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天，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开幕了。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1年 漫长、复杂、曲折而光辉的历程。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究竟是怎么确定的呢？本人即将出版的长篇传记文学作品《涛起涛落：张国焘的悲剧人生》（当代 中国出版社）当中，就提到了这件事。（本书主人公张国焘，曾经是北京大学高才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党员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及大会主席，中共第一届中央常委和组织部长。） 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天空里断断续续洒下几点细雨。在北京沙滩大街路北的一座新式小楼中，却丝毫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不时传出热切的人声。这座小楼系红砖所建，楼内是红漆地板、红漆楼梯，故世人亲切地称之为“北大红楼”。红楼的第一层主要作图书馆用，共分21个书库、6个阅览室。东南角上那一连2间的房屋，是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人声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根据我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我认为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团体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我愿以第三国际代表的身份，同意应邀参加座谈的各位成员为共产党员！” 一位高鼻梁、深眼窝、深褐色头发的外国人侃侃而谈，他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伊尔库次克局（即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他是1920年3月来华的，此次北大谈话肯定是在1920年3月之后的某一天。 在他旁边，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充当翻译。 “非常感谢共产国际对我们的支持！也非常感谢您，维金斯基先生。”一位穿着旧布袍子的人说道，他那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下发出坚毅的光采。此人正是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同志了！同志们，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将来是一定会开花结果的！”李大钊庄严地说。 一个方面大耳的同学立即鼓起掌来，他是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1897～1979年，原名张特立，江西萍乡上栗人）。他为自己能与李先生成为“同志”而高兴，一双眼睛里放射出激动的光芒。 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的积极表现让李大钊很是欣赏，便让他参加了这次与维金斯基的会谈。当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李梅羹、刘仁静等人。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维金斯基的想法和谋划，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不谋而合。 于是，李大钊写了封介绍信给维金斯基。这个俄国人即刻启程，赶赴上海去会见曾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正寓居沪上的陈独秀（1879～1942年，字仲甫，安徽怀宁人）。陈一听对方的来意，立刻喜出望外，当即表示要马上筹备相关事宜，并把维金斯基介绍给戴季陶、邵力子、张东荪等人。 当时《新青年》的主编是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星期评论》的主持人是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时事新报》的主持人是张东荪。最初，维金斯基就想把建党范围着落在这3家身上。 谁知他刚一提出此想法，首先吓倒了张东荪，他立即退出了。据茅盾回忆：“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叫‘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生，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 所谓“研究系”，原是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国学大师、维新领袖梁启超等人成立的“宪法研 究会”，后来便演变为“不再过问政治、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系”，以北京的《晨报》和上海的《时事新报》为机关报。张东荪作为《时事新报》主编，是 “研究系”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可他不愿意介入政治（如胡适博士所言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曾在张国焘 昔日于上海厮混的那段日子里与他过从甚密。然而，此时的张国焘却没有他那样的研究心态，倒成了后来的建党积极分子。 再过了些天，维金斯基的中国翻译杨明斋也搬到了上海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私宅，一群人开始讨论建党，由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但大家马上又对党的名字展开了激烈争论：到底是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也不能定夺下来，于是他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商量此事。 张申府（1893～1986年，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哲学家张岱年兄长），北大哲学系讲师，与李大钊关系密切，中国共产党3个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回忆说： “信写得很长，主 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谈。（大意如此。）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陈独秀在北大当过文科学长，认识的人很多，但有些人不搞政治，不 适于谈，而建党的事是秘密进行的。二是陈独秀在北京时，他和守常以及我经常在一起，他常到北大图书馆李主任办公室来（在红楼一层靠东南角的两间房子里）， 观点一致。他办《新青年》，我们经常写稿。民国七年（即1918年 ——作者注）十一月底办《每周评论》又在一起。每期刊印是在宣武门一个报馆里，我曾与李大钊同志去校对，彼此很了解。所以陈独秀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我和 守常可以谈，不是偶然的。当时建党究竟叫什么名字，还没有确定，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守常研究，就叫中国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我们回了信。” 其实，“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早已拉开帷幕。陈独秀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于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李大钊在北京积极响应。 补充：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中，曾称“吾党”为“社会党”，后来才改称为“共产党”。 但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 这一名称的还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他，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研讨了共产党问题，提出：“先要组织党 ——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 “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也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