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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汉族的形成
北方汉族取代南朝百越南蛮的主体民族地位
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县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安徽省黄池—方村—峨桥—钟仓北—铜陵县西南—铜陵市东—大通—马牙桥—高坦—牌楼—瓦垅—长江—莲洲—石牌—二桥—怀宁东—金拱—唐湾—主簿—鹞落坪—湖北、安徽省界—黄湖、官湖、龙感湖南岸—望江县南—华阳—香口—马垱—彭泽—湖口—九江市东—九江县—范家铺—湖北、江西省界—武穴南岸—长江—黄石—大冶北—梁子湖—渡普西—长江南—白螺—洪湖西岸—潜江南—江陵—秦市南—调弦口—石首—黄山头东南—湖南省官垱—安乡县西保、和堤—澧水—益阳西北军山铺—官庄—七甲坪—松柏—里耶—湖南省界—尧市—江口北—花桥北—龙头庵—小横垡西—新建—中方—楠木坪—漠滨—湖南、贵州省界—广坪西—响水坝—靖州县—溪口—广西省堂坊—百里村南—安和南—灌江源头—黄关—湖南、广西省界—清江桥—渡水—高木塘—塘田市—花桥—高溪市—大忠桥—阳明山—金陵—欧阳海—郴州苏仙区—上渡西—大源—栗源南—湖南、广东省界—莽山西—连州县—连南县—连山县北永和—大宁—桂岭—里松—贺州北—望高—钟山北—牛庙—沙田西—步头西—黄姚—昭平县—文圩—头排—罗秀—黄茆—东乡—桂平西山—石龙—古樟—石牙—武宣—黔江—大湾—龙岩—迁江—加方—古零—仙湖—甘圩—丁当—坡造—海城—朔良—永乐—阳圩—坡洪—印茶—南圩—那桐—中东—屏山—全茗—大新—新和—雷平—那岭—硕龙）之间，自秦汉以来都有大量汉族移民。
第一次大移民发生在西晋永嘉元年至南朝宋泰始二年的150年里，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洞庭湖流域；其二为“司豫流人”（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到达的地点是鄱阳湖流域；其三为“青徐流人”（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其到达的目的地是太湖流域。这次移民使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分野超过秦岭淮河一线并成为吴、湘两大系南方汉族的基本源流。南迁的流民计90万，约占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苏皖二省就占移民总数将近一半，江苏有些区段呈高度集中状态，今南京以东至镇江一带北方侨民甚至比当地土著居民还要多。由于迁徙时间集中，侨寓地区集中，侨居方式又多是聚族而居，因此北方方言必然要对土著方言发生冲击。一方面使宁镇以西北地区奠定了江淮官话的最初基础，另一方面，又使镇江以东原有的吴方言受到影响，失去一些原有的特征。楚人在战国时期半华夏化，自大量中原移民到达湖北，汉族移民数量开始超过当地的楚人数量，江北的楚人彻底汉化，湖北地区开始操一种汉语方言，这是西南官话的雏形。
第二次大移民发生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从湖北荆州至湖南常德一带，因移民而增加户口十倍。在太湖流域，人口也有显着增加，吴县移民可能占到全县户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加还引起政区的增置，分润州（今镇江）设置升州（今南京)、又分宣州置池州。在江西，移民数量也很大。赣东北的饶州户数净增四倍多、洪州增三分之二、吉州增五分之一。由襄州沿着汉水南下经郢、复至鄂，诸州户口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连移民路线都斑斑可考。这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洞庭湖地区，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到达江、湘者，则产生了新湘语的萌芽。江西北中部则出现赣、客语的共同源头，将吴语区与湘语区隔开来。唐末黄巢起义使部分人移入闽赣山区，为客方言的产生准备条件。
