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

休谟

贝克莱在都柏林给予世界他的经验论的形而上学不久之后，在爱丁堡诞生了一个哲学家，他采用经验主义原则极端地反对形而上学，他就是休谟（David Hume）。休谟1711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地位较低的旁系贵族家庭中。作为较早守寡母亲的年幼的儿子，他不得不在世上自谋生路。12岁到15岁之间，他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文学与哲学，据他说，他喜爱这两门学科。他于是开始准备申请一个法律职位，但是不久之后放弃了，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除追求哲学和普遍知识之外任何东西都存在一种难以克服的厌恶”。

尽管这样，他在布里斯托的确尝试在一个糖果公司谋求一个商业职位；但在那里做过四个月的办事员之后，他确信商业生涯不适合自己。他决定依靠他继承的微薄遗产过节俭的生活，他漂洋过海来到法国，在那里乡村生活消费并不昂贵。从1734年到1737年，他居住在昂儒的拉弗莱什，笛卡尔曾在那里的教会学院接受过教育。休谟利用学院图书馆，撰写他的第一部著作，一本重要的著作《人性论》。

回到英国，他在出版这本著作时遇到许多困难，当著作完成时，他为其接受问题感到沮丧。“我的《人性论》比任何其他文学作品都更加不幸，”他在自传中写道。“它在出版社死而复生。”然而，在他死后，它获得了巨大的声誉。18世纪德国的观念论者以及19世纪的英国观念论者将它作为他们批评经验论的对象：他们痛恨它，但同时他们敬畏它。

20世纪英国经验论者赞誉它是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哲学著作。当然，与笛卡尔以来的任何哲学家的著作相比，这部著作连同休谟后来更为普及地陈述它的观念一起，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拉弗莱什小镇为其对哲学的贡献引以为豪。

《人性论》以三卷本出版，前两卷（《论知性》与《论激情》）1739年出版，第三卷（《论道德》）1740年出版。这部著作的目的在第一版的副标题中显露无遗：《一种将经验的推理方法引入到道德问题的尝试》。休谟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一种心理学的工作，牛顿在物理学中已经做过这种工作，通过在道德问题中运用经验的方法。他开始提供一种观念之间关系的陈述，这些观念是与身体之间的重力引力相当的东西。像因果性与责任的观念已被形而上学家混淆，它们第一次得到清晰的阐释。所有科学都受益：不是在知识的边缘建立小的城堡，如今我们能“直接进入到这些科学的府第或中心，进入到人性本身”（T）。

《人性论》第一卷开始就设定心灵内容的经验主义的分类（“认识”）。这包含许多像洛克和贝克莱认识论那样的基础，但是休谟将认识区分为两个层级，印象与观念。与观念相比，印象更有力、更活跃。印象包括感觉与情感；观念是涉及思考与推理的认识。休谟详尽地阐释记忆与想象的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想，他赞同与强化贝克莱对洛克抽象观念的批评。

在第二部分篇幅留给空间与时间的观念之后，休谟在一节题为“认识与可能性”中呈现出他最具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思想。休谟论证道，所有知识超越感觉直接传达的东西，它们取决于因果的观念：正是通过那些观念，我们发现过去所发生的，同时联系到未来要发生的。因此，我们必须严密分析这些观念的起源。

他认为，因果性的观念不能源于对象的任何内在特质，因为差异最大种类的对象只能是原因与结果。相反，我们必须寻找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明白原因与结果必定彼此相随，原因必定先于结果。而且相随与连续不足以让我们宣称两个对象是原因与结果，除非我们注意到这两类对象在连续中的联系。但这不是充分的：如果我们从它的原因中推论一个结果，我们认为，在一个原因及其结果之间必定存在一种必然的联系。

在许多篇幅的巧妙论证之后，休谟将我们带入到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之中：并不是我们的推论取决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是必然的联系取决于我们从一个到另一个做出的推论。必然联系的信念并不是推理的问题，而是习俗的问题。旨在让我们远离这种相对的学说，休谟陈述了他自己对于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分析。在用一个部分探讨知性，这部分将它新颖的怀疑论置于古代与近代的其他怀疑论的阐释语境之中，他从而为这卷画上圆满的句号。这个部分在一节庆祝的言说中结束，休谟在其中否定了哲学设想的自我存在。

《人性论》的第二卷致力于激情或情感，休谟正在追随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的足迹。但就他与那些唯理论的思想家相比较而言，这个主题变得更加重要。因为他的心灵哲学将这些激情归因于诸多控制，它们将这些控制看做是理性活动 因果的推论只是诸多实例中最显著的而已。

休谟告诉我们，激情是一种特定印象。在将感知区分为印象与观念后，他进一步区分首要的与次要的印象：感官印象以及自然的痛苦与愉悦构成这部著作的主题。特殊的激情比如自豪与谦逊，或者爱与恨得到有趣的详细探讨。这部著作最令人吃惊的结论是激情与理性之间的探讨的许多冲突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我们被告知，理性本身没有能力产生任何行为：所有自愿行为由激情激发。理性从来不能控制激情，激情只能由相反的激情控制。这个论题不应该困扰我们：“理性仅仅应该是激情的奴隶，从来不能为任何其他的工作伪装，除了服务与服从激情”（T II. 3.3）。

