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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只有同情才能让我们维持自由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你认为让-雅克·卢梭怎样都行，但你不能否认他就是知道怎么写东西。《社会契约论》——这篇政治论述使作者被家乡日内瓦驱逐，也为作者赢得了巴黎先贤祠的一个席位——也许不是卢梭最有意思的文本，甚至不是他意义最深远的一本。但是，正是这本书比任何其他的都更为促进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可悲的是，在使随之而来的恐怖正当化中，它也是罪魁祸首。 尽管它提出的基本思想仍然吸引着大家的兴趣，但大家很久以来已经普遍认为《社会契约论》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政治统治和立法的唯一合法形式需要完全反映全体居民的意愿，这个原则的想法似乎一厢情愿得荒谬。如此的思想和感情的一致性在一个家庭里都极少发生，遑论在一个国家的全体居民中。 但是，读者总是不断地回顾开头的那句话，它就像巫师的弹珠球一样在读者头脑中磕磕碰碰，不断得分、连线。这句话本身修辞上的力量无边无际。事实上，它的力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许多人都质疑，这句话也许实际上什么意义都没有。 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是在我读《社会契约论》的很久以前。那是在《独立报》(the Independent)杰出的原创的周六杂志副刊上末尾的“英雄与恶人”(Heroes and Villains)专栏里奥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起来都是上世纪80年代了。 卢梭就是奥布莱恩眼中的恶人。《社会契约论》开头的论述，在他看来，和这个相似的思想相比没有更多的含义了：“羊是生而食肉的，但却无往不在吃草。”人并不是生而自由的——他的论证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却是被人为创造的保护人类权利的制度体系解放的。 我渐渐地意识到，这件事有趣的一点就在于，卢梭也许会同意他。不是关于的羊的那部分，而是这个事实：正是人类的制度体系解放了人类。因为仅仅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契约论》的著名命题——限制人类自由的枷锁源于不民主的统治形式，建立的法律既不是人们想要的，也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是前瞻的。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它回顾了卢梭的前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卢梭视这本书为《社会契约论》论证的基础(事实上也是他所有作品的基础)。 正是在这本书里卢梭第一次提出了随后被广泛误解的概念——高贵的野蛮人。现代人是从一种动物状态演化而来的——这种原型达尔文思想当然对同时代的读者产生了深深的震撼，但远远比不上如下的想法震撼：自然状态的野蛮人本质上是一种比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快乐、更少堕落的造物。 自然状态的人，就像动物一样，和他的欲望是匹配的——即是说，他对并不需要的东西没有欲望，换言之，对没有欲望的东西他也不需要。换句话说，他对周围世界的感知严格地适应于满足他对生存和繁衍的需求，而并没有被当今社会专门经营的欲望所奴役：那些物件和配备的价值仅在于它们能让别人在某种意义上看见我们。卢梭提出，现代人是分裂的主体性(a divided subjectivity)的受害者。他们散布着无序和不快，却深信自己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动。 这里的关键是，自然状态下的人缺乏个性化(individuation)，从而也无法把他自己的个人需求从他的共同体里区分出来。然而，他拥有的东西是卢梭所谓的“完善性”(perfectibilité)——后来的达尔文称之为适应变化的能力。正是通过这进化过程，人类意识变得个性化，其欲望也超越了他被赋予的范围。 只有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才能恰当地说人类成为一种道德自由(morally free)的存在(相比我们现在，这在卢梭的时代更重要)。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人类堕落了——人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优先，与共同体利益相悖，把欲望理解为那些他仅需要来增强自身力量以凌驾他人之上的东西。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个论述于是乎只是部分有关政治。更深一层来说，这是一个对人类的概念(与动物不同)很基础的两分法(dichotomy)的论述：人类基本自由的硬币的另一面，正是人类的奴役。换言之，人是自由的，正是因为他易受奴役影响。对卢梭而言，维持硬币两面之间的关系，不让奴役完全掌控局势(尽管他很可能认为现在已经太晚了)的东西，是我们自然状态的残留物：最重要的人类本性——同情或怜悯。 《社会契约论》的基本思想是建立这样的政治制度：让同情法则为立法提供基础。虽然在现实政治实施中结果是灾难性的，但这仍然是个美丽的想法，我们理应给予注意，而非仅仅做做表面文章(lip service)。我们应该优待能发展同情的互动形式(比如卢梭的最爱，音乐)——这个思想仍然很到位(spot on)。撇开其他不谈(if nothing else)，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先见也值得尊敬。而且，羊并非生而食肉，然而人——至少在我们还敢说出来的时候——是生而自由的。 参考：《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何兆武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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