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昆虫也。灰白色、浅黄色或黑色，头小，腹大，卵（称虮子）白色，寄生在人或猪、牛身上，吸食血液。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如果不是跟随接受改造的父母到了穷乡僻壤，恐怕一辈子都不可能把这种注解与实物对应上，只不过这种吸血昆虫不知道从哪年哪月开始已经不见了踪影。
当年受剥削阶级出身父母的“牵累”，幼小的我被“运动”到盐碱地上，四处张望后，却发现了“革命运动”以外的人类的淳朴。村民们的热情接纳，让惊恐的幼小心灵受宠若惊，从此把母亲告诫的“宠辱不惊”忘得干干净净。
或许是几代没有净化掉的骨子里的农民成分作祟，我一下子就与当地孩子融洽了。先是会说当地土语，紧接着与农民子弟有了“血”的联系——生了与村民们身上一样的虱子。吸了村民血的虱子又来咬我；喝了我的血又去吃村民，分不清是谁的虱子，谁的血了，这大概能称“血肉相连”了吧。
开始生了虱子时，浑身奇痒难忍，抓破的皮肤一片一片的，心绪乱极的母亲没有当回事，只说水土不服，过段日子适应就好了。可自从跟母亲炫耀跟邻居家的小姑娘学会自己捉虱子开始，在引起母亲高度重视的同时，也被母亲限制了部分的“人身自由”：可以和当地孩子玩儿，但不能近距离接触；每天从外边回来，必须站在堂屋把所有的衣服换下来，换下来的衣服马上扔到院里的开水盆中。好在我们是夏天到的村子，没几天就发现了虱子，在母亲惊恐万状地把全家所有人的衣服被褥都煮了一遍以后，虱子在衣服被褥上基本绝迹了。
但接下来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从3岁留起来的长发里也有了虱子，虽然很少，但虮子（虱子卵）却几乎将一头黑发“染”成花白。虮子抱在头发上牢牢的，用杀蚊药、杀虫药稀释后洗，都没有效果。邻居奶奶来家里串门时建议，把长发剪成“小子头”吧，母亲扭头望向我的一瞬，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从三岁才开始留头发，刚刚能留起的辫子就要被剪掉，女孩娇弱的心承受不起的。然而母亲只看了我一眼，就转向老奶奶：不用剪了，我想办法。然后就是习惯地转向我笑了笑。
那一笑，化解了我所有的恐惧，我知道母亲的笑是春风，能吹化冰冻，能吹绿旷野，能填平沟沟壑壑，能让生活继续。像我刚刚记事时看到的：“文革”抄家后，面对家徒四壁和围拢着她的几个儿女，她也是笑了一下跟我们说，只要人在，什么都不是问题。于是，生活继续，只是房间空旷了许多，而母亲带领儿女们用无声的欢笑又将房间重新充溢。当1966年中学毕业的大哥上山下乡注销了城市户口的第二天，才四十多岁的母亲竟一夜之间有了丝丝缕缕的白发。为了淡化儿女们对她的担心，母亲手抚花白短发，又是一笑，自嘲道：原来以为一夜白头只是作家们的夸张，事实证明一夜白头有生活依据。这是在怎样的一份母爱和强大精神支撑下，才能举重若轻般化解子女们的担忧！从那刻起我知道了母亲的无所不能。
在那样的境况下，如果不是因爱女心切，母亲无论如何都不会那么快地做出不剪头发的决定还有其他的理由。直到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回到久违的城市，心境彻底改变，而我也有了坚强神经可以承受回忆的时候，我曾抚摸她满头花白的头发问过，那样的境况下，跟我满头的虱子战斗是如何做到的？母亲淡然一笑：爱你们的过程我只有享受，要说有什么不安，只是觉得你们跟着父母遭罪，父母却保护不了你们，所以只有加倍爱你们。手一下子停在她的头上，而我的心却蓄满泪水。
那一年与虱子大战正值暑假，母亲狠心将我与伙伴隔绝，只要有空闲就抱着我的头一根一根地将青丝上白白的虮子顺发拽下。又怕伤了发根，也怕我疼，本来急脾气的母亲，用从未有过的耐心，在几天的工夫里，遍数了无数的发丝。假如虱子知道它的子孙在我身上绝迹，该怎样后悔当初寄生错了地方啊。
经常回想，一个无忧无虑的年龄与虱子相遇，一场无声无息的“人虱之战”将母爱演绎得淋漓尽致。而母爱对于母亲虽然是甜蜜的享受，但特殊时期又何尝不是煎熬？假如不是曾经的“人虱之战”，那种无力保护子女的不安，对善于将爱埋在心底的母亲来说，于我深浓得永远也化不开的母女情，恐怕她会无处排解，无以补偿。其实母亲不知道，只要有她在，只要她的笑容在，对儿女来说就没有苦痛可言。从面对虱子困扰时，母亲给我的一如既往的微笑开始，我就知道了爱与笑同在，而笑是母爱和若春风般的一种表达。
四十多个春秋过去，慈母已经不在，岁月也让近天命的当年的小女孩的黑发有了丝丝的银白，可发丝上牵动的母爱永驻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