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养生诠论》连载7（三）“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的自然死亡观 生态养生追求健康的同时也应正确面对死亡。不同的思想面对死亡的态度不同。有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安乐死”已经在法律上予以承认，但是多数国家尚存在很大的异议。《黄帝内经》追求健康死亡，天年不病的自然死亡观，以一种自然平和的心态正视而非回避死亡。《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灵枢·天年》曰“人之寿百岁而死……使道隧以长，基墙高以方，通调营卫，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满，百岁乃得终。” 《黄帝内经》指出一生中在不同阶段人体的生理机能状态不同，养生保健、治疗疾病的方法也不尽相同。《灵枢·天年》曰：“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故好步；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荥货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故好坐；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虽然由于先天禀赋不同，人的个体差异很大，正如《灵枢·寿夭刚柔》所说“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柔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但是长寿之人均有其共同特征。《灵枢·天年》曰“五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解利，皮肤致密，营卫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气以度行，六腑化谷，津液布扬，各如其常，故能长久。” 人有天年，但是不注重养生保健是很难享有天年的。《灵枢·天年》曰“人之夭寿各不同，或夭，或寿，或卒死，或病久”。是寿是夭，取决于人的神与气： “气质盛衰，以至其死”，“人之始生……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 （四）“阴平阳秘，精神乃至”的平衡健康观 生态养生在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推崇劳作适度、中庸至上、阴阳平衡的平衡健康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意思是阴阳是天地之道，也是一切事物的纲领，万事万物均离不开阴阳，是生死的根本，是神明之府。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辨证施治都不能脱离阴阳，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求得平衡。生态养生的平衡观贯穿始终。 1．“生病起于过用”，“反常则灾害至矣”的动态平衡观 《黄帝内经》强调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同时，无论任何劳作、起居以及喜怒哀乐均应适度，过则百病生。《素问·宣明五气》“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素问·经脉别论》曰“春夏秋冬，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 自然界四时气候变化，是一切生物生长化收藏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常情况下并不导致人体生病。人体本身具有一定的适应外界环境变化而保持正常生理功能的能力，但是此种能力有一定的限度，如果气候变化过于急剧，超过了人体所承受的限度，或者由于人体的调节机能失衡，不能对外界变化做出适当的调节时，就会发生疾病。《灵枢·四时气》“四时之气，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素问·六微旨大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字，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远近，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灵枢·百病始生》“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 在四时气候变化过程中，每一个季节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对人体的影响也不同，因此经常发生时令性季节性的疾病。“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 2．“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正邪平衡观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疾病的产生既与人体内在的阴阳平衡有关，即“阴平阳秘，精神乃至”，也与外邪侵袭机体有关；把导致人体适应自然变化的能力下降并使之发病的因素称之为“邪”，属“阴”；把人体的调节机能和抗病能力称之为“正”，属“阳”。疾病发生与否，是正邪阴阳双方势力消长的过程，如果正气充沛，能抵御邪气，就不会发病。反之，邪气过盛，正不胜邪，就将发病。正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出发，机体免疫能力强盛，即使气候突然变化也不易得病，反之，机体虚弱，抵抗力低下则气候略有变化就可能发病。 3．“调和五味”，“饮食有节”的营养平衡观 饮食是人类获取营养和能量，维持机体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饮食失衡与各种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灵枢·五味》曰“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明确强调了饮食的重要性，饥而不食，渴而不饮，则机体得不到充足的水谷营养的补充，久之会导致气血减少而生病。反之，饮食过量，或者偏嗜五味，也会发生种种疾病。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 （五）“道法自然”、“天人相应”的自然治愈观 生态养生注重顺应自然规律，标本兼治，重在“治人”，通过调整机体的整体状态，调动人体自主抵御疾病的能力，战胜病邪的侵袭，达到疾病康复的目的，即所谓自然治愈观。 1．现代医学的局限性 （1）注重疾病本身的治疗，缺乏系统的健康综合管理：众多医学派别和体系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发展战略，即防治结合。但是现代医学过于相信药物的作用，而对于人体自身的自我康复能力重视不够，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过分强调治疗疾病的症状和体征，注重疾病本身，而忽视人的整体性，把系统复杂的人体完全等同于僵死的机械，把治病当成了修机器。临床上经常出现患者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挂上的号，而医生仅仅用几分钟就“诊治”完毕。对于患者除疾病外自身的身心健康、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因素，却根本不予理会，对疾病的康复、预后以及注意事项等也不予指导和解释……众多因素综合影响疾病治疗效果。 大部分西医人士认为，疾病是由某些生物的、化学的、物理的致病因子对人体造成的物质结构、功能代谢方面的损害，或人体缺乏某些必需物质所致。在现代疾病的诊断中，追求的是病因、病理、病位等微观层次的疾病的本质，治疗上致力于直接对抗，通过消除病因、纠正病理等达到治疗的目的。这种做法忽视了人体内部以及其内外环境之间整体失调的病理状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病不看人”。 （2）重治疗轻预防：据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发布了《中国慢性病报告》以及《预防慢性病——一项至关重要的投资》的全球报告显示，慢性病正在严重威胁全世界人民的健康与生命，慢性病危害80%发生在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居民的健康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报告称，2005年中国慢性病死亡人数高达750万，每12秒钟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夺去生命；每21秒就有一人死于脑中风。