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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回来的人

 昵称8088609 2012-11-14

作者:潘洪刚

    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地主去拜访一位部落首领,他想从部落首领那儿要块地。首领说,你从这儿向西走,做一个标记,只要你能在太阳落山之前走回来,从这儿到那个标记之间的地就都是你的了。
  太阳落山了,地主没有走回来,因为走得太远,他累死在路上。
  贪心人走不回来,是因为贪。然而现实生活中还有一类人,他们不贪,可是也走不回来。
  有一次,我要在客厅里钉一幅画,请邻居帮忙。画已经在墙上扶好,正准备砸钉子,邻居却说:“这样不好,最好钉两块木块,把画挂上面。”我遵从他的意见,让他帮着去找木块。
  木块很快找来了,正要钉,他说:“等一等,木块有点大,最好能锯掉点。”于是我们便四处找锯子。找来锯子,还没有锯两下,“不行,这锯子太钝了,”他说,“得磨一磨。”
  他家有一把锉刀,锉刀拿来后,他又发现锉刀没有把柄。为了给锉刀安把柄,他又去校园边上的一个灌木丛里寻找小树。要砍下小树时,他又发现我那把生满老锈的斧头实在是不能用。他又找来磨刀石,可为了固定住磨刀石,必须得制作几根固定磨刀石的木条。为此他又到校外去找一位木匠,说木匠家有现成的。然而,这一走,就再也没见他回来。当然,那幅画,我还是一边一个钉子把它钉在墙上。下午再见到他的时候,是在街上,他正在帮木匠从五交化商店里往外架一台笨重的电锯。
  工作和生活中有好多种走不回来的人。他们认为要做好这一件事,必须得去做前一件事,要做好前一件事,必须得去做更前面的一件事。他们逆流而上,寻根究底,直至把那原始的目的淡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人看似忙忙碌碌,一副辛苦的样子,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起初,个别的人也许知道,然而一旦忙开了,还真的不知忙什么了。
  (选自《散文》2002年6期)


 
诗歌,抚慰美国人心头的创伤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恐慌惊惧的民众开始以诗疗伤,走出死亡灾难的阴影。原本是世界金融经贸核心枢纽的纽约,放眼所及随处是诗:商店橱窗、公共汽车站、华盛顿广场公园、布鲁克林区,罹难者相片旁钉着一页页宛似白玫瑰的诗行;在电脑网络空间,诗更成为了流通传输的大宗邮件。
  美国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曾宣言:“这是个值得体味的现象,面对危机爆发,人们不会希冀读一本小说,看一场电影,或者说:‘芭蕾舞可以给我们力量。’最后总是找上诗,我们只想倾听诗人的声音。”
  柯林斯用冰球守门员的角色,定义诗在现代生活中的关键位置:“球场上守门员看起来孑然孤立,一旦对手想攻门取分击败我们,诗是最后一道守备防线。”这位信仰诗的传教士,过去十年持续在公共图书馆推动举行定期的咏诗会,平常维持三四十听众的规模,恐怖事件劫后余生的周日,他意外发现,“参加者攀升到一百多位”。当天除朗读《致恐怖分子》谴责暴力外,会中还读了更多以爱为主题的诗作以抚平创痕,“这样我们为失衡的生活,添加一些有正面助力的砝码,回归现实的常轨”。
  纽约街头出现的分行文字,流露最多的无疑是生者对亡灵的哀悼和不舍之情,联合广场公园的一首印第安诗人的《海岸住民之歌》这样告别:“破晓时分我拾掇一束束香柏枝/清甜清甜的气味/枝柯为泪沾湿/那香甜或将悄存我手。”另一首悼诗来自叶芝:“我吐露的话语/我写下的文词/随他们不懈的羽翅飞翔/一路不止歇/直到在你悲泣难抑的心头落脚。”
  对从未遭战火肆虐的美国人而言,曾投身政治的有爱尔兰诗人叶芝、流亡的智利大师聂鲁达以及用诗表达另类思想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最足以代言当下的心声。网络上更风行英国诗人奥登控诉二战时期德国侵略波兰领土的《1939年,9月1日》:“无法描述死亡的气息/刺痛这九月的夜晚。”
 
