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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诗唐诗中的地位是什么

 江山携手2 2012-11-24

初唐四杰诗唐诗中的地位是什么

初唐四杰诗唐诗中的地位是什么

匿名提问

2009-09-22 16:11:59 发布

4个回答

    • d2xtf9q | 2009-09-22 16: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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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称“孤篇压全唐”的名诗。
       春 江 花 月 夜
       年代:唐代
       作者:张若虚
       体裁:乐府
      《春江花月夜》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来抒写真挚感人的离别情绪和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完全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后人评价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足见其非同凡响的崇高地位和悠悠不尽之深远影响。该诗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和"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等皆是描摹细腻、情景交融的极佳之句。
      《全唐诗》中存诗仅两首的张若虚,在唐代灿如繁星的诗人群里实在毫不起眼,然而真正爱国学、爱唐诗宋词的人,想必都知道张若虚及其著名诗篇《春江花月夜》
       据说《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始创于那个“全无心肝”的陈后主陈叔宝。然而陈叔宝究竟在这个美丽的题目下写了些什么,却因诗已失传,无从知晓。荒淫无道的隋炀帝杨广倒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两首《春江花月夜》,不过只五言四句,短浅空洞。陈叔宝还写过一首《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在文论中与《春江花月夜》并提,诗也还留存于世,虽是七言,却仅六句,况且肉麻得紧,与隋炀帝如出一辙,都是臭名昭著的宫体诗。
       宫体诗以宫廷为中心,以艳情为内容,描红点翠,堆香砌玉,浮华荒谬,空虚无聊;从梁陈到隋唐,百余年间,主宰文坛,造成诗国的黑暗,遗下无数罪孽。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作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会被人鄙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诗歌完全成了荒淫腐朽生活的点缀,建安气质、魏晋风骨早已荡然无存。唐前期的诗歌创作沿袭了南朝文风,诗人们“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就是大唐开国创业英主李世民也不能免俗,表现不出象宋太祖赵匡胤《日出》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的气魄。李世民对诗人张昌龄的文澡很赏识,但张昌龄等应进士科不第,李世民问原因,考官说他们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李世民也就默认了。
       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同时入霸诗坛,称为初唐四杰。四杰在古诗向律诗的过渡中起到了开拓作用。文武双全的裴行俭对四人却十分轻视,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虽有文才,浮澡浅露,不象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知县,其余人能得好死就算不错了。这些评说足见新诗的发展道路艰难。对打破宫体诗的束缚、铺平新诗发展之路,初唐四杰是有贡献的,杜甫评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个评价既是对当时诗坛基本态度的客观反映,也是对四杰诗的确评。
       在六朝浮华文风笼罩下,宋之问、阎朝隐等宫廷幸臣成了诗坛上一伙把头式人物。卢照邻和骆宾王始终在齐梁余风里打转,王勃和杨炯又一个早死、一个远宦,因此初唐四杰的成就并不大。成就最高的王勃也不过给我们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类的好诗句,而几乎没有令人振奋的好的诗篇,更不要说为盛唐诗人提供典范。把大唐引进诗歌朝代的,也许正是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
       闻一多先生曾给这首诗以极高的评价:“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渎亵。”又说“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说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可估计的。”
    • qra15 | 2009-09-22 17: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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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号称“孤篇压全唐”的名诗。
       春 江 花 月 夜
       年代:唐代
       作者:张若虚
       体裁:乐府
      《春江花月夜》沿用陈隋乐府旧题来抒写真挚感人的离别情绪和富有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语言清新优美,韵律婉转悠扬,完全洗去了宫体诗的浓脂艳粉,给人以澄澈空明、清丽自然的感觉,后人评价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用《西洲》格调,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李贺、商隐,挹其鲜润;宋词、元诗,尽其支流",足见其非同凡响的崇高地位和悠悠不尽之深远影响。该诗中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和"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等皆是描摹细腻、情景交融的极佳之句。
      《全唐诗》中存诗仅两首的张若虚,在唐代灿如繁星的诗人群里实在毫不起眼,然而真正爱国学、爱唐诗宋词的人,想必都知道张若虚及其著名诗篇《春江花月夜》
       据说《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始创于那个“全无心肝”的陈后主陈叔宝。然而陈叔宝究竟在这个美丽的题目下写了些什么,却因诗已失传,无从知晓。荒淫无道的隋炀帝杨广倒留下了现存最早的两首《春江花月夜》,不过只五言四句,短浅空洞。陈叔宝还写过一首《玉树后庭花》,常被后人在文论中与《春江花月夜》并提,诗也还留存于世,虽是七言,却仅六句,况且肉麻得紧,与隋炀帝如出一辙,都是臭名昭著的宫体诗。
