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个名叫史蒂文?比尔的美国人，常听到一句抱怨：“人没一个好的。” 他想检验一下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于是扮成一个只会一点点英语的外国阔佬，去考察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他兜遍纽约，先后钻进很多辆出租车，想看看会有多少司机哄骗他。事前，他的朋友预言大多数司机会以某种手段占他的便宜。 结果怎么样？37个司机当中，只有一个欺骗了他，其余的都是直接送他到目的地，并且收费合理。有几个司机没让他上车，因为当时离他要去的地方只隔了一两条街。他们甚至还下车，指给他看已经离得多近了。还有好几个司机提醒他说，纽约到处都是骗子，得小心点儿。 这个测试，会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于净点了？ 有一个名叫保罗?费尔德曼的美国人，也进行了一场绝妙的道德测试。他的方法非常简单：每天一大早，他把甜饼送到公司的零食间，并在甜饼盒旁边放一个现金盒，他会在午饭前取回现金盒以及没卖掉的甜饼。这种收款方式完全依靠客户的自觉。费尔德曼不是牧师，不关心社会总体的道德状况。他是一个商人，只关心自己的利润，他当然想知道哪些公司是诚信的，这样就可以长期在那儿兜售自己的甜饼。于是，他对自己的业务进行了严格的记录。在收上来的钱跟实际被取走的甜饼之间进行对比，得到的数据完全可以用于衡量客户的诚信度。 “甜饼测试” 的结果如何呢？有一些人在偷拿费尔德曼的甜饼，但大多数人，在没人监督的情况下，都会为自己拿走的甜饼付账。这个结果让人感到惊讶，因为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直觉：这种依靠个人诚信来收取甜饼钱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应该有制约，比如在零食间装个摄像头——我们的银行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理由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会被人察觉时，他几乎不会控制自己不去做一些邪恶的事情。有了“甜饼测试”，我们可以和保罗?费尔德曼一起分享这样一个结果：超过87％的人有慎独的高尚情操。现在，我们不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干净了一点儿，而且觉得这个世界光明了许多。 第三件事发生在本人身上。有一天，我们这个组的十几个人去领办公用品：一个笔记本，一支笔。我们走进领东西的办公室，发现里面堆放了好多笔记本，笔却一支也没有。我们领东西的方式有点特别——自己取，无需签名，也没人监督。这有点像费尔德曼出售甜饼。由于没有笔，有人就发牢骚。于是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不多拿几本，到商店去换一支笔？接着有人说，用不着换，拿几个笔记本回去给孩子用，不就省出买笔的钱了吗？有人说自己的孩子都大了，没有上学的。马上有人开导他，你上幼儿园的孙子不可以撕笔记本折纸飞机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找出了很多拿笔记本的收益，但奇怪的是，十几个人里只有一个乘势而上，多拿了两本，而其他人都格守自己的本分，没有多要。 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可以对这个世界彻底放心了吧？可是，在我亲历了“笔记本测试”后，我对“比尔测试”、“甜饼测试”有了另外的想法，那就是这三个测试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具有道德指标股的价值。因为在三个测试中，利益上的增减都微乎其微：费尔德曼的甜饼1美元1块，笔记本5块钱1本，乘出租车的车资可能要高一点，但对一个现代城市居民来说，也不是一项让人惊心的开支。如此低的进项，就没有太大的经济激励。而人的任何一项激励计划都会包括经济动机、社会动机、道德动机三方面的内容，一旦经济激励因素减弱了，另外两项激励因素就会相应增强——只需抵制1美元的诱惑，就能让别人对自己产生善良的评价。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便宜的善良。 假如那天去办公室领的不是笔记本，而是笔记本电脑，我还会那么克制吗？假如费尔德曼出售的是甜饼那么大的一块金子，自动投币的顾客还会超过87％吗？如果哄骗一次比尔的人所得的车资能让他买一部新车，恐怕还是会有人提醒他警惕骗子，但这也可能是骗子自己放出的烟幕弹。因此，三个测试只是测试出人们在某一状态下的道德感。这样的好人还只是近似好人。近似好人不一定就是好人，他们是可以成为好人的，只是还需要有另外的测试，不是针对小人物在琐事上的道德水平，而是针对大家在大利面前的道德反应。尤其是大人物，因为他们更有机会隐形地靠近一笔巨大的公共财富。如果后者自律的数字也超过87％，那我们就可以彻底放下心来：这个世界能够信赖的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摘自《读者文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