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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晚11点半，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留守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孩子是自杀还是意外，暂时不得而知，但四个年幼生命夭亡，足以让人心生悲戚。况且又是毕节，悲戚中更是多了几分愤怒。 同样的地方，类似的悲剧一再上演。2012年，5名留守儿童冻死在垃圾箱；2013年，5名留守儿童放学路上被农用车撞死；2014年，10余名留守女童被教师强暴，最小的仅8岁……一而再的教训，为什么没人汲取？ 犹记得当初儿童冻死垃圾箱的悲剧之后，毕节市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市、县（区）财政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元用于保障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 现在我们不仅要问，说好的一对一帮扶、6000万经费，都在哪呢？从新闻来看，农药中毒的这几个孩子，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父亲外出打工，母亲“被人拐跑”，爷爷奶奶过世，外公外婆虽在世，但都年纪大了，无力照顾。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几个孩子的父亲为何长时间弃他们于不顾，固然是要追问。生计再艰难，也不能完全放弃一个为父者的责任。但除此之外，当地政府的兜底责任，更值得追问。 在垃圾箱冻死儿童事件之后，当地补救措施看起来很有力，从逐一排查、一对一帮扶、6000万元这几个关键词，就可见一斑。当地官员的表态也很沉痛，毕节市市长陈昌旭“非常痛心、十分惋惜、深感内疚”，坚称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可是时过境迁，悲剧仍在上演，这些年当地政府到底做了些什么，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在社会转型，乡村凋弊的大背景下，留守儿童注定是一个沉重的公共议题。共青团毕节市委曾作过一次全面的统计，全市有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因父母双双外出打工而留在家里的留守儿童有164608名，占适龄入学儿童的10.6%。这些孩子们有家庭崩解的危险，在时代断裂中左支右绌。他们深受现实与心灵的多重伤害，在所谓的现代文明里孤独的成长，甚至凋谢。 保护好孩子，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底线要求。据报道，贵州毕节是“科学发展观”的萌芽地，但若孩子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当地科学发展还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当地经济条件落后，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孩子的兜底理应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基本的执政理念。不能总是出了事，急忙表决心，出台临时的应急举措，然而执行贯彻情况却只有天知道。 这些可怜孩童的死因要调查，当地政府在救助留守儿童方面是否存在失职，更要调查、追责。只有严肃的问责，才能倒逼地方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型，让官员把更多精力用在孩子身上，用在雪中送炭，用在真正的科学发展上。 留守儿童都是因为父母为脱贫致富、改变命运而被迫“抛弃”在农村的，他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孤儿”。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现代文明冲击着传统文化，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危机同样急迫。 4兄妹之死，是家庭的悲剧，亦是社会的悲剧。在如今“大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下，还有多少隐秘在偏远山区的孩子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现实的悲凉，让人想起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文明社会本该避免。只要还有类似的事件发生，每一次呼吁和问责都是必要和有意义的，希望对孩子的关怀和保障能提升一点，再提升一点。 （凤凰评论原创出品，版权稿件，转载请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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