       宫体诗以宫廷为中心,以艳情为内容,描红点翠,堆香砌玉,浮华荒谬,空虚无聊;从梁陈到隋唐,百余年间,主宰文坛,造成诗国的黑暗,遗下无数罪孽。南朝士族生活优裕,偷安成习,以能作五言诗作为表示自己是士流的手段,如果不会作诗就会被人鄙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诗歌完全成了荒淫腐朽生活的点缀,建安气质、魏晋风骨早已荡然无存。唐前期的诗歌创作沿袭了南朝文风,诗人们“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就是大唐开国创业英主李世民也不能免俗,表现不出象宋太祖赵匡胤《日出》诗那种“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的气魄。李世民对诗人张昌龄的文澡很赏识,但张昌龄等应进士科不第,李世民问原因,考官说他们文风浮靡,不是好材料,李世民也就默认了。
       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同时入霸诗坛,称为初唐四杰。四杰在古诗向律诗的过渡中起到了开拓作用。文武双全的裴行俭对四人却十分轻视,说士人要有远大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虽有文才,浮澡浅露,不象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知县,其余人能得好死就算不错了。这些评说足见新诗的发展道路艰难。对打破宫体诗的束缚、铺平新诗发展之路,初唐四杰是有贡献的,杜甫评四杰诗说“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个评价既是对当时诗坛基本态度的客观反映,也是对四杰诗的确评。
       在六朝浮华文风笼罩下,宋之问、阎朝隐等宫廷幸臣成了诗坛上一伙把头式人物。卢照邻和骆宾王始终在齐梁余风里打转,王勃和杨炯又一个早死、一个远宦,因此初唐四杰的成就并不大。成就最高的王勃也不过给我们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类的好诗句,而几乎没有令人振奋的好的诗篇,更不要说为盛唐诗人提供典范。把大唐引进诗歌朝代的,也许正是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
       闻一多先生曾给这首诗以极高的评价:“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渎亵。”又说“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说张若虚与他的《春江花月夜》“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可估计的。”
    • lujieweine | 2009-10-30 10:5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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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当宫廷文士仍把诗歌当作点缀升平的风雅玩物时,诗坛上逐渐崛起了一批锐意变革的新进诗人。他们志同道合,互通声气,使诗歌重新担负起歌唱人生的使命,而展现出新的时代风貌,唐诗由此获得了真正的转机。他们就是被称为“初唐四杰”的卢照邻(约630—680后,有《幽忧子集》)、骆宾王(约638—?有《骆宾王文集》)、王勃(650—676,有《王子安集》)、杨炯(650—693后,有《盈川集》)。
        四杰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以年辈言,卢、骆大约比王、杨年长二十岁左右。在他们之前,诗坛上也曾出现过不与宫廷诗风合流的人物,如太宗贞观年间的王绩就是一例。他有感于隋唐丧乱之际变故迭生,无意于仕途争逐,遂在隐逸生活中追求桃花源式出世理想的满足。他的一些吟咏村居生活的诗篇,语言质朴,不事雕琢,显示出与宫廷诗迥然不同的特色。如《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以即目触兴的写实手法,描绘田园生活的恬静,透露出对世乱的隐忧。但王绩的诗在当时只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且其风格主要踵武陶渊明,缺乏四杰那种开拓一代新风的内在力量。
        初唐四杰都是英姿逸发的少年天才。骆宾王生七岁即能诗,被称为“神童”。杨炯年十岁即应童子举,翌年待制弘文馆。王勃十六岁时,被太常伯刘祥道称为神童而表荐于上,对策高第,拜为朝散郎。卢照邻二十岁即为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张鷟《朝野佥载》)。但是在仕途上,他们又都是坎坷不遇的。
        四人中,仅杨炯官至县令。年少志大,才高位卑,这种人生经历与我们在《概说》中已有说明的时代特点相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文学创作。
        初登诗坛,他们就表现出睥睨古今的锐气和勇气。卢照邻说:“圣人方士之行,亦各异时而并宜;讴歌玉帛之书,何必同条而共贯?”(《南阳公集序》)“其有发挥新题,孤飞百代之前,开凿古人,独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此乎!”
        (《乐府杂诗序》)王勃说:“孔夫子何须频删其诗书,焉知来者不如今;郑康成何须浪注其经史,岂觉今之不如古。”
        (《感兴奉送王少府序》)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当然得之于时代的激发。他们看到“虞、李、岑、许之俦,以文章进;王、魏、来、褚之辈,以才术显;咸能起自布衣,蔚为卿相”(卢照邻《南阳公集序》),激起了他们敢作敢为的热情。“莫言贫贱无人重,莫言富贵应须种”(骆宾王《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人生贵贱无终始,倏忽须臾难久恃”(卢照邻《行路难》),这些出自他们笔下的诗句,表现了社会中下层人物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期待。他们正是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文学生涯。
        四杰不仅以诗文兼长齐名海内,而且相互呼应,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改革文学风气,以“开辟翰苑,扫荡文场”(王勃《山亭思友人序》)自命。他们的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当代的宫廷文学。从杨炯的《王勃集序》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基本态度: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琢。……
        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蔽,用光志业。
        所谓龙朔初载的“文场变体”,是指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又称“上官体”),其特点是“绮错婉媚”(《旧唐书》本传),致力于修辞性装饰性的美,而缺乏诗歌所应有的激情和生气。这其实也是宫廷诗歌的通病。四杰一方面汲取前人之长,一方面对诗坛陈旧保守的遗风陋习发起挑战,在这过程中,以刚健壮大的审美追求,开始改变唐诗的面貌。
        初唐四杰拓新了诗歌的主题和题材,使诗歌摆脱了颂隆声、助娱乐的虚套,面向广阔的时代生活,用现实的人生感受,恢复了诗中清醒而严肃的自我。