而脑中风的高致残率，要超过癌症、心脏病等任何疾病的危害。我国在世的脑中风患者有700万，其中四分之三都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重度致残者约占40%以上。患者一旦得病，或肢体活动受限，或瘫痪在床，甚者生命不保。不但病人感到痛苦，而且家属也无法逃避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痛苦难当；社会负担同样沉重，目前我国每年脑中风患者的医疗费用已高达人民币300亿元以上。 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慢性病已经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死因。未来10年，全世界慢性病死亡人数还将增长17%。而在中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将增长19%，其中糖尿病死亡人数甚至可能增长50%，成为“定时炸弹”。更为可怕的是，我国有1.6亿高血压患者，血脂异常者高达20%；城市居民7～17岁的儿童有20%超重；我国有4000多万糖尿病患者，18岁以上的城市居民中18%患有糖尿病；36岁以上的人群中，心脑血管病患者已高达16%，这是一个十分可怕、令人震惊的数字！ 据WHO的资料显示，慢性病的发生60%以上与生活方式有关，只要坚持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获得60%以上的健康，而我国目前的医疗状态仍然是注重治疗，忽视预防，在医疗设施上的建设和资金投入较大，而用于预防的人力物力明显不足，致使慢性病大有继续恶化的趋势。生态养生就是在情志、饮食、运动、起居、四季等不同角度，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期实现控制或减少慢性病发生的目的。 现代医学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医疗机构以治疗为主，忽视了预防的重要性。其实，医学存在的目的在于对疾病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应是先有疾病的存在，而后有医学技术和医学科学。但是医学并非仅仅局限于有病治病，更为重要的是如何不得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不治已病治未病”。该理论站在理性思维的高度，跳出了有病治病对抗性思维的局限性，强调将疾病预防于未萌之先。《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又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尤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八正神明论》曰“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败之也。”是说高明的医生并不局限于治疗已经发生的疾病，更应着眼于人体内外环境之间关系的协调与调理，使其不产生病证，即保持“平人”的状态。这种思想经过不断地完善和发展，到了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论诊候》提出“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大医学观点，即将人类社会、人（包括人群）以及人体所患的疾病都纳入医学研究的视野，充分展现了跳出医学来认识医学的勇气和智慧。 （3）抗生素的滥用：随着抗生素等化学药物的饱和与超饱和，现代医学的弊端和致命缺陷，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了。抗生素的滥用破坏了菌群间的平衡，催生了具有超级抗性的抗药菌株。1981年，马克·拉普在《不死的细菌》书中说：“过去微生物导致的人类的疾病只有10%，而现在能导致的疾病已达20%～30%，我们已用抗生素改变了整个自然界的面貌。”完全依靠药物力量抗病的医学方法，是一种错误的方法，其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支撑现代医学大厦的抗生素及其他化学药物，在消灭病原物的同时，也损害着机体本身，破坏人体内环境的平衡。 第二，由生物抗性所决定，人体和病原物都会产生抗药性，抗药性随着药物的不断使用而逐渐增强，这就给药物研制和临床医学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三，对于病原微生物的抗药性的认识，换句话说，也就是病原微生物生存斗争的潜力被抗生素等化学药物调动出来了，所以，使用抗生素等化学药物治病，无异于饮鸩止渴，锤炼病菌的适应能力。 第四，依靠药物抗病，忽视对人体天然抗病能力的调整和自然治愈率的提高，会导致人体抗病能力的退化和细菌等致病因子的进化，使整个人类物种质量下降和衰败。 2．生态养生注重调整和调动机体潜能以及自然治愈和康复能力 人类只是一个生物进化相对完善的机体，当今人类医学面临的危机，主要是重视社会发展忽略了生态文明，副作用大大超过了人类机体的适应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健康造成毁灭性打击。我们人体都有自保功能和自然治愈力。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最和谐的存在，他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东西，仅凭自己就能够达到和谐，这就是人体的本性。生态养生强调治病推崇“三分治七分养”，多养元气少吃药。如果元气没有了，再好的药也不起作用。养元气就是好好地修正自己，好好地改变习惯，疾病就能去掉大半。 现代医学基本上是用药物等治疗手段代替了人的自愈力。稍有不适就马上大量服药，导致了很多不良后果；婴幼儿有点儿低烧，到了医院就打点滴，先锋霉素、阿奇霉素等抗菌素大量使用，破坏了孩子的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态系统等，下次再感冒这类药物就不太奏效了。整个社会在治病方面似乎都在鼓励吃药，滥用药物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出现由药物依赖而造成的精神疾患。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药物治疗在诸多因素中对健康的维护作用只占了8％，而身体自我康复能力对人体健康的贡献却高达60%。生态养生就是最大限度的培植、养护、调动机体的自然治愈能力，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以期实现少得病、不得病以及有点儿小病自身康复痊愈。 （六）顺应自然，“恬淡虚无、精神内守”，“志闲而少欲”的养生观 顺应自然是《黄帝内经》养生之本。《黄帝内经》依据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天人合一学说，提出顺应环境四时变化、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和于术数、修养情志等许多养生方法。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一州之气，生化寿夭不同……高者其气寿，下者其气夭，地之小大异也，小者小异，大者大异。”说明地理环境对人的生化寿夭有着重要的影响。《素问·宜法方异论》则进一步指出，因地理位置的差异而形成人不同的体质，并相应地导致一些易发疾病。因此，一个好的居住生活环境，对养生防病、延年益寿有重要意义。 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与疾病关系密切。“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论述，详细论述了天气变化的规律，以及这些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等。根据一年四季春温、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以及生物与之相应的春生、夏长、长夏化、秋收、冬藏的生长规律，提出了人应根据四季变化养生的理论：“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灵枢·本神》也云“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指出人们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一定要顺应四时气候的变化，合理调整自己的养生方法，方能保持机体健康而不得病或者少得病。 个人的情志养生、精神修养重在豁达。《素问·上古天真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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