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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窗春呓》是欧阳兆熊与金安清合著的一本小书，书中有不少地方写到曾国藩。 欧阳兆熊字小岑，湖南湘潭人，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信中，以前我还以为他是曾国藩的小舅子、大舅子什么的（曾国藩岳父姓欧阳），看了这本书，才将两人的关系彻底弄清楚。 闲话休提，说正事。 曾国藩驻节安徽那阵，曾在衙门前挂了一个举报箱，要求官民对地方事务提出批评，举报可以匿名，这样一来，告讦之风大起。一些官员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自己被诬告，他们求教于一名老讼师。老讼师说：“不出三天，我就可以让它停止。”这些官员以为老讼师吹牛，都哈哈大笑，没想到第二天，举报箱真的撤了。原来老讼师一日之内偷偷写了几十封举报信，每一封举报信都是指责、攻击曾国藩的，老曾气得两眼冒烟，第二天，他将举报箱悄悄摘了下来。 湘军驻扎在祁门时，曾国藩不顾周围人的极力反对，自带部队攻打徽州。结果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副将叶小鹤阵亡。曾国藩羞悔得再也不肯回大营，他写好遗嘱，准备自杀。部下纷纷写信劝他：“死这种事必须重于泰山，凡欲求死的人，一定要追求死的场所，休宁不是您赴死的地方”。又说：“您是两江总督，两江之地都是您的地盘，什么叫做进？什么叫做退？咱觉得祁门处于万山之中，又是绝地，不如退至东流，兼顾南北两岸，现在应该早一点定下方案，何必以退为耻呢？”部下之信寄出后，没几天曾国藩就回来了，又过了十多天，果然移节东流，只是他没有给部下回一个字。 在提携李鸿章一事上，曾国藩心中也打过“小九九”。驻节东流，曾国藩想向朝廷推荐江苏巡抚人选，又觉得周围无人可当此重任，欧阳兆熊认为李鸿章不错，曾国藩却认为“此君难与共患难耳！”在老曾看来，李鸿章当年协助吕贤基守安徽时，一见形势危机就像鞋底抹了油一般开溜；就在此前不久，他们师徒又为湘军是否应该驻节祁门、可不可以弹劾李元度闹过意见，李鸿章因此出走，曾国藩担心自己推荐了李鸿章，李以后变成白眼狼（曾国藩一向善于识人，但在这一点上，他还真是错看了李鸿章）。 曾国藩有时滥杀无辜。他手下有个年轻副将叫李金旸，打仗非常勇敢，在江西战败被太平军抓住，此君想尽办法逃了出来。营官张光照控告李金旸通贼，曾国藩认为张光照诬告上司，先将其正法。随后他又下令将李金旸处斩，理由是：李金旸虽非通贼，既然打了败仗，亦有应得之罪。欧阳兆熊问曾国藩为何这样做？曾国藩回答：“左季高、赵玉班俱称其才可大用，若不能用，不如除之。且江西纷纷言其通贼，吾既违众而戮张矣，亦何能不稍顺人心乎？”用人头去“稍顺人心”，曾国藩做得够出格了。 欧阳兆熊跟曾国藩不是一般的关系。曾国藩当年会试落榜，回家的路上患了重病，非常危险，欧阳兆熊通医，为之诊治，一治就是个多月，直到曾国藩痊愈，两人因此成为好朋友。曾国藩领兵后，老想报答欧阳兆熊，几次邀其做官，都被欧阳兆熊谢绝，不过两人时相过从。欧阳兆熊在私人文献里记述曾国藩的一些轶事，只是出于求真的考虑，无意丑化自己的朋友。 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身上充满种种互相对立、彼此矛盾的性格因素，然而，假若我们考虑到他置身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曾国藩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封建官员。比如明知举报自己的人胡说八道，他只是有些生气，没有挖地三尺去追究，在权力不受制约的环境中也算比较君子；兵败徽州，心里清楚部下的规劝是对的，却要假装自己的回心转意与他人无关，固然有些虚伪，但比固执己见、一错再错可爱得多；最初不愿提携李鸿章，怕他难共患难，这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完全可以理解。滥杀当然不对，但专制下的官员几乎都有杀人立威的嗜好，晚清最高统治者慈禧一生杀人无数，有太监、宫女、读书人、大臣、皇族、皇妃……我们很难要求曾国藩一个人按现代人权标准去带兵。何况，欧阳兆熊记述的只是初做疆臣的曾国藩的情况，越到后来，曾国藩为人越是低调、宽容，对下属也越有爱护、悲悯之心。 “圣人”曾国藩其实就是从“混蛋”曾国藩一步步变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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