        他们以寒士的不平批判上层的贵族社会,否定了贵族社会秩序的永恒价值。四杰中较早的卢、骆,都写过一些长篇巨制如《长安古意》、《帝京篇》等。这些诗对帝京的风物以及豪贵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其思想情调却有迥然不同之处。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极写车骑、宫殿、林苑、妖姬、歌舞的豪华后,笔锋突然一转: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在流动不已的宇宙中,荣华富贵不过如过眼烟云,终归幻灭;
        而这种穷奢极侈的生活又建筑在多少失志人们的贫困之上,尤见荒悖可恨。骆宾王的《帝京篇》也有同样的笔法:
        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也是由敷陈炫耀转为揶揄嘲讽,以失志不平的愤懑取代了歆羡和赞慕。诚如陈熙晋为骆诗作笺时所云:“本在摅情,非关应制。”(《骆临海集笺注》)初唐诗风之转向,实发端于此。
        他们以匡时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热情,为诗歌注入了高情壮思和倜傥意气。卢照邻在《咏史四首》中,赞颂了“处身孤且直”、“唯唯何足荣”的季布,“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的郭泰,“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的朱云,较之左思《咏史》诗更显得激昂。骆宾王屡以创建英雄勋绩自许,如“勒功思比宪,决策暗欺陈。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他在从徐敬业起兵后尚作《咏怀》诗,中有“阮籍空长啸,刘琨独未欢”之句,表现出眼高一世的卓荦气概。杨炯的《从军行》在苍凉的戎马氛围中,直抒不甘庸碌为生的胸襟抱负: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种梗概多气的风貌,与建安诗颇有相近之处,但其时代内涵却又不相同。
        他们拓宽了诗歌的视野,使之从宫苑台阁走向江山和塞漠,从而便于容纳丰富得多的感情内容。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秩满后回洛阳,途中曾写有《巫峡》、《西陵峡》、《广溪峡》诸诗。这些诗展现了雄奇瑰伟的山水画面,同时也披露了诗人的豪迈襟怀,如《西陵峡》最后云:
        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行旅相赠言,风涛无极已。及余践斯地,瑰奇信为美。江山若有灵,千载伸知己。
        这种以风涛为美的眼光和胸次,在那些习于吟咏月露芳草的宫廷诗歌中是见不到的。骆宾王曾从军西域,后又北游幽燕,集中颇多描写边塞题材的篇什,如《早秋出塞》、《边城落日》、《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诸如“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边城落日》)这样一些诗句,以及对征人边愁的抒写,都富有生活实感,非一般泛泛的乐府拟古之作所能比肩,可说是首开唐代边塞诗之先声。
        在前人偏于游戏性和应酬性的题材中,他们也注入人生热情,表现出自我的个性。例如咏物诗,在以前很长的时间内,主要是文人墨客使才逞博的文字游戏;纵或有所寄寓,大多也只是为了增添诗意,并非热情涌发,故仍不离游戏的性质。到四杰则往往托物寄慨,使之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投影。如卢照邻在《失群雁》一诗中,借“惆怅惊思悲未已,徘徊自怜中罔极”的孤雁自喻,为自己“羸卧空岩”的不幸命运悲鸣恸哭,诗中颇具悲激之气。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更为人所熟知: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隋以来文士颇好咏蝉,大体在写物的同时,加入一些标榜清高的意味,如虞世南的《蝉》便是典型的例子。骆宾王此诗,名为咏蝉,实际深深切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即使在囚禁之中也仍有一股孤傲之气溢于言外。又如赠别之诗,四杰也力去应酬文字的陈套,而每每和游宦不成的悲凉之情、客子深沉的乡思结合起来。王勃这一类作品最多,其中《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尤为脍炙人口: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歧路分手,他乡送别,本来令人感伤,诗中却以豁达爽朗的感情出之,使人不由得联想起曹植的诗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赠白马王彪》)胡应麟《诗薮》评此诗曰“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这里所说的“兴象”和“气骨”,正是四杰对唐诗最重要的贡献所在。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上的力求振拔,不仅表现为内容的拓展和充实,而且也表现为形式的创新和完善。他们要以新的章法和节奏,来表现新的情绪,在诗歌语言上也作出了向生活靠近的努力。大体而言,卢、骆喜作五、七言长篇,其功尤在七言歌行一体;王、杨则以五言律、绝取胜。
        七言歌行本是梁、陈以来七古和骈赋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由于它吸取了六朝乐府中的蝉联句式,和近体的对偶与声律,逐渐形成了工丽整炼而又婉转流走的风格特色。卢、骆创造性地发挥了这种诗体之所长,大大加强了它的抒情性,丰富了它的表现力,使之成为“极能发人才思”(《诗薮》语)的新体制。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在章法上是以体物铺张始,而以抒情议论作结;在句法上是以骈为主,以散行骈;在用韵上多四句一转,且平仄相间,丝毫不爽,形成一种紧锣密鼓式跳荡起伏的明快节奏,凡转韵处又多用蝉联法接字而下;在用语上则不仅运用大量的叠字、叠词,而且往往用俗语虚词加强语调,以传神情。骆宾王的歌行还参以汉代大赋的笔法,因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容量都呈现出耸人耳目的壮观。他的《帝京篇》和《畴昔篇》长达二百多句,前者类京都大赋之制,后者类赋中纪行、述志的综合。但以赋入诗不只是为了张大气势,其中自有激荡的情思和磊落的风神在。如《畴昔篇》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富于戏剧性的坎廪遭遇和豪侠风概,在回顾少年意气、诗苑盛会、吴楚风物的同时,又时时穿插以节序之悲、失路之叹和衔冤之恨。这首诗可说是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梁园吟》一类作品的张本。经卢、骆之手,七言歌行“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綮”(《诗薮》),成为以后李白、李颀、高适、岑参一路诗人所喜用的形式,其开拓之功是不容轻忽的。
        王勃、杨炯今存的诗以五言律、绝为主,仅王勃有一首七律。这和同时代的文章四友略同,而与稍后的沈、宋相异,这证明七律较五律成熟要晚。值得注意的是,王、杨较之卢、骆,诗歌语言更趋明净凝炼,由工密趋于流宕,六朝以来繁缛绮藻的流调已得到进一步的洗削。尤其是王勃的五绝,情景交融、含思蕴藉,用语不啻口出而情韵丰厚,推进了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如《始平晚息》:“观阙长安近,江山蜀路赊。客行朝复夕,无处是乡家。”《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在短小的篇制中做到了神固气完,说明唐诗的语言已经走向成熟。
        初唐四杰以他们重刚健、重气质的创作实践,在诗坛上起到了解放诗歌的作用。“长风一振,众萌自偃。……积年绮碎,一朝清廓。……后进之士,翕然景慕,久倦樊笼,咸思自释。”(杨炯《王勃集序》)他们构成了唐诗发展中重要的一环。