第三次大移民发生在北宋靖康之难至蒙古入主中原之时，其中最重要的是靖康元年（1126）至绍兴十二年（1142年）间的移民。移民总人数500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今东南各省，甚至远至福建、广东都有北方移民，比较集中的地区是苏南浙江一带，更加密集的移民区则是从苏州至宁波一带，当然高度集中是在杭州城里。这样集中的移民对语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使杭州与苏州都一度出现杭（州）音与北音，苏（州）音与北音对立并存现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演化，苏州的北音已消融，但杭州的北音，因移民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顽强保留到今天，故杭州城里从明朝至今一直是吴方言区里的一个特殊的方言岛。因此次移民散布面比前两次要宽，除苏南浙北以外，对各地方言特征的影响不如前两次深刻。但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客家方言的逐渐形成。闽西、赣南的移民部分更迁往粤东北地区，于是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区因为与北方方言隔离开来，成为客方言形成的良好地理环境，并在日后使梅县成为客方言的中心。第三次大移民还造成西南官话向广西的传播。
元代以后，自北而南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再出现。东西向移民最重要有以下两桩：江西向湖南移民从五代开始直到明清之际，持续七八百年之久，使湖南原有的湘语发生质的变化，由近而远带上程度不同的赣语特征而湘东地区可以算作赣语范围。福建向广东、海南移民大致也从五代开始。福建山多田少，在中唐以后又接受大量北方移民，如闽南的泉州元和时期比天宝年间户口多出50%，因此人口过饱和现象很快突现，向广东移民不可避免。首先向邻近的潮汕地区迁移，而后向西扩散，越过珠江三角洲（因为这里早由操着粤方言的汉人所开发）进入粤西南沿海地带到雷州半岛，再到海南岛。也有直接来到海南的，那往往是经商失败的闽人。在两宋之际与宋末金、元相逼之时，更是大量涌来。从地方志和族谱记载来看，福建移民的原籍多是兴化（今莆田、仙游)、泉州、漳州人，他们将莆仙方言与闽南方言散布在海南岛和广东省两端的近海地带，并在珠江三角洲留下了一些闽方言岛。
历经汉、三国、南朝、唐宋1500年的汉族中央政权统治，楚汉战争、黄巾之乱、靖康之难时期，又有大量北方汉族移入，巴蜀人与汉人逐渐融合，开始汉语族蜀语支。南北朝时期，几十万僚人（百越）入蜀，融入汉族，所以很多四川人身高比较矮大概与此有关。宋蒙巴蜀地区的酷烈攻防战持续了50多年，四川人口相对于南宋锐减了80%以上，剩下不到100万人。元末四川人口恢复到200万人，随州人明玉珍率领20万湖北人进入四川，与元军大战10多年，川人（不含明部）剩下的不到70万人。洪武年间，以麻城为代表的湖北人大量迁入四川。明末清初，四川的兵燹战乱连续长达三十多年，如张献忠、明、清、三藩等，川中人口不到60万，于是“湖广填四川”出现了，四川的外地移民占了总人口的80%。所以四川话就是湖北话为主、涵合当地土著的蜀语支语言而形成的，属于西南官话。
元、明两代及清初接连不断向云南、贵州地区派去大量军队，实行屯田制度。包括随军的家属，四百年内，移入云贵地区的人口达百万之多。清代中期，在四川人口逐渐增加以后，又有大批移民在政府鼓励下迁到云贵地区。两次移民使云贵地区的汉语方言纳入西南官话的体系中，但与四川湖北方言又不尽一致，某些地方带有江淮官话的特征。
在秦岭、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的汉族血统有90%，这里的汉族无疑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于越国被半华夏化的楚国灭掉后，越人南溃，湖北楚、蛮涌入吴越地区；后来由于北方战乱而南逃上海-苏南一带的中原汉族人逐渐增多，超过了当地吴越；湖南是汉族与大量江南楚、蛮（长沙蛮，苗、瑶、畲族祖先）杂居；江西是北宋汉族与江南楚、蛮、山越等百越杂居。由于江（苏南）浙、湖南、江西的汉族人是北方远东人种与南亚人种的混血，所以属于南方远东人种，而这里未汉化的百越后裔(苗瑶畲族)则属于黄种人南亚人种。被藏缅化的百越（彝族）也属于南方远东人种；日本的“底脯”成分是70%的通古斯族和30%的百越南岛族，属于南方远东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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