人类不能没有诗意
 
  有人说,当今是一个诗歌失宠、诗意荒芜、诗情枯竭的时代。看看权力的膨胀、金钱的横行、人性的堕落、世风的日下,觉得颇有道理。然而读了此丈,我们要说:错!人类只要有一天需要精神的家园,就不能抛弃诗歌。当人们为眼前利益发狂时,当高科技带来物质丰富同时也造成精神贫困时,诗歌是不可或缺的灵魂安慰曲。“诗是最后一道守备防线”,它要防备的是爱心的枯竭和人性的失落,特别是在人类面临巨大灾难时。于旭的《诗歌,抚慰美国人心头的创伤》以质朴的语言触及了这一话题,让我们如临其境地目睹了人类寻找诗意的当代版。
  美国“9.11”恐怖事件无疑给自信得有些过头的美国人当头一棒(请注意,这里决不是对老大帝国的幸灾乐祸,而是从人性普遍弱点的角度透视心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许多美国人所表现出来的“9.11”综合症已不是一般的惊惧恐慌,而是对生存环境的焦虑甚至是对世界前途的失望。于是一场心灵自我“疗伤”的民间运动自发地开展了,因为此刻的人们特别需要寻找心灵的诗园。当今最繁华的现代大都市纽约“随处是诗”,在震撼心灵的伤痛之中,小说、电影已经退居二线,甚至漂亮而有力量的芭蕾也不是最保险的寄托之所,“最后总是找上诗”,人们“只想倾听诗人的声音”。当我们有些人热衷于在亡灵前宣读那种连死者自己也羞于接受的悼词时,纽约罹难者的相片旁钉着一页页宛似白玫瑰的诗行;当我们某些人正在批量制造和迅速传播着搞笑版短信息时,美国的电脑网络空间中,诗更成为了流通传输的大宗邮件。美国人坚信,只有用诗歌才能最好地哀悼亡灵,谴责暴力,控诉罪恶,疗救伤痛,抚慰心灵。
  有人说,人是最贪得无厌的动物,但人毕竟是有精神追求的高等动物,人类永远需要“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热衷于“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其内心深处也许还是诗意未泯的,当灾难来临时,平时再喧嚣浮躁的心绪也会趋向宁静平和。然而,但愿人类不要等到遭受灾难时才想起诗歌,而应当让诗意长存于世,久栖于心,我想,这大概便是人类自赎自救的真正良药。是啊,诗歌永远是人类失衡心灵的“正面助力”,在心灵的土壤上栽培诗歌的花卉,灵魂才能“回归现实的常轨”。人类啊,请永远不要怠慢诗歌!