         王勃;骆宾王;杨炯;庐照陵四人被后人称为“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骆宾王、卢照邻、杨炯、王勃。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答案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就是初唐四杰即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


      初唐四杰:
      指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的经历处境相近,皆少年多才,位卑名高,故其作多有怀才不遇之感,他们的诗重视抒发一己之情怀,出现了一种壮大的气势,具有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用语质朴,对唐代诗歌扭转齐梁以来绮靡艳丽的余风有所贡献.



      王 勃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为隋末大儒王通的孙子,王通生二子,长名福郊,次名福峙,福峙即王勃之父,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六合县令、齐州长史等职。可知王勃生长于书香之家。

        关于王勃的生卒年,至今尚有歧说。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卒,年28岁。据此,王勃应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而王勃《春思赋》载:“咸亨二年(671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据此推算,则当生于高宗永徽元年(65O年)。此为王勃自述,当可信,所以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王勃生于永徽元年(650年),卒于上元三年(676年),生年27岁。王勃是初唐诗坛上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只活了27岁,确实令人痛惜。

        王勃自幼聪慧好学,为时人所公认。《旧唐书》本传谓王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与兄才藻相类,父友杜易简常称之曰:此王氏三珠树也。”又有杨炯《王勃集序》说:“九岁读颜氏《汉书》,撰《指瑕》十卷。十岁包综六经,成乎期月,悬然天得,自符音训。时师百年之学,旬日兼之,昔人千载之机,立谈可见。”太常伯刘公称王绩为神童。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王勃上书右相刘祥道,中有“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之语,求刘祥道表荐。刘即表荐于朝,王勃乃应麟德三年(666年)制科,对策高第,被授予朝散郎之职。此时的王勃,才14岁,尚是一少年。

        沛王李贤闻王勃之名,召王勃为沛府修撰,十分爱重他。当时诸王经常斗鸡为乐,王勃闹着玩,写了一篇《檄周王鸡》,不料竟因此罹祸,唐高宗认为是使诸王闹矛盾,将王勃赶出沛王府。其实王勃此次受打击,并非真的因《檄周王鸡》而触怒高宗,而是因才高被嫉,所以杨炯《王勃集序》说他“临秀不容,寻反初服”。王勃被赶出沛王府后,便去游蜀,与杨炯等放旷诗酒,驰情于文场。《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初唐四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集团。作为一个集团,他们反对六朝以来颓废绮丽的风气,提出一些革新意见,开始把诗文从宫廷引向市井,从台阁移到江山和边塞,题材扩大了,风格也较清新刚健,对于革除齐梁余风、开创唐诗新气象,起了重要的作用。讲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唐代文学史,没有不讲到王杨卢骆的。

        王勃所遇到的第二次打击,是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犯罪。咸亨二年(671年)秋冬或第二年年初,王勃从蜀地返回长安参加科选。他的朋友凌季友当时为虢州司法,说虢州药物丰富,而他知医识药草,便为他在虢州谋得一个小小的参军之职。就在他任虢州参军期间,有个叫曹达的官奴犯罪,他将罪犯藏匿起来,后来又怕走漏风声,便杀死曹达以了其事,结果因此而犯了死罪。幸亏遇大赦,没有被处死。此事甚为蹊跷,王勃为什么要保护罪犯曹达,既藏匿保护又怎能将其杀死。据新旧《唐书》所载,王勃此次被祸,是因情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官奴曹达事,有人怀疑为同僚设计构陷王勃,或者纯属诬陷,不无道理。总之王勃两次遭受打击,都与他的才华超人有关。

