪城（今四川绵阳），斩杀公孙述之弟公孙恢，再攻蜀郡的繁县、郫县，将与吴汉会师成都城外。成都大战就要打响了。

大兵压境，成都城中一片惊慌。公孙述此时该当如何？是守是走、是战是降？一时也拿不定主意。困急的公孙述只好讨教大将延岑：“事当奈何？”延岑对答：“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仿佛是一副不甘失败的大丈夫口气，态度确实强硬。然而，他拿出的办法竟然是：“财物易聚，不宜有爱”，暗示公孙述用重金救城。这和稍前吴汉在江北大营壁上的态度、办法相比，真是不在一个层面上，有天壤之别！公孙述心神领会竟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悉散金帛，募集敢死队五千余人，交由延岑统领。看来，延岑绝不是草包大将。他知道自己以五千人马对抗吴汉大军，兵力显然不够，只能偷袭。主意已定，付诸行动。他一面公开在成都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摆出一付决战的架势；另一面则暗中派出奇兵绕到吴汉军后，奔袭吴汉。结果，吴汉大败，竟然掉入水中。幸好，吴汉拉住马尾，方才上了岸。考虑来，考虑去，汉军只有七天的粮食了，战事怕短期很难结束，吴汉只好暗中准备船只，打算尽快撤退。就在这关键时刻，东汉蜀郡太守南阳人张堪（东汉大科学家张衡的祖父）快马前来求见，向吴汉陈说公孙述肯定失败、不宜退师的道理。吴汉觉得很对，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对对方不示强，而是示弱，用以迷惑敌人。不久，前来成都会师的臧宫赶到，形势顿时又现转机。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冬，十一月，臧宫从成都的北部南下，挺进成都北边的西门。在大敌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公孙述则采取了错误的方策略：不该分兵却分兵。他自己带数万人马攻打吴汉，让延岑拒挡臧宫。延岑与臧宫三次交手，虽然三次获胜，但从早晨打到中午，延军忙得吃不成饭，体力疲弱。吴汉趁机派出护军高午、唐邯率精锐部队数万人冲杀，公孙述军中大乱。高午奔陈，刺杀公孙述。公孙述被刺中胸部，掉下马来。当晚死前，将兵事嘱托于延岑。第二天，走投无路的延岑只好向吴汉举城投降了。

正当大家为平定蜀地、将公孙述首级送往洛阳万分兴奋之际，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爆发了：吴汉将公孙述的妻子杀掉了、公孙氏家族被杀掉了、延岑九族被诛灭了。不仅如此，还“放兵大掠，焚述宫室”。一个久经沙场的军事统帅竟在胜利的时刻作出这种高级蠢事，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令人费解。很可能是与公孙述、延岑较量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心理上有些变态有关；也可能是为被公孙述先后派人刺杀了的下属岑彭及来歙复仇雪恨有关；还有一种可能是，作为皇帝的刘秀曾多次劝降争取过公孙述，但遭到拒绝。忠于刘秀的吴汉对公孙述不给面子的做法肯定耿耿于怀。没有机会则罢，一有机会非爆发不可，错误非犯不可。历史告诉人们，杀俘虏名声不好，很不好，是政治水平底下的表现，是政治度量狭小的表现，是政治眼光短视的表现，是非理性因素膨胀的表现。吴汉犯下的这个错误，是不可原谅，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污点。难怪刘秀“闻之怒，以谴汉”，而且通过责备刘尚，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城降三日，吏民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刘）尚宗室子孙，更尝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霓、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民之义也！”（《后汉书。公孙述传》）。瞧，这个“良失吊民之义”，就是良失政治！但不管如何，刘秀全面衡量了吴汉的功过，该批评的严厉批评，却没有对吴汉采取任何组织处理措施。表明了刘秀确实是一个很有度量的大政治家。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正月，吴汉“振旅浮江而下”，离开了成都。三月，到达南阳宛城 ，再次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故乡。此时此地，吴汉想必会回忆起自己曾经走过的漫漫人生之路，会发出许多许多的感慨吧？刘秀很有人性，很是理解一个在外游子此时的心情，于是下诏让吴汉拜祭祖坟，赐谷二万斛，以示资助。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还京师洛阳，刘秀大饷将士、班劳策勋，表示庆贺；同时第二次大批量地策封功臣。东汉王朝一统天下的任务，以巴蜀的平定为标志，到此已基本完成。

然而，吴汉并没有马放南山，仍然枕戈以待。这不，北部的卢芳和匈奴进一步相勾结，弄得北部边疆不得安宁。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春二月，吴汉率马武、马成等北击匈奴，调动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口，安置到居庸关、常山关以东，以避匈奴侵扰。还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二月，蜀郡守将史歆于成都反叛，自称大司马，攻打太守张穆，张穆退走广都待援。史歆竟然向各郡县下发公文号召对抗中央，一些地方，如宕渠的杨伟、朐忍的徐容各起兵数千人响应。刘秀考虑到史歆曾经在岑彭属下当护军，通晓兵事，很难对付。于是，他派出吴汉和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率万余人去讨伐。吴汉等人对成都轻车熟路，马到成功。吴汉一进入武都郡，乃调发广汉、巴、蜀三郡兵力，先围攻成都百余日。到七月，城破，史歆被杀。然后，吴汉乘船沿江而下，来到巴郡，杨伟、徐容惶恐不安，叛军解散。吴汉只诛杀头目二百余人，将其他的党羽数百家迁往南郡、长沙郡，以绝后患。

