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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晚，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又见中毒悲剧，又见留守儿童，发生在贵州毕节的4名儿童集体中毒身亡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除了事件本身的惨痛外，“毕节”也是一个非常醒目的关键词，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年前同样发生在毕节的5名男童因中毒死亡在垃圾箱的悲剧。 贵州毕节如一个被诅咒之地。 2013年12月，5个孩子在放学路上被农用车碾死；2014年4月，毕节曝出小学生被教师性侵案，此案至少涉及12名女生。 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地区，毕节地区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这似乎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必然痛点。当悲剧再次重演，如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曾经关于制度救济的信誓旦旦上，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来自制度范围内的救济是如何失灵的？是否真正做到过逐一排查，一对一帮扶？如果有，这四个孩子是如何成为漏网的悲剧？更值得审视的是，在公共承诺与现实兑现之间的差距，到底隐匿着什么样的治理之殇？四个孩子已经成为永远的殇痛，追责从悲剧本身而言已于事无补，而追责的价值在于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它需要严苛的问责，更需要细致的制度补救。 这不是贵州毕节一个地方的悲剧。根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也达3500万。他们的境遇或许不至于如这四个孩子般糟糕，但是，一个温暖而完整的家，却依然是他们遥不可及的奢望。他们不应成为社会被遗忘的群体，更不应成为悲剧的无辜牺牲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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