        这次被祸,虽遇赦未丢掉性命,但宣告了他仕途的终结,也连累了他的父亲。王福峙因儿子王勃犯罪,被贬为交趾县令,远谪到南荒之外。王勃远行到交趾去看望父亲,途中溺水而死,从而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王勃的死,是渡水时遇难不幸而死,还是自杀,无从查考,总归是怀着一腔愁愤离开人世的。

        王勃诗文俱佳,不愧为四杰之首,在扭转齐梁余风、开创唐诗上功劳尤大,为后世留下了一些不朽名篇。他的五言律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杰作,久为人们所传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已成为千古名句,至今常被人们引用。而王勃最为人所称道、千百年来被传为佳话的,是他在滕王阁即席所赋《滕王阁序》。对此事,《唐摭言》所记最详。

        上元二年(675年)秋,王勃前往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时,正赶上都督阎伯屿新修滕王阁成,重阳日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前往拜见,阎都督早闻他的名气,便请他也参加宴会。阎都督此次宴客,是为了向大家夸耀女婿孟学士的才学。让女婿事先准备好一篇序文,在席间当作即兴所作书写给大家看。宴会上,阎都督让人拿出纸笔,假意请诸人为这次盛会作序。大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都推辞不写,而王勃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晚辈,竟不推辞,接过纸笔,当众挥笔而书。阎都督老大不高兴,拂衣而起,转入帐后,教人去看王勃写些什么。听说王勃开首写道“南昌故都,洪都新府”,都督便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又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督不得不叹服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唐才子传》则记道:“勃欣然对客操觚,顷刻而就,文不加点,满座大惊。”

        《唐摭言》等书所记,或者有些夸张,但王勃《滕王阁序》,确实为不朽之名篇。王勃于南昌阎都督宴上赋《滕王阁序》的佳话。实乃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动人的故事。《新唐书》本传说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说;“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卧,忽起一笔数之,初不窜点,时人谓之腹稿。”据此可知王勃文思敏捷,滕王阁上即兴而赋千古名篇,并非虚传。

        王勃作为古代一位极富才华的作家,未及而立之年便逝去,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王勃虽然只活了27个春秋,但著述仍很多,曾撰《汉书指瑕》十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舟中纂序》五卷,《千岁历》若干卷,可惜皆佚失。今所传者,唯《王子安集》16卷,也非全本。何林天教授点校整理的《重订新校王子安集》,收录了辑自日本的一些佚文,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骆 宾 王
         骆宾王(约640~684)唐代诗人。义乌人。七岁能赋诗,善属文。传有咏鹅诗:

      “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成年后为道王李元庆府属。李使自言所能,宾玉不答。唐高宗未年,调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人为侍御史。武则天当政,骆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骆在狱咏蝉,有云:“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情高洁,谁为表余心?”以抒悲愤。出狱后,被贬为临海县丞,弃官游广棱,作诗明志:“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自立,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骆宾王为徐府属,起草著名的《讨武氏檄》:“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暗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慷慨激昂,气吞山河。武则天读至“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皇然问:“谁为之?”或以宾王对,武则天感叹日:“宰相安得失此人?”及徐敬业兵败被杀,骆宾王下落不明。

        骆宾王是初唐著名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在四杰中他的诗作最多。尤擅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为初唐罕有的长篇,当时以为绝唱。骆还曾久戍边城,写有不少边塞诗“晚凤迷朔气,新瓜照边秋。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豪情壮志,见闻亲切。唐中宗复位后,诏求骆文,得数百篇。后人收集之骆宾王诗文集颇多,以清陈熙晋之《骆临海集笔注》最为完备。


      杨炯(650~693?),华州华阳(今属陕西)人。幼聪敏博学,善属文。高宗显庆四年举神童,翌年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制举登科,授校书郎。永淳元年迁太子府詹事司直,充崇文馆学士。武后光宅元年,以其从弟神让预徐敬业讨武事,坐累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为婺州盈川令。卒于官。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四杰”。其诗清骨明姿,雄浑整肃,文质兼备,一扫六朝浮靡之气。工于格律,闲于对偶,其五言律为律体成熟之标志。


      卢照邻(约636~695后),唐代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治今河北涿县)人。与王勃、杨炯、骆宾王并称“四杰”(见初唐四杰)。卢照邻年少时,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初为邓王府典签。极受邓王爱重,比之为司马相如。高宗乾封(666~668)初,出为益州新都尉。秩满,漫游蜀中。离蜀后,寓居洛阳。曾被横祸下狱,为友人救护得免。后染风疾,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凿颍水,环绕住宅,预筑坟墓,偃卧其中。他“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著《五悲文》以自明”(《新唐书》本传)。由于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长期病痛的折磨,终于自投颍水而死。卢照邻的生卒年,史无明载。武则天登封于嵩岳,卢照邻说到“后封嵩山”及其高宗咸亨四年(673)所作《病梨树赋》序“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推断其时已年近40,咸亨四年下距登封元年为22年,则其生年约在太宗贞观十年(636),去世时约60岁。《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都说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著录为10卷。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幽忧子集》均为 7卷。《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即据 7卷本《幽忧子集》,并作《补遗》。傅璇琮著有《卢照邻杨炯简谱》。  
    • pbvmaeylb | 2009-10-30 11: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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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乐府诗
      汉代乐府诗