军人是和战争相连系的。吴汉似乎就是为打仗而活着的。天下既定，战火渐息，吴汉的生命似乎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位过去“每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衣服）之日”的凌厉将军，这位多年考虑“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的爱兵将军，终于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四月的一天，病倒了，而且很严重。

吴汉患重病期间，刘秀曾乘车亲临探视，问所欲言，吴汉则简要答道“臣愚无所知识，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慎无赦”，是说要小心谨慎，对已经正确宣布过、处理过的人和事，不要动不动就推翻、就赦免。吴汉为何这样讲呢？

首先，吴汉之所以强调“慎无赦”，是从自己二十多年东征西讨、南攻北伐的经历中，得出的经验教训。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称帝后，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到中元元（公元56年）的三十年中，全国大赦、局部大赦及减刑二十多次，总的指导思想就是：“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运：‘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二年条》）。“大赦”与“不赦”天下，涉及到刘秀的“以柔治国”的方略，自然是刘秀的权力，吴汉对此是没有太大的发言权的。大赦天下，固然有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减缓刑罚的历史作用，但是频频地搞下去，是否有必要？是否有副作用？刘秀的众多功臣们，除了吴汉以外，还无人对此议论过。从吴汉追随刘秀二十多年的实践看，吴汉原本就是一个忠实执行刘秀旨意的忠诚将军。他从来就不可能对刘秀的治国方略说三道四，但是不等于没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吴汉觉得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人世、离开自己崇敬的领导了，不妨针对刘秀“以柔治国”的方略说说心里话。

你看啊，归降的苏茂、庞萌的反叛，来歙、岑彭的先后被暗杀，赤眉、铜马等义军的反反复复，已经归降封侯的张步兄弟从洛阳出逃。凡此等等，都告诉自己，对敌斗争你死我活的，是赦免不得的。凡事都讲“柔”，不全对头，从而拐弯抹角地批评了刘秀。

三国的大政治家诸葛亮曾就大赦与无赦的两种治国方略发表议论时，提到过吴汉。《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魏纪七》记载，初，丞相（诸葛）亮时，有言公（诸葛亮）惜（吝用）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西汉元帝时给事中）、吴汉不愿为赦。先帝（刘备）亦言：‘吾周旋（翻阅经学专家）陈元方（陈纪）、郑康（郑玄）（的书）间，每见启告（告诉）治乱之道悉（相当全面）矣，（就是）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表）、纪玉（刘琮）父子，（在荆州）岁岁赦宥（宽恕），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费）禕不及焉。”原来诸葛亮的后继人者费禕好大赦，曾遭到大臣孟光的批评：“夫赦者，偏枯之物”。所谓偏枯之物，是指一棵大树木，一边茂盛、一边枯萎，两者不统一，不协调。所谓赦，是赦免有罪。倘若本应依法惩处的有罪之人，反获赦免，不予追究，那末良善之人就会受到抑制，正义不能获得伸张。这在政治清明之世是绝对不应当出现的怪事。所以孟光认为，大赦也行，只是在 “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的情况下，“然后乃可权行之耳”（《三国志。蜀书。孟光传》），只是权宜之计。！《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蜀书。后主传》中评论到：“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非（越）？”赦与不赦，看具体情况，所以吴汉的态度是“慎（重）无赦”，万万不能将大赦作乎为治国的常规方略。你看，吴汉说得还真有道理！可见吴汉不愧也是一个懂得治国谋略的老将军。诸葛亮对吴汉是抱着欣赏的态度，因为他和刘备在治理蜀国实践中已经吸取了吴汉“慎无赦”的思想了。

其次，吴汉之强调“慎无赦”，也是他自己敢于担当的表现。

原来，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四月，东汉政权的上层岀了一件不小的事情：当时九卿之一大司农下属有一个命叫奚涉的太仓令“盗金下狱”。此事本不大，不就是一个六百石的小官出问题了嘛！但是从管理角度看，监守自盗的发生能清楚地暴露出大司农、大司徒在管理上出了大问题！必须有人承担相关责任。奚涉原是由大司徒戴渉推举上来的，所以戴渉自己即使无罪，也要负推举错误的责任，于是理所当然地被“下狱死”（《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纪三十五》）。

然而事情到此并未了结。根据东汉三公职责的规定，大司徒“凡国有大疑大事，与太尉（大司马）同”；而太尉（大司马）“凡国有大造大疑，则与（大）司徒、（大）司空通（一同）而论（追究）之”。也就是说，一旦国家政事出了问题，三公是要负责任的；若三公当中有一人出了问题，其它两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后汉书。百官一。志第二十四》）。根据这个规定，大司徒戴渉既然出了问题，那么无罪的大司马吴汉、大司空竇融也要负连带责任。问题是吴汉已经“病笃”甚久，快不行了（五月果然去世），不好意思去追究了，因此只好单独追究了竇融：“帝（刘秀）以三公参职，不得已乃策免（大司空竇）融”（《后汉书。竇融传》）。可能吴汉觉得自己同竇融一样，也应在追究之列，所以，他对刘秀的宽大赦免固然感谢，但认为这样作的确违背了有关规定。不仅有些对不起同僚，更触犯了“天条”。因此，吴汉死前，向刘秀留下了“慎（重）无赦（免）”的遗言，表明了自己是敢于担当的汉子。

同年的五月，东征西讨、南攻北伐二十多年的吴汉去世了，又一个开国大功臣走掉了。谥号忠侯。刘秀依照西汉大将军霍光的葬礼规格，发北军五校、轻车、介士为吴汉送葬，以示最大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