在第二卷最后，显然，休谟的伦理体系正沿着非常不同于任何传统道德哲学的道路前行。既然理性不能驱使我们去行动，道德判断不能是理解的产物，因为这些判断的全部目的主导我们的行为。理性要么关系到观念的联系要么关系到事实的情形，但这二者都不导向行为。只有激情能主导行为，理性既不产生也不判断我们的激情。“更喜欢破坏整个世界而不喜欢用我的手指挠痒并不是与理性相违背的。”理性能做出的事情包括决定由激情激发的对象的可能性，决定获得它们的最好的方法。休谟用一段著名的段落总结他对理性与激情的评论：

在每个道德体系中，到目前为止我遇到的，我总是认为作者在通常的推理方式中浪费许多时间，确立上帝的存在，或者思考人类的事情；忽然之间我惊奇地发现，并非通常的命题与是或者不是相关，我面对的命题与一种应该或者不应该相关。这种变化是难以觉察的；然而，这是最终的结果。（T III.1.1）

一种“应然”不能来自一种“实然”，我们必须得出的结论是，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区分不是理性的结果而是一种道德感的产物。

基于这一点，休谟在这卷的第二部分继续探讨正义与非正义，在第三部分中，他探讨其他自然的德性诸如仁爱与精神的伟大。他断定道德区分的主要源泉是对他者的同情。正义受到赞同是因为它倾向于公共的善；公共的善对于我们来说是冷漠的，除非同情使我们对它产生兴趣。“德性被视为目的的一种手段。只要目的得到评价，目的的手段也得到评价。但是陌生人的幸福只是通过同情来影响我们”（T III. 3.6）。

对一个二十多岁的人来说，《人性论》是一个非凡的成就，休谟因为它的接受效果而备感沮丧，这也并不令人奇怪。他从最初的绝望中恢复过来，并确定书的错误是外在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相应地，1740年，他出版了这部著作匿名的简写本，尤其它的因果性理论。在随后两部匿名的著作之后，《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 1742）得到很好的接受，他用通俗的方式重写了《人性论》的许多内容。《人类理解研究》与第一部著作同时在1748年问世（一个稍微不同的标题），在1751年重新出版（一个定版）。它略去了早期对时空的考察，但是新增一章论奇迹，这大大地冒犯《圣经》正统的读者。也是在1751年，休谟出版了《道德原理研究》，这是《人性论》第三卷的一个缩写本与修订本。

1745年，休谟在爱丁堡申请一个哲学教职，没有成功，但是他得到了作为安娜德拉的年轻的马奎斯(Marquis)的私人教师岗位。紧接着，他成为一个远亲克莱尔将军(General St Clair)的随从，在奥地利继承权的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并远征到布列塔尼半岛。1747年，在战争的尾声，他跟随这位将军并作为外交使节到过维也纳与都灵。他最终尝到甜头：他炫耀他有1000英镑的积蓄，他被同时代的人描绘成为类似“一个海龟吃奥尔德曼”。1751年，他成为爱丁堡律师部门的图书管理员，他与姐姐在这座城市安家。

在1750年代，休谟的哲学著作开始有了销路，并获得名声或者至少恶名。他告诉我们，“神职人员以及真正的神职人员的回应，一年发生两三次。”但是他自己的著作发生一个新转向。在1754到1761年间，他撰写了六卷本的英国史，带有强烈的英国保守党偏见。的确，在他的一生中，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而非哲学家更加著名。

1763年，在七年战争结束时，休谟成为英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在六个月时间里，他在一个大使与另一个大使之间作为联络员。他觉得这个环境最适宜自己，与哲学家比如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 Alembert)交往，并与包福勒(Comtesse de Boufflers)陷入了一场优雅的爱情，回到英国后，他们在一系列情书中继续交往。他带着瑞士哲学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一道回到了伦敦，因为卢梭害怕在欧洲大陆受到迫害。对于休谟友善的努力把他视为朋友并保护他，卢梭难以交往的品性得到证实，1767年，在一次公开争吵之后，这两位哲学家分道扬镳。休谟的政府任职生涯结束，从1767到1769年，他在格拉夫顿公爵的政府中任较低级别的秘书，为北部部门服务。他退休回到爱丁堡，一直生活到1776年直到去世。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修改一系列的《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对自然神学进行哲学的攻击，并在死后的1779年出版。令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他详细记述休谟最后的疾病）遗憾的是，他安详地去世，谢绝宗教安慰。他留下一个简要的自传，1777年由他的朋友经济学家斯密(Adam Smith)整理出版。斯密自己对休谟有这样的写照：“从整个一生来看，我总是这样评价他，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不断趋近一种有完美智慧和品德高尚的人的观念，正如人性弱点或许将得到承认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