      定义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 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我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到了秦代,统一时间短,百废待兴,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汉承秦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到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此种风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袭。萧梁时,社会上已经把“乐府”从官署的名称转变而为诗体。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有《乐府》专章。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也都开辟了《乐府》专栏。其中既有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亦即凡是合过乐能够歌唱的歌诗,统统称为“乐府”。在这两类诗歌中,民间歌诗是精华所在,并且文人歌诗还是在民间歌诗的甘露滋润下萌发并壮大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民间歌诗应给以高度重视。

      北朝于战乱间隙所奉行的采诗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有的是用汉语创作,有的则为译文,虽然只有六七十首,却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由于北方各族统治者长期混战,反映战争的题材就要多些,有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苦难的,有歌颂剽悍的尚武精神的。特别是《木兰诗》,满怀激情地赞美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个传奇人物,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双璧”。汉魏六朝乐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我国诗坛的面貌。它不仅开拓出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以至律绝,都起了桥梁的作用。

      新乐府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 ,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 ,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也有古题乐府。但虽用古题,却能创新意,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汉代乐府诗的类别

      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一、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

      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
      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
      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

      二、军乐

      鼓吹曲辞: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三、民间的歌辞

      相和歌辞: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源出于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于佛老, 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

      汉代乐府诗的题材内容

      一、反映战争的痛苦

      《战城南》反映汉代人民那种惨痛的战争生活非常深刻.诗的前幅描写激战的荒凉恐怖,后幅则写平民为战争而荒废耕作, 因而发出怨言, 诚为暴露战争苦痛生活的写实诗篇。又如《东光》一篇, 反映出武帝征讨南越, 军士流露出的悲怨感情。“仓吾多腐粟, 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 早行多悲伤”,也是一篇反战的作品。

      二、反映徭役的痛苦

      《十五从军征》诗中描写一个在外面征战六十五年的军人,到了八十岁的高年, 回到家乡来, 房屋破坏不堪, 成了鸟兽的巢穴, 亲故凋零, 一无所有, 肚皮是饿了, 于是采着野谷葵草煮着作羹饭, 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 怎能吃得下去呢 出门望著天边, 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了.诗中对于那种不合理的徭役制度和人民所受的苦难, 作了无情的控诉。

      三、反映贫困

      《妇病行》描写一个贫民家庭的悲惨景象.诗中写病妇临终托孤, 丈夫对亲友哭倒, 孤儿在空舍中啼号索母的情况, 真实动人, 令人凄酸。《孤儿行》描写了孤儿受虐待的遭遇.他的兄嫂把他看成奴隶和仇人, 尽量折磨他, 必欲置之死地。

      《东门行》描写了一个穷老汉为穷困所迫, 铤而走险, 起来造反的过程。反映游子漂泊他乡、游子在外的生活艰苦, 不易还乡。是以此类羁旅之作每多慷慨激烈之音, 表现强烈的悲痛,如《饮马长城窟行》:“远道不可思, 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 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 辗转不相见”, 便是写一个妻子为了寻求好的丈夫而辗转流徙他乡的。

      四、爱情题材

      《有所思》写一个女子知道爱人有他心的时候, 恨得立刻把正要送给他的礼物摧毁了, 表示一刀两断的决心, 但是当好忆起当初定情幽会时的甜蜜生活时, 便又觉得不能一刀两断, 显出作者的痛苦矛盾。

      《上邪》抒发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 表明了生死不渝的爱情.她以火一般的热情表白: 除了山川崩竭, 天地毁灭之外, 爱情不会终止!

      《上山采靡芜》叙述一个弃妇和故夫偶然重逢时一番简短的问答。它不从正面写弃妇的悲哀, 反而写故夫的念旧, 更显出女主人家的被弃是无辜的。尽管她的劳动比人强, 颜色也不比人差, 她还是不免于被抛弃。她的不幸仅仅由于男子的喜新厌旧罢了。

      《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 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二人忠于爱情, 宁死不屈的精神。

      《鸡鸣》,《相逢行》和《长安有狭邪行》都描写当时富贵人家的奢侈享受, 黄金为门, 白玉为堂, 堂上置酒作乐, 中庭华灯煌煌, 舍后珍禽罗列。子弟人人做官, 贵者至二千石。年轻妇女无事可做, 调丝弄弦而已。《陌上桑》则叙述了一个太守侮弄一个采桑女子遭到严词斥责的故事。诗中揭露了官吏的荒淫无耻面目, 同时塑造了坚贞,勇敢,美丽的女性形象秦罗敷。

      五、人民的劳动生活

      在汉乐府中, 有不少是表现当时人民的劳动生活的。如《江南可采莲》是江南青年男女采莲时所唱的歌谣, 一面工作, 一面歌唱, 表现了乡村男女集体劳动生活的快乐, 和江南农村的美丽的自然风光。

      六、饮酒求仙、人生无常

      汉乐府诗亦有饮酒求仙的思想, 是那些受有神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如《善行哉》、《西门行》、《王子乔》等篇, 都是这类作品。至于人生无常的作品, 如《怨诗行》、《驱车上东门》, 主题都是怨叹人生无常, 鼓吹“游乐当及时”,“游心恣所欲”,宣泄颓废没落的情绪。