内心的故乡

作者:林 白


很多年前,我从报上剪下了一幅川端康成的照片,他嘴角下垂,眼睛看着斜上方。那种孤冷、清寂和隐隐的惊恐,我从未在别的作家那里看到过。
  川端康成从他的幼年时代起就生活在一条死亡的河流里,两岁丧父,三岁失母,七岁时外祖母病故,到了十六岁,惟一的亲人外祖父也撒手而去。我想,一个在凄凉中生活、并且总是想着自己是孤儿的人,大概脸上就会停留着这种表情吧。
  我内心的表情是否正是如此呢?
  那种隐约的惊恐不安,是我最熟悉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边远省份的小镇上,三岁丧父,母亲常年不在家。我经历了饥饿和失学,七岁开始独自生活,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几乎就是一块专门砸向我胸口的石头,它的冰冷、坚硬和黑暗,我很早就领教过了。
  我不信任这个世界,怀疑一切人。八岁的时候,我的外祖母从乡下来镇上看望我,她给我买了我喜欢吃的叉烧包,但我却认为她在里面放了毒药。种种阴暗病态的念头一直折磨了我许多年。
  面对现实,我是一个脆弱的人,不击自碎,不战亦败。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写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宿命。
  我很早就开始记日记。文字就像我死去的父亲和远在别处的母亲,又像替我阻挡世界的厚厚的被子,它们从我的笔下,返回我的心脏;成为我黑暗中内心的光芒。现实被及时地忘记,人在幻觉中变得强大。文字们一个个手执剑戟,精勇突进,有多少凶恶的仇敌被它们一剑封喉;又有多少从未得到过的柔情,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经过文字,变成花瓣落回到自己的肩头。
  从日记出发,到达诗歌,又从诗歌到达小说,二十多年来,写作已经成为了我的生活方式。
  不写作我会陷入抑郁,情绪低落、焦虑、烦躁不安,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断了顿。写作则使我安静下来,重建信心,进入一种明亮的兴奋状态。写作顺利的时候我感到身体健康,人生美好,愿意活到一百岁。就这样,写作冲淡了我的恐惧感,它使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像我生命早期所看到的那样处处黑暗。
  我从版图最边远的省份来到北京。我的家乡北流县,有着古代流放犯人的关口,叫鬼门关,民谣里说的“过了鬼门关,十去九不还”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我成年以前并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事实上我更不满的是自己的生活,我在成长中焦虑、烦躁、惊恐不安,时刻盼望着逃离故乡,到远处去。我从北流到南宁,从南宁到武汉,最后来到北京。
  现在我在北京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十多年,就像我至今分不清它的东南西北,我同样无法洞悉这个城市的秘密。北京是一座伟大的城市,但它远在我的身外。“虽信美而非吾土”,有时我会想起古代诗人王粲面对一座壮美的楼阁时的感慨。
  就这样,故乡在我离开它多年之后才最终来到我的心里,只是此刻它早已面目全非。三年前我回北流,我看到,它比七年前变得更加崭新和陌生,我认识的街道已经消失,熟悉的树木不见了,大片的田野变成了工地。尤其是,我的母语也夹杂了一些普通话和广东话,这使它变得奇怪。有一次文联在一家宾馆里请吃饭,饭桌上全是本地人,但上菜的小姐每上一道菜都用普通话而不是本地话报出菜名。我想,如果今天我仍生活在故乡,一定也像一个异乡人吧。
  我住在东城一幢高层建筑的八层楼上,我女儿从五岁起就在阳台上种玉米,至今已经种了几年了,因吸不到地气,又没有充足的阳光,结果每年都不抽穗,女儿总是白欢喜一场。我想我有一半像这玉米,既不是城市之子,也不是自然之子。
  好在文学收留了我,我无根的病态和焦虑,以及与人隔绝的空虚感,都在文学中得到了安放。
  我先后从事过多种职业,现在成为了一个靠写作生活的女人。目前的情况是,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即使只有一万人买我的书,我就能以最低的生活水准生存下去,而不必看市场的脸色。
  我逐渐平静下来,这使我慢慢看到了他人的生存。
  我愿意看得更多一些,自2000年的5月到9月,我一个人独自上路,四次进出北京,沿着黄河流域,旅行了两万多华里。我看到了无数的田野和山脉,看到了乡村的集市和学校,老人和孩子,羊和牛,送葬的队伍和晒在马路上的麦子。我虽不擅长参与社会现实的写作,但我确信,对底层和弱势群体的关注会使我的内心变得健康一些。
  把自己写飞,这是我最后的理想,在通往狂欢的道路上,我这就放弃文学的野心,放弃任何执著。我相信,内心的故乡将在写作中出现。
  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再写作,就让文学像细菌一样潜伏在我的肌体里吧,让它们与我一起,与万物共生长,或者,与万物同消亡。
  我曾经如此畏惧这个世界,世界却以文学拥抱了我,我惟有感恩。
  (选自2002年第1期《百花洲》)

