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流浪儿童的生命能换来什么？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潘采夫
作者：潘采夫核心提示：社会的不自由，并不是对社会冷漠的理由，如果只是悲哀和叹息，而没有具体的行动，没有自我的组织，没有行动的热情，那你期待的理想社会何时才能到来？我们从内心应该知道，那5个流浪儿童的死，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一份责任。不知那5个孩子的死，能换来我们深深的自省和自觉的行动吗？ 近日，贵州省毕节市5名流浪儿童死于一个垃圾箱，他们在生火取暖时由于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这起人间惨剧令公众陷入震惊，人们无法接受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竟然还有如此可怜的儿童，还有如此贫困的家庭。在巨大的现实反差与心理冲击之下，公众和媒体掀起了问责浪潮，让当地政府难以招架，处理一批官员以应付舆论的同时，也紧急出台一批救助流浪儿童的措施。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措施，仿佛流浪儿童的好日子就要来了，五个流浪儿童以他们的死，但真的会这样吗？但经验告诉我们，也许没这么简单。 舆情汹汹之下，当地政府出台措施极为迅速，不仅扩大救助工作人员编制，还开通流浪乞讨人员求助电话，在街道设立救助指示牌等等，看上去至少在毕节，流浪儿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与儿童的惨死同样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家庭触目惊心的贫困，“家徒四壁”完全不足以形容其惨状，父母与孩子不仅一无所有，而且你从他们的表情里看不到希望。如此严重的贫穷，再得不到有效的扶助，就是产生流浪儿童最合适的土壤。儿童在严防死守之下即使呆在家里，他们的境况又比出去流浪好多少呢？所以，挽救一个家庭，才能真正拯救孩子，据我所知，这样的贫困家庭在贵州不在少数，政府准备怎么着手解决呢？ 儿童最重要的两个成长之地，一是家庭，二是学校，家庭已是如此，学校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知道，5名流浪儿童，有4名辍学，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当地的教育状况。去年，教育部长袁贵仁称：“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中国的小学减少了一半，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初中减少了六分之一，从6.4万所减少到5.5万所。”学校撤并是教育下的一盘大棋，但这种剧烈的格局调整，以及“农民上楼”“撤村并校”等政策的背景下，毕节的中学辍学率达到近7%，小学教育虽然没看到统计数字，但辍学率增加是肯定的。这种基础教育的倒退，使儿童保护问题更加严峻。如果教育问题不解决，救助儿童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又能起多大作用？ 事件发生以后，毕节政府出手很快，孩子所在区镇负责人、孩子所在小学校长、当地民政部门负责人被免职、停职，看似雷厉风行，其实不过是被动反应。但从记者了解情况看，不能说当事人毫无作为，比如去年底5个孩子曾离家出走，就是民政部门发现、安置，并送回家里。4名孩子辍学，老师就多次动员他们回学校，但孩子们拒绝上学，唯一的在校儿童出走第二天，校长就和老师一起上门家访，当地派出所也多次送这几个孩子回家。这些部门都做了工作，并非严重渎职，但悲剧依然发生了，这显然是整个社会救助系统出了问题，而不单单是某个部门的失职。如果5个流浪儿童的生命，只是换来几个负责人的停职，而不是对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和反思，那并没有什么意义。 在人为灾难出现之后，民间激烈问责，政府疲于应付，已经成了固定模式。在毕节惨剧中，我没有发现民众参与社会救助的影子，只是事发之时，民众才开始群情激奋。这是自然的事，因为政府扮演的是十项全能选手的角色，把整个社会事务给管控起来，事无巨细，大包大揽，不容民间社会自我管理，而民众由于被迫事不关己，遂索性袖手旁观，出了事情之后，只能问责政府，并不反思自身。这就是官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的分裂，实际上一个健全的社会，民众对社会事务的自我管理，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政府所无法替代的。如果这出惨剧能让政府明白到，政府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领域力有不逮，从而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鼓励民众管理社会事务，官方民间共同搭建社会救助系统，这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救助能力。当然这就上升到了制度层面，等于要求政府出让权力，如果权力机构只警惕权力的归属问题，那么，所谓搭建社会救助体系仍只是一句空话。 而老百姓自己，也自有反思之处。社会的不自由，并不是对社会冷漠的理由，如果只是悲哀和叹息，而没有具体的行动，没有自我的组织，没有行动的热情，那你期待的理想社会何时才能到来？我们从内心应该知道，那5个流浪儿童的死，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一份责任。不知那5个孩子的死，能换来我们深深的自省和自觉的行动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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