      汉乐府诗的语言及形式的特点与艺术特色

      1.语言朴实自然

      汉乐府民歌多用生动的口语, 亲切朴素, 叙事同抒情结合, 感情真摰动人。如《孤儿行》写孤儿受兄嫂虐待, 诗句虽参差不齐, 而情与境会, 孤儿口状心计之状, 活现笔端。诗句句式长短不一, 二至八言都有,有句式整齐的齐言诗, 也有错综参差的杂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和句法, 长短随意, 整散不拘, 灵活自由.有继承《诗经》四言体的:如《公无渡河》,《善哉行》;有杂言体的, 句法自由多变, 整散不拘:如《鼓吹曲辞》里《铙歌》中的《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二,三,四,五,六,七字也有, 变化极为自由。汉乐府还有不少完整的五言诗, 如《江南可采莲》,《孔雀东南飞》等, 比四言诗多了一个音节, 适应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 又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则数句。汉乐府民歌篇幅长短均有, 最长的如《孔雀东南飞》, 便长达三百五十馀句, 短的如《杂曲·枯鱼过河泣》只得四句;《江南可采莲》便是只有七句。

      2.押韵灵活

      汉乐府民歌的押韵自由, 灵活多变。有句句押韵的, 如《平陵东》:“平陵东, 松柏桐, 不知何人劫义公”,“心中恻, 血出漉, 归告我家卖黄犊”便是;有隔句押韵的, 如《东门行》、《燕歌行》、《梁甫吟》等;也有隔两句和三句押韵的, 如《陌上桑》的“日出东南隅”和“自名为罗敷”相隔两句押韵, 又“照我秦氏楼”和“桂枝为笼钩”更隔五句押韵。这都显出押韵的变化多端。

      3.用对话或独白形式叙事

      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

      4.浪漫主义的色彩

      汉乐府民歌虽多抒写现实, 但亦有不少作品运用了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如山洪爆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乌生》中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枯鱼过河泣》中腐臭了的鱼会哭泣, 会写信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 显示了浪漫主义的特色。

      5.排偶句

      排偶句也可以说是汉乐府在形色方面的特色, 如《陌上桑》中的:“头上倭角髻, 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 紫罗为上襦”便是。

      6.回环往复,音韵和谐

      在当日的民歌中有不少优美小诗, 如《江南可采莲》:“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此诗回环往复, 形象鲜明, 音韵和谐, 文字活泼, 正是民歌的本色。

      汉代乐府对后世的影响

      一、现实主义的发扬

      汉乐府民歌继《诗经》之后发扬了现实主义精神。如建安时曹操父子,王粲,陈琳等以描写社会乱离疾苦为内容的诗篇, 正是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精神。它们多用乐府旧题, 运用叙事的方法和通俗的语言, 在形式上也见出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唐代杜甫虽不用乐府旧题而“因事立题”, 诗的精神和体制实与汉乐府民歌一脉相承, 直接受到乐府民歌的影响。白居易,元稹效发杜甫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 而且提出“诗歌合为时而作”的口号, 也正是汉乐府“缘事而发”的传统。

      二、语言通俗朴素,风格清新

      汉乐府诗的风格多样, 有清新明朗, 有深情婉转, 也有慷慨悲歌, 但都统率于质朴自然的风格下。所谓质朴自然, 表现在诗歌语言上, 矢口成言, 绝无文饰, 故浑朴真挚, 独擅古今。后世诗人多受汉乐府的影响。

      三、奠定五言诗的基础

      汉乐府以五言和杂诗为主。杂言诗于建安之后大盛,曹操,曹丕,李白等杂言诗莫不源于乐府民歌。乐府对五言诗的影响更大, 东汉时摹仿者甚多, 至建安已出现“五言腾踊”的局面, 取代《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 而成为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歌行体的影响

      乐府诗歌体裁对后世的歌行体的形成亦有影响。六朝诗人鲍照的五言和杂言乐府都是杰出的, 唐代李白的乐府歌行更是空前, 它们在艺术形式上所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用对话、独白形式叙事。汉乐府诗巧妙地熔铸对话刻划人物, 声情毕肖, 使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如《上山采蘼芜》甚至几乎全由弃妇同故夫的问答构成, 表现出妻子的善良性格。也有全篇采用独白的, 如《孤儿行》中用独白写出孤儿所受的痛苦。这些手法, 对后世诗歌的修辞手法亦有启发。



      初唐四杰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旧唐书·杨炯传》说:“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旧唐书·杨炯传》记张说与崔融对杨炯自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的评论,《旧唐书·裴行俭传》说他们“并以文章见称”等,所说皆指文。《朝野佥载》卷六记“世称王杨卢骆”后,即论杨炯、骆宾王之“文”为“点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证为一文一诗,则四杰齐名亦兼指诗文。后遂主要用以评其诗。杜甫《戏为六绝句》有“王杨卢骆当时体”句,一般即认为指他们的诗歌而言;但也有认为指文,如清代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谓“此首论四六”;或认为兼指诗文,如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论此首时,举赋、檄、诗等为例。

      四杰名次,亦记载不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说,唐开国后“复有王杨卢骆”,并以此次序论列诸人,为现所知最早的材料。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称:“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为首。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一本作“杨王卢骆”;《旧唐书·裴行俭传》亦以杨王卢骆为序。