清洁天使

作者:一 冰


不久前,我到一个城市去拜访一位老朋友。中午,他开车把我带到很远的一家餐馆去吃饭。这家餐馆并不豪华,也没有什么特色。朋友领着我径直走到临街的一张桌前坐下。他点菜的时候,我透过宽大的玻璃窗观望这座新兴城市的街景。
  这里大概是市中心。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四处涌动着一股现代文明焦灼的气息,和我到过的每一座城市的市中心一样。但这座城市却出奇的干净,街道规划井然有序,街面十分清洁。我不禁暗暗称奇。
  扎啤端上来了,朋友沉静的话语连同清凉的啤酒一起涌进我的心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点点头,我最喜欢听人讲故事了。这时,我看到街边上撑着一把绿色的太阳伞,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静静地坐在里面。我从那里收回了目光。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极偶然地走进这家餐馆,也是坐在这个位子。那天我的心情糟糕透了,只想一醉方休。
  “我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街景,一边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啤酒。这时,我看到一对母女走了过来。年轻的妈妈虽然不是异常美丽,但她的娴雅的气质和幸福的微笑吸引了我气—这就是一个母亲的美吧!还有她的小女儿,大约三四岁,穿着一套白纱裙,头上扎两个蝴蝶结,打扮得跟天使一般。她一只手里拿着一支冰激淋,一只手被妈妈牵着,一蹦一跳地。我真羡慕她们的快乐。
  “忽然,她们停下来。原来是女孩把吃完的冰激淋的包装纸扔在了地上,年轻的妈妈指着包装纸,跟女儿和气地讲着什么。小女孩把包装纸捡了起来。随后,他们开始四处张望,我知道她们是在寻找垃圾箱——你别看现在的垃圾箱这么多,隔几步就有一个,但那时候很少很少。
  “这时,小女孩指着马路的对面,她发现那儿有个垃圾箱。我想,其实年轻的妈妈早就看到了,但她想能在这边找到,不想让女儿过马路,可是这边没有。我看到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指着马路对面,想让女儿把包装纸扔到那个垃圾箱里去。
  “小女孩拿着包装纸,活蹦乱跳地穿过马路。忽然,一辆小轿车像幽灵一样疾驰过来,随着一阵急促的刹车声,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女孩飞了起来,然后就倒在一片血泊里……”
  朋友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有谁能想到,女孩横穿马路,仅仅是想往垃圾箱里扔一张废纸!”
  “那——”,我用纸巾拭拭眼角,“女孩的妈妈一定很痛苦了。”
  朋友的手往窗外一指,“她在那儿——”,我揉揉眼睛,顺着朋友手指的方向,又看到了那把太阳伞,那个女人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坐着,痴痴地望着街心。我们坐的位子只能看到她的背影,看不到她的脸。
  朋友继续说:“女儿死后,她疯了,就在这里捡废纸、捡树叶,然后扔到垃圾箱里去。后来人们都知道了,都不再乱扔垃圾,还帮她捡拾。她捡不到东西了,就坐在那儿。我们这座城市里的人都认识她,市长为她特别安置了椅子和遮阳伞,每天都有人自发地组织起来,照顾她的生活;这里的每一处垃圾箱上都镶嵌了小女孩的照片,这让我们几乎都不忍心往里面放垃圾。我们都很感激她和她的女儿,是她们使我们这座城市干净起来了。”
  我默不作声。
  朋友说:“我们都把她当做天使,她飞翔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飞翔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田路旸摘自《读者》2002年9期)

