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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童年体验的关系
在现代文学中，张爱玲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之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作家塑造的“时代新女性”不同，她描写的女性或庸俗、或浅薄、或放荡、或变态，就连一向被视为最高尚、最无私的母爱也被她刻画的千疮百孔，这些母亲形象黯淡无光，甚至被扭曲、异化，并且充满了调侃、亵渎和批判。
母亲形象的核心便是母爱。母爱的伟大和无私使人们把母亲神圣化，并把母爱当作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情感。冰心散文《南归展示出母亲呵护子女的博大胸襟；丁玲长篇小说《母亲》里的于曼桢，以年轻寡妇的身份求学、求职自立，表现出新女性的风采，然而在张爱玲犀利的笔锋下，我们看到，母亲的形象无力招架沉重的传统，她们感情扭曲、心灵异化，失去了母爱神圣的光环。张爱玲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应该归结于她的童年体验。
童年是人类生命的最初阶段，尽管短暂，却总能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尤其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来说，童年体验往往是难以磨灭的印痕。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其童年生活的重创和严重的母爱缺失有着直接关系。
二．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类型
(一)庸俗的母亲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母亲担负着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等职责。千百年来，中国人对母亲的敬重也正源于此。但是，也正式这种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对母亲的价值评判，铸就了一批又一批遵从“孝、道、礼、义”的贤妻良母的形象。
这样一类母亲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最多的，她们都是“良家妇女”，是传统型的母亲。比如心经中的许太太，面对女儿暗恋丈夫，而丈夫又与女儿的同学同居这样一个乱伦的事实，也只是忍气吞声，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家有一家的难处。”这个母亲在自己受尽伤害后，还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寻找退路，虽然令人唏嘘，但也不得不说这个母亲的确是生活在家庭的最底层，她不去想该用什么方法来阻止这种状况的发展，而是牺牲自己的尊严来捍卫这个名存实亡的家庭的尊严。说到底，这也是一种愚昧。
《年轻的时候中的潘太太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除此之外，潘太太只喜欢拔头上冒出的白发，或者是听绍兴戏，叉麻将，“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怄哭了。”一个浅薄、无聊的庸俗母亲跃然纸上。
在童年张爱玲的眼中，生母黄逸梵受过高等教育，但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也作不了主，嫁给张廷重后对于丈夫纳妾、狎妓之事也只装作视而不见。在她留洋期间，姨太太堂而皇之地住进张家，她也是不闻不问。母亲的学识和爱好都是高雅的，但思想却又如此庸俗，这些童年经验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之中，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冷漠自私的母亲
与庸俗的母亲相比，这一类母亲则是在感情与经济的冲突中，毫无例外地选择地选择了后者。《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自流苏受到哥嫂的排挤而向母亲寻求安慰时，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轻”，让自流苏回婆家做寡妇，过继个儿子，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当流苏趴在床上痛哭着，想抓住母亲作最后的哀求时，却发现母亲不知何时离开了。对于这种“恶意的缺席”，流苏心里终于明白：“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魔住了，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在《花凋》中，冷漠自私的母亲形象更是被刻画得淋漓尽致。郑川嫦生了病，“郑夫人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买，那是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所以她照顾郑川嫦只是出于女性的本能或者是心中那一丝愧疚，全然没有了爱的成分。郑太太对川嫦的情分显然不外乎“兽性的善”，不然她不会因为“丈夫是哄钱用的一等高手”，害怕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存着，而眼睁睁地看者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却无动于衷。说到底，这是出于人性的自私。’
那么，张爱玲在创作这一系列母亲形象时是否投射了她的母亲的影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后母的挑唆，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软禁起来，在此期间，张爱玲身患严重痢疾却无人问津，要不是仆人偷偷给她吃了一些药，她早就命丧黄泉了，而这一切都是冷漠残忍的后母一手造成的。后来，张爱玲逃出父亲家与生母住在一起。当年夏天，张爱玲的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是不回去了。母亲告诉弟弟说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因此无法收留他。弟弟哭了，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后来弟弟只得回去，带着那双篮球鞋。”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由于张爱玲童年时母爱的缺失才使她的笔下出现如此可怕的母亲形象。
(三)变态的母亲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在婆家长期受到排挤嘲弄，在丈夫和婆婆死后，紧紧抓住金钱，她的心理已经完全扭曲了。她将自己的一切不如意变本加厉地发泄在儿女身上。七巧看到女儿恋爱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内心便极端不平衡起来。因为女儿幸福的表情刺痛了她内心的伤疤。恼羞成怒的她把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怨恨全部疯狂地泼向女儿长安：“这些年来，多少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姜家门了，称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摆在脸上呀一一真叫人寒心!七巧还用许多恶毒的话侮辱女儿的人格，打击女儿在婚姻方面的自信心。这不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说的话，而是一个疯狂的失去理智的女人对自己仇视的同性的报复。张爱玲用她冷冰冰的笔写出了一个魔鬼似的母亲的变态心理与行为，解构了传统文学中以“爱”为核心的慈母形象，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写得如此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爱玲对这一类母亲十分憎恶，就像憎恶她的后母一样。张爱玲私自去生母家中住了两个礼拜才回来，那天进了家门后母就找茬打了她一巴掌。因为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张爱玲对她毫无感情可言，所以本能地便要还手，被仆人拉住了。但后母的举动却像发疯了一般，她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从此以后，在张爱玲的字典里，后母便成为疯狂和变态的代名词。这段痛苦的回忆伴随了张爱玲一生，也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意义
张爱玲的作品向人们证明着孤独与自私，也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这正是她从封建贵族家庭生活中体验出来的独特感受，是她熟悉的旧上海家庭生活的折射。从心理学讲，童年经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个体的童年体验常常为她的整个人生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她曾短暂地从生母那里获得母爱，但只是昙花一现。生母长期出国，父母离异，后母狠毒，使张爱玲感到了母爱的缺失，这种阴影反映到作品中便有了对母亲形象的否定和瓦解。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张爱玲所写的一系列母亲形象，真切地传达了张爱玲对人生的感悟、思索以及对文化败落命运的思考，她揭穿“母亲神话”即是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也是对人性的思考，对时代的思考，这种精神对后来人也是极具有启示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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