      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王勃明确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得到卢照邻等人的支持(杨炯《王勃集序》)。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初唐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他们的诗歌,从宫廷走向人生,题材较为广泛,风格也较清俊。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
      代表作品如: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五律)名文《滕王阁序》著有《王子安集》
      杨炯 《从军行》。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 〈在狱咏蝉》另有著名的《讨武檄》作品集为《临海集》。

      从唐高宗到武后初年,中国诗坛上出现了四颗光辉闪耀的新星------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类似的人生经历,杰出的创作才华,功力近似的诗文创作,令四位新星的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被人称做“四杰”或者“四才子”,文学史上称他们为“初唐四杰”。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乐府诗 ,汉代乐府诗 ,,定义 ,,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 演奏新的歌舞外, 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 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亦可以观风俗, 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 除为考察民隐外, 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 以供娱乐.六朝时, 乐府乃由机关的名称变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的名称。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它曾大放异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负责制谱度曲,训练乐工,采辑诗歌民谣,以供朝廷祭祀宴享时演唱,并可以观察风土人情,考见政治得失。我国的采诗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夏书·胤征》已有采诗的记录。流传至今的《诗经》,当初就要算是一部官方颁布并为社会认可的标准选本。春秋以后,礼崩乐坏,征战不休,采诗制度无法贯彻。到了秦代,统一时间短,百废待兴,虽然已有乐府官署之名,但仍然没有采诗之实。汉承秦制,经济凋敝,乐府机关也只能习常肄旧,无所增更,勉强维持而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变得大为雄厚,乃扩大乐府的规模,采诗夜诵。到东汉,采诗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光武帝曾“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则派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此种风尚,在南北朝皆相沿袭。萧梁时,社会上已经把“乐府”从官署的名称转变而为诗体。刘勰《文心雕龙》于《明诗》之外,另有《乐府》专章。昭明《文选》、徐陵《玉台新咏》也都开辟了《乐府》专栏。其中既有文人诗歌,又有民间歌诗,亦即凡是合过乐能够歌唱的歌诗,统统称为“乐府”。在这两类诗歌中,民间歌诗是精华所在,并且文人歌诗还是在民间歌诗的甘露滋润下萌发并壮大起来的,所以我们对民间歌诗应给以高度重视。 ,,北朝于战乱间隙所奉行的采诗制度,与两汉一脉相承。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的北朝乐府民歌,有的是用汉语创作,有的则为译文,虽然只有六七十首,却内容深刻,题材广泛,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富有与南方大相异趣的粗犷豪放的气概,呈现出另外一种风情民俗的画卷。由于北方各族统治者长期混战,反映战争的题材就要多些,有描写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苦难的,有歌颂剽悍的尚武精神的。特别是《木兰诗》,满怀激情地赞美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是个传奇人物,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双璧”。汉魏六朝乐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支奇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直接影响了我国诗坛的面貌。它不仅开拓出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以至律绝,都起了桥梁的作用。 ,,新乐府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初唐乐府诗 ,多袭用乐府旧题,但已有少数另立新题。这类新题乐府,至杜甫而大有发展,“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都有新题乐府之作。他们可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走向衰落。至贞元、元和年间,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一些有识之士对现实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希望革除弊端,中兴王朝。反映在文坛上,便出现了韩愈 、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 ,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20首(今佚)送给元稹。元稹和作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12首。后来白居易又作《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新乐府”的名称。这样,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拉开序幕。作为诗歌运动,新乐府的创作并不限于写新题乐府,也有古题乐府。但虽用古题,却能创新意,体现了诗歌革新的方向。 ,,新乐府运动的基本宗旨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汉代乐府诗的类别 ,,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一、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 ,,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 ,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 ,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 ,,二、军乐 ,,鼓吹曲辞: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 ,横吹曲辞: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 ,,三、民间的歌辞 ,,相和歌辞: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 ,清商曲辞:源出于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 ,杂曲歌辞: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于佛老, 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 ,,汉代乐府诗的题材内容 ,,一、反映战争的痛苦 ,,《战城南》反映汉代人民那种惨痛的战争生活非常深刻.诗的前幅描写激战的荒凉恐怖,后幅则写平民为战争而荒废耕作, 因而发出怨言, 诚为暴露战争苦痛生活的写实诗篇。又如《东光》一篇, 反映出武帝征讨南越, 军士流露出的悲怨感情。“仓吾多腐粟, 无益诸军粮.诸军游荡子, 早行多悲伤”,也是一篇反战的作品。 ,,二、反映徭役的痛苦 ,,《十五从军征》诗中描写一个在外面征战六十五年的军人,到了八十岁的高年, 回到家乡来, 房屋破坏不堪, 成了鸟兽的巢穴, 亲故凋零, 一无所有, 肚皮是饿了, 于是采着野谷葵草煮着作羹饭, 但是在这种情景之下, 怎能吃得下去呢 出门望著天边, 眼泪不住地流下来了.诗中对于那种不合理的徭役制度和人民所受的苦难, 作了无情的控诉。 ,,三、反映贫困 ,,《妇病行》描写一个贫民家庭的悲惨景象.诗中写病妇临终托孤, 丈夫对亲友哭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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