草戒指

作者:铁 凝

    初夏的一天,受日本友人邀请,去他家作客,并欣赏他的夫人为我表演茶道。
  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我说的他家,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大学里的专家楼。
  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茶道不免因陋就简,宾主都跪在弓领草席上。一只电炉代替着茶道的炉具,其它器皿也属七拼八凑。但池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听池泽先生介绍,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平和宁静的姿容,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在这专注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草席上,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那文章说,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要不断称赞“好茶!好茶!”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潇洒、自由的融合。不似中国,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淡,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可抒怀,亦可恣肆。显然,这篇文字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
  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沓。是眼前一簇狗尾活泼了我的思绪,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
  我猜想,这狗尾巴草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问过女主人,她说是的,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草,这些草便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簇狗尾巴草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我的心思便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草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
  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狗尾巴草,茎纤细、坚挺,叶修长,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毛茸茸的圆柱形花序活像狗尾。那时太阳那么亮,垄沟里的水那么清,狗尾巴草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那些女孩子不理会草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揪下这草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草穗单拿着草茎编成戒指的,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但心儿开始闪烁了。
  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草,她们也编戒指,拿麦秆儿。麦收过后,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秆儿,麦秆儿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草帽辫的。常说“一顶草帽三丈三”,说的即是缝制一顶草帽所需草帽辫的长度。
  那时的乡村,各式的会议真多。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那机会,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胳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秆儿。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草帽辫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编制的便是这草戒指,麦秆儿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棱形花结的,“ ”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在手指,把手伸出去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伸出去的手,这夸奖,这贬低,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于是无缘无故的笑声响起来,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喝斥。但笑声总会再起的,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
  那麦秆儿编就成的戒指,便是少女身上唯一的饰物了,但那一双双不拾闲的粗手,却因了这草戒指变得秀气而有灵性,释放出女性的温馨。
  戴戒指,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细致的规则吧。但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唯有这草戒指,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无人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已婚的将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会散了,你还会看见一个个草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一根草呗。
  少女长大了,大到了出嫁的岁数。只待这时,她们才丢下这麦秆儿,这草帽辫儿,这戒指,收拾起心思,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嚼清”——讨价还价。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腴,那看来缺少风度的“嚼清”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还会有买线的闲钱么?她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而嚎啕,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当婚后她们自己做了母亲,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么?于是她们就在声声“嚼清”中变作了新娘,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肩膀,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
  那草戒指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比如婴儿的兜肚,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
  她们的男人,随了社会的变革,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他们当中,靠了智慧和力气终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手的新郎官,他们甚至有能力给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24K什么的,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24K什么的。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夏日来临,在垄沟旁,在树阴里,在麦场上,她们依然用麦秆儿、用狗尾巴草编戒指:棱形花结的,“社”字花结的,还有那扭结而成的“雕”花。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指的手。
  却原来,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哪里又有能够称出草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
  却原来,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真金,而是草。
  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草的可贵了。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么?它替代着鲜花,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草了。一定是全世界的女人都看重了草吧,草才不可被替代了。
草·戒指·人生
  《草戒指》是铁凝的散文代表作。
  铁凝,河北赵县人,1957年9月生于北京,1975年始发表作品,至今发表约150万字。在中国当代众多的女作家中,铁凝以其特有的风格,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心。她的作品,无论是,卜说还是散丈,大多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和事,用细腻的笔触关注着中国女性的生存空间,反映着她们独特的内心世界。
  《草戒指》正是向我们展示着女性细腻的情感和朴素的人生理想。“草”本是极普通极卑贱,随处可见的东西,而戒指呢?则是属于极高雅极华贵极不易得到的东西,但世界往往就是在大反差中完成了它的结构与创造,于是“草”便成了“戒指”,于是人生的美,更熠熠生辉了。
  草,普通,卑贱,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再普通再卑贱的事物也自有它的价值所在。“眼前的一簇狗尾巴草”“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这草成了池泽夫人茶道中的重要一环;“那些女孩不理会苹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揪下这草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这草被女孩子们扎成各种生动的形象,充盈着烂漫的童趣;“麦秆儿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棱形花结的,“ ”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在手指,把手伸出去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草更被女孩子们编成戒指,成了灵心巧手的展示和美好心愿的寄托。这里的草和遍野的草本没有什么不同,但经过人的摘取和心的编织就成了一种别有情趣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东西了。
  草戒指是低贱的,更是高贵的。它的高贵正是因为它成了乡村孩子展示灵性以及寄托美好追求包括爱情情思的载体。“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胳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秆儿”,“这伸出去的手”,“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释放出女性的温馨”。草戒指的高贵正体现着它寄托了女孩的表现欲和对美的追求,正是这样,当时间流逝,以前的少女变成了新娘,以草为传媒的经历永远沉淀在了她们的心底,她们的憧憬和追求却全都遗传给了她们的子女,这些子女又重复着一个个草戒指的梦,又演绎出一个个纯朴而美丽的故事,即使生活富足,“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指的手”,那一只只戴着草戒指的手又伸展成一道道最有魅力的风景。
  铁凝意味深长地写道“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而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许许多多纯美的东西其实是最朴素最卑贱的,而最朴素最卑贱的东西,何以成为最纯美的?我想,全是因了人性本身的一种需求,而美就是在需求中才闪现的。
  或许草戒指的美就在这里:它不是价格,而是需要,是憧憬,是意愿,是女性纤细而朴实的情感寄托。
  本文灵活的写法,也显示了作者娴熟的艺术技巧和自然的风格。《草戒指》描写的是草戒指所寄托的中国女性对美的追求,但作者却从日本茶道写起,写到几棵普通的草在特定的情况下代替了美丽的花,这样似乎写远了,实际上却从侧面写出了草在特定时刻的特殊效果,为下文直接写少女对草戒指的热恋张本,很好地烘托了主题。
  《草戒指》一文中,作者所显示出的看似随意却是圆熟的技法不正如少女们随手编织的草戒指般娴熟而寄意深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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