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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人之尊严所存有的信念，在于我笃信人是这世上最大的浪子。人之尊严必须与浪子的理念相关，而与绝对服从、严守纪律、完全组织化的士兵划清界限。按照这个设想，浪子大概是人类中最荣耀的一类。
以浪子为理想
简而言之，我对人之尊严所存有的信念，在于我笃信人是这世上最大的浪子。人之尊严必须与浪子的理念相关，而与绝对服从、严守纪律、完全组织化的士兵划清界限。按照这个设想，浪子大概是人类中最荣耀的一类，而士兵是最为低等的。我的上一本书《吾国与吾民》留给读者的最终印象，似乎是我在试图为“老家伙”歌功颂德。我所希望的是，这一本书给读者的最终印象是我在竭尽全力地歌颂浪子——或者叫游民。我希望我能做到。因为事情有时候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么简单。在这个民主和个人自由受到重重威胁的时代，大概唯独只有浪子能拯救我们，让我们不至于逐渐丧失自我，在一帮严于律己、服从命令、整齐划一、完全组织化的苦力中，沦为一个个连续编号的单位。浪子是独裁制度最可怕的终极对手。他将是守护人类尊严与个人自由的卫士，是最不可能被征服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依存于他。 大概造物者心中了然，他在地球之上创造人类时，他是在孕育一个浪子，不错，这是个聪明卓绝的浪子，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个浪子。人那近似浪子般的特质，到底是他最具前途的质量。造物者所创造的这个浪子，无疑是个绝顶聪明的家伙。但他仍是个很不守规矩又爱闹别扭的小青年，把自己看得过于伟大和英明，依旧老是调皮捣蛋，热爱无拘无束。不过，他的内在质量有那么多的发光点，因而造物主可能还是愿意在他身上寄予自己的期望——那心情就如同一个20岁少年的父亲。会不会有那么一天，造物主想要退隐，把这个宇宙移交给他这个乖僻的儿子去管理？我思忖着…… 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认为除非一个文明能去繁就简，自觉回归到思考的简单、生活的简朴之中，否则它不能被称为完善；除非一个人能从满腹学问发展为大智若愚，变成一个开怀大笑的哲人，先体味人生的悲惨，再品尝人生的甜头，否则他不能称为明智之人。因为我们必须先学会流泪，然后才有欢笑。人从悲伤之中人觉醒，从觉醒之中发出哲人的笑声，并且多了一份慈爱与宽容。 我相信，这世界严肃得很，正由于它过于严肃，就需要一种明智而快乐的哲学。尼采笔下所谓的“欢愉的科学”若是能用来称呼某种事物，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哲学肯定是当之无愧的。毕竟，只有欢愉的哲学才是深刻的哲学；西方的严肃哲学甚至还未开始了解何谓生活。对于我个人来说，哲学的唯一作用，是教导我们对待生活要比一般的生意人轻松愉快，在我眼里，没有一个50岁还不金盆洗手的生意人——如果他这时有能力洗手不干的话——是个哲人。这不只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想法，而是我固守的一个基本观点。只有人们本身就受到这种轻松愉快的精神熏陶，才能把这个世界建成一个更为和平与合理的生存之地。现代人把生活过得太严肃了，正因为太严肃，才让这个世界充满了问题。因此，我们应该缓一缓，好好审视一下那种快乐态度的起源，正是那样的态度，才有可能让人尽情享受此生，使人的性情可以多一些适度与平和，少一些冲动鲁莽。 我认为与其把这种哲学归于其他哲学流派，也许倒不如说它最有资格称为中国人的哲学。这种哲学比孔子和老子的学说还要伟大，超越了这两者以及其他的古代哲人；它汲取了这些喷涌而出的思想之泉，并把它们天衣无缝地融合成一个整体，从它们富于智慧的抽象概要中，创造了一种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有血有肉，看得见摸得着，普通人也能明白。把中国的文学、艺术与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观照，我便看得分明：这种明智地抽离迷惑、纵情地享受生活的哲学，是它们共有的信息与教义，是中国思想最为恒久、最具特色和最广为传唱的咏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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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承了中西方精神的我来说，人的尊严体现于以下事实——正是这些事实使人有别于动物。首先，对于求知，他有着游戏人间的好奇之心，也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其二，他怀有梦想以及一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确实，这种理想主义通常是模糊的，纷乱的，自负的，但自有其价值所在）；其三，更重要的是，他懂得用幽默感去修正他的梦想，用更为强健的现实主义约束他的理想主义。最后，他不像动物一样，对环境的变化总是千篇一律地作出机械反应，而是拥有定夺自身反应、以自身意志改变环境的能力和自由。这最后一条也就是说，人性是最不可能简化为机械论的；而人的心思总归是变幻莫测、捉摸不定和估量不透的，能够设法挣脱机械论，摆脱疯狂的心理学家和独身的经济学者试图要强加在人身上的唯物辩证法。因此，人是富于好奇心、想入非非、风趣幽默